（本文作为头条文章的补充信息，介绍高纪凡是如何在光伏行业里发展起来的。）
1964年腊月隆冬时节，家住常州市武进区小新桥镇的高家人生下一个男孩。按照家族辈分排行“纪”字辈，父母为其取名“凡”字，这便是高纪凡。
这里先为不了解江苏的朋友们介绍一下常州——位于江苏南部，与苏州、无锡合称“苏南”，是江苏最富庶的地区。
2024年，全省13个市中，常州GDP为10813.59亿元，位列第5，东哥的老家宿迁GDP为4801.85亿元，位列第12。小天是南京人。
女演员高叶也是常州人，她在《南京照相馆》饰演林毓秀，大部分台词就是用常州话演绎的。
高纪凡的父母对于孩子读书非常支持，经常把省吃俭用下来的钱给孩子们买课本和课外书籍。
高纪凡勤学好问，各门成绩都是班内标杆，尤其是化学、物理两科成绩最好。在某次化学考试中，同学们惊呼题目难度过大，很多人都是三四十分，考到60分过及格线的就没几个，可高纪凡居然考了90多分。
爱读书、爱学习的特点，让高纪凡脱颖而出。1981年考上了南京大学化学系高分子物理专业。大学读书时高纪凡喜欢问“为什么”，有一次老师就建议他找吉林大学的唐敖庆院士请教。本科毕业后，高纪凡在1985年9月成功被吉林大学理论化学研究所录取。
唐敖庆是江苏宜兴人，我国知名的物理化学家，中国现代理论化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被誉为“中国量子化学之父”。1940年，唐敖庆先生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1949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唐敖庆先生专长物理化学和高分子物理化学，特别是量子化学。他有关分子内旋转、高分子化学反应统计理论、配位场理论、分子轨道图形理论及分子轨道对称守恒原理等的研究成果，受到了国家奖励。1978年至1986年，唐敖庆先生就任吉林大学校长，主持和领导学校的全面工作。
1986年夏天暑假，高纪凡与老师们一起前往南方调研。
在改革之风渐次吹来的南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启蒙已经萌芽，但是囿于体制局限，想要做一点科学转换并不容易。大部分企业的员工学历都很低，企业主们渴望技术人才，高学历的人却都去了政府、国企。科研与产业的结合极为不易。
转化无门，高纪凡只好回学校继续做他的科学家之梦。
但是，市场激荡下的商业大潮，已经在高纪凡心里冲开了一道细缝。
回到吉林后，高纪凡与企业并没有断了联系。厂长们向他求援，希望他能采购一批急需的化工原料，如聚乙烯、聚丙烯等。
在20世纪80年代的价格双轨制时期，原料供应对于私营企业而言，是难解之题。谁要有关系能搞到计划指标，立刻就能赚取大笔利润。但是，对于高纪凡这样一个年轻的在校学生，又怎么能有这样的神通呢？
高纪凡买来红纸，在吉林大学理化楼大楼前贴了一大张海报，说明需要原材料，如果有谁能搞到请支持，每吨将给予300元钱的奖励。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做法。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第三天，就有人来说可以搞到货。
高纪凡获得了30吨的原料批条，然而，当高纪凡拿着批条去提货时，新的难题又出现了。工厂只负责供货，不负责发货。需要自己找车皮把这30吨原料运回南方。高纪凡始终没有找到门路弄到车皮，只好先买了火车票回老家过年。
长春到南方老家的列车需行驶36个小时，在这枯燥无聊的行程中，他认识了一位三十几岁的大哥，正好是原济南军区后勤部某地工厂管物资采购的主任，巧的是，这位大哥管理的部门有专业车皮！两人一谈，立刻一拍即合。
就这样，在机缘巧合中一笔“大生意”就做成了，30吨原料顺利运到南方，高纪凡将获得的大部分收入分给合作伙伴后，依然赚到大约3万元。
这是他初试商海收获的第一桶金，是日后走上创业之路的原始起点。
1987年的暑假，他和两个研究生同学做了一次社会考察，一路向南到了深圳，这一路的见闻让他大开眼界。同行中有个同班同学叫吴兵，日后成了高纪凡一同创业的合作伙伴，再后来事业也非常成功，2011年任德国汉高集团副总裁，成为汉高公司全球职位最高的中国人。
这一路穿州过府，三个年轻人对他们生活了二十余年的这个国家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从象牙塔走向社会大舞台，以往深藏心中的虚幻理想开始变得清晰可辨。
时代的洪流正在改变中国，这是历史的巨变，更是时代给予当时年轻人的馈赠。这让他们有机会在时代的洪流中顺势而下，去往更广阔的天地，去成就一番大事业。
这样的大机遇，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也不是谁都能碰到的。幸运的是，高纪凡碰到了，并且还伸手抓住了它。
1988年夏天，高纪凡研究生毕业。对这个得意门生钟爱有加的唐敖庆先生，更为他争取到了去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读博的机会。原本打算投身量子化学领域研究的高纪凡，放弃了去美国读博士的机会。因为在他看来，中国不缺写书做学问的人，缺的是把知识转化成财富的企业家。
多年以后的2025年，高纪凡受聘出任吉林大学校友会第四届理事会副会长。
就在同一年，与他同为江苏人，后来有 “中国光伏教父” 之称的施正荣，被公派到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留学。冥冥之中，岁月也许是有着宿命一般的安排，多年后，施正荣和高纪凡都先后成为中国光伏领军人物，而在故事的起点，他们的选择却截然不同。
1988年秋天，高纪凡入职了常州的一个公司，短暂待了几个月后，他南下广东顺德，担任顺德大良清洗剂厂副厂长。
1992年，高纪凡回到家乡常州创业，创办了武进协和精细化工厂。
1995年，他偶然发现氟碳铝板幕墙的商机，斥资600万元从日本引进生产线，接连拿下了华彬国际大厦、南京国税大楼、人民日报编辑大楼等项目工程。
1997年，高纪凡迎来了事业重要的转折点。
12月，国际组织在日本京都召开《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克林顿也推出了“百万屋顶光伏计划”。
受到启发的高纪凡判断，以光伏为代表的清洁能源产业势必大有可为。
正因如此，高纪凡随即和同为南京大学校友的弟弟高纪庆创立常州天合光能有限公司，寓意着“天人合一”，从事太阳能应用技术的研发制造。
高纪庆出生于1968年，南京大学硕士毕业。目前为天合副总经理。
而在当时，光伏产业在我国刚刚起步，接近一片空白。
先来科普一下光伏产业。
光伏（photovoltaic），即光伏发电系统，是利用半导体材料的光伏效应，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的一种发电系统。光伏发电系统的来源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太阳能，光伏发电过程不污染环境，是一种清洁、安全的能源。
有人可能会问，那家里的太阳能热水器是光伏吗？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太阳能热水器是通过光热转换直接利用太阳辐射加热冷水，其核心部件是集热器。而光伏技术则是通过光伏电池将太阳光转化为电能，通常用于发电或为电器设备供电。
中国光伏产业在政府的补贴政策下发展迅猛，通过技术攻关，中国光伏成为世界光伏市场上的重要力量。
1999年，在常州高新区管委会的支持下，天合光能入驻了常州高新区创业中心，开启了发展新阶段。
天合光能也迎来了最初的发展机遇。
为了尽快结束四川、贵州、新疆、西藏等省区一些边远地区无电的历史，国家启动了“光明工程”，通过开发利用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为改变当地贫困落后的面貌提供条件。天合光能作为进入“光明工程”的首家民营企业，中标承建西藏昌都地区40座光伏电站。
历尽千辛万苦，光伏电站建成通电的那一刻，给高纪凡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
左二为高纪凡。
2006年，天合光能登陆纽交所，成为常州市首家在美国纽交所上市的民企。
天合光能在纽交所上市，中间者为高纪凡。
而前一年，2005年12月，同为光伏企业的无锡尚德成为第一家在纽交所公开上市的中国民营企业，还被华尔街称作“光伏界的微软”。
前面提过的创始人施正荣以150亿身价超越黄光裕登顶中国首富。
但创业并非一帆风顺。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带来了第一次寒冬，光伏市场需求急剧下滑，而前几年在各路资金和政策刺激下中国国内涌现了上百家光伏企业，一哄而上造成严重的产能过剩。
2006年当时多晶硅价格高、供不应求，施正荣拍板签下惊人的长单：他与美国MEMC公司签订了一份长达10年、价值高达60亿美元的多晶硅采购合同。这笔锁定高价原料的豪赌很快证明失策，随着后来多晶硅严重过剩、价格暴跌，尚德在2011年被迫支付2.12亿美元高额违约金取消该协议。
而天合光能为什么可以躲过一劫呢？靠的是高纪凡敏锐洞察风险，知进知退。
天合光能此前已规划投资10亿美元在连云港建设万吨级多晶硅项目，还计划与美国 GTSolar 签订3亿美元设备采购合同。
但董事长高纪凡在美国考察时，发现全球多晶硅规划产能远超市场需求，预判会出现严重过剩。尽管该项目已举行隆重签约仪式，放弃会造成损失，他仍在深思熟虑后决定终止项目。
2008年4月，天合光能正式对外宣布终止该多晶硅项目及相关设备供应合同，虽损失前期开支1000多万元，却成功规避了后续行业产能过剩带来的致命打击。
高纪凡曾回忆，当时的订单基本上全部停止、取消，很多应收账款几乎归零。但他认为这是短期影响，所以依旧和客户保持着良好关系，也得以平稳度过了行业寒冬，在一年之后扭转势头。
2009年6月19日，江苏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发展改革委《江苏省光伏发电推进意见》（苏政办发〔2009〕85 号），这一文件针对性解决了当时产业发展的核心痛点，从项目配额、电价补贴、市场拓展等多方面给予企业精准扶持。
文件里专门提到了几家龙头光伏企业，就有天合光能和无锡尚德。
然而没过多久，第二次寒冬出现。
从2011年开始，美国和欧盟针对中国光伏企业发起“双反”调查（反倾销、反补贴），对中国制造的太阳能组件征收惩罚性关税，仅2012年中国光伏企业就倒下了超过100家。
无锡尚德遭受毁灭性的重创，股价跌至1美元。施正荣辞任无锡尚德董事长。个人财富也随之灰飞烟灭，曾经约186亿元的身家迅速归零。
无锡尚德正式发布《尚德电力关于无锡尚德破产重整的声明》，牵涉50多家债权人，涉及金额高达170亿元。从在纽交所上市到破产重整，不过才8年时间。
天合光能当时同样深陷亏损之中，用高纪凡的话来说，“每天由于库存产生的损失是150万元，睡一觉，150万就没了。”
他曾在腾讯的《一问》对话节目中坦言，当时压力大的有时候都睡不着，因为确实天天在亏损。“我跟同事开玩笑说，我们的使命是用太阳能造福全人类，现在才刚刚开始我们就阵亡了，那怎么造福全人类呢？所以，我们得活下去。”
最终，天合光能还是成功挺了过来，并在 2014 年成为光伏组件出口量全球第一。
2017年从纽交所退市后，天合光能先进行了一系列资产重组，整合境内外相关业务和资产，还引入了兴银资本等新股东，完成了从中外合资企业到内资企业的变更。
“531新政”无疑是光伏企业的第三次寒冬。
2018年5月31日，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的《关于2018年光伏发电有关事项的通知》，该政策因管控光伏建设规模、下调补贴力度，被业内称为 “史上最严厉光伏政策”，给光伏行业带来巨大冲击，同时也倒逼行业向高质量、无补贴的方向转型。
此前两年，在补贴刺激下，下游盛况再次出现，下游电站利润远超上游制造端。当同行纷纷杀入光伏电站时，高纪凡再一次踩下刹车，要求天合光能下游光伏电站项目目标从750-850MW下调到400-500MW。他还不断提醒同行，要重视电站的收益、价值，而非规模及其背后的补贴。
正是这样的预判力和决断力，让天合光能在这场光伏的马拉松中坚持下来。2020年6月，天合光能成功挂牌科创板，市值一度达到1013亿元，成为常州又一家千亿市值公司。
天合光能三大业务为光伏产品、光伏系统和智慧能源。
2022年，高纪凡以510亿元人民币的身家坐上“常州首富”宝座。
2023-2025年，高纪凡作为全国人大代表跟随江苏代表团三次进京参会。
2024年，更是有了直接向领导人汇报的机会。
除了全国性的政治舞台，高纪凡在老家江苏也展现出强劲的影响力。
他先后于2017年、2022年两次当选民建江苏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同时还是民建中央常委、民建中央企业委员会主任。
他频繁与多地党政部门互动，仅2025年初两天内，就先后与扬州、盐城、淮安、宿迁四地的党政一把手会见交流，而这四座城市均有天合光能的业务布局，此类互动既推动了企业项目落地，也助力长三角区域新能源产业协同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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