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廖天琪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博士候选人
责编：李婷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教授
喜欢追剧的朋友们有没有发现，最近十年的国产家庭剧中关于二胎的情节越来越多了？从计划二胎、怀二胎、生二胎，到二胎出生后如何平衡二宝家庭等，各个角度都有剧演过。我们都追过的2019年播出的《小欢喜》里，就有海清饰演的童文洁在家里两个孩子高考临近的时候意外怀二胎，最后大结局从产房坐着轮椅去学校门口的剧情：
图片来自电视剧《小欢喜》
再到2021年播出的续集《小舍得》当中，也有华妃蒋欣饰演的田雨岚面对丈夫和父母的游说，依然因为不愿意放弃职业发展而拒绝生二胎的戏码：
图片来自电视剧《小舍得》
去年爆火的《玫瑰的故事》里，好想知道北京到底有谁在的方协文也想让玫瑰生二胎：
图片来自电视剧《玫瑰的故事》
最近播完的《四喜》更是一个大型生育宣传片，这一世被二胎反复套牢的华妃娘娘许知夏又被催生了，只是对象换成了《一年一度喜剧大赛》里面的马旭东：
图片来自电视剧《四喜》
有没有发现，这四个例子中，有三个都是丈夫想要二胎，觉得生二胎好处多于坏处，但妻子却不想要，觉得代价太大。如果影视作品取材自社会情绪的话，是不是说明二胎意愿和政策效果在男女之间都有着很大的差异呢？如果我们从人口学研究的视角去找答案，会发现什么？
自2016年二孩政策全面放开后，相关人口学文献大多聚焦于评估其对提升生育水平的实证效果。这些实证研究似乎指向了一个共识：全面二孩政策对生育率回升的拉动作用并不显著。然而，一个国家的生育政策除了直接影响生育行为之外，还会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涟漪效应，间接影响着婚姻、教育、文化观念等。现有研究中却极少有关注二孩政策对这些其他方面的影响。
为了弥补这方面的研究空缺，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Yuying Tong教授和复旦大学的Bingdao Zheng教授在人口学顶刊Demography发表了题为“Policy-induced fertility suppression and marital satisfaction: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in China"的论文。这项研究关注二胎政策对中国的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及其性别差异。
人口政策、生育抑制与婚姻满意度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从1970年代初期开始实施，提倡晚婚晚育、减少生育数量、延长生育间隔。到了1980年代，国家开始采取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一对夫妻只能生育一个孩子，但少数情况下允许放宽。例如，农村户口的夫妻如果第一胎是女孩，则允许生育第二个孩子（即，“一孩半政策”）。从2010年代开始，由于老龄化趋势愈加明显，独生子女政策出现明显松动。2014年起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即如果夫妻当中一方为独生子女，则不论首胎性别，都可生育第二个孩子。2016年，这项政策推广为“全面二胎政策”，生育二胎不再受到任何条件限制。2021年，二胎政策改为“三孩政策”，进一步鼓励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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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0年代到2016年，大部分的中国家庭处于不同程度的生育意愿抑制之下。希望有不止一个孩子的夫妻，尤其是具有“重男轻女”传统思想的家庭，往往受限于计划生育政策而无法实现其多孩生育意愿。即使是满足一孩半政策或单独二孩政策的家庭，其实际子女数也可能低于理想子女数。在严格的政策执行下，哪怕是子女不幸早逝的失独父母，也无法绕过规定生育第二个孩子。
然而，对许多东亚社会的家庭来说，“结婚生子”是同一件事，而不是两个可以相互分离的决定。中国作为儒家文化主导的社会，向来重视婚姻的繁衍后代的功能，尤其是男性子嗣在“传宗接代”这一家族使命中的角色。因此，婚姻往往被自然地理解为通向生育的制度性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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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由于非婚生育所承载的文化污名，生育也难以脱离婚姻这一制度框架而被正当化。在婚姻和生育如此高度绑定的文化框架下，政策对生育的抑制相当于降低了婚姻的实际效用。当婚姻制度无法完全实现其被赋予的理想生育目标时，人们对这一制度的满意度可能就会降低。
人口学文献表明，由健康问题导致的非自愿不育不仅会加剧夫妻关系中的紧张与冲突，还会显著增加个体的心理负担、降低家庭生活质量，从而对婚姻满意度产生负面影响。那么，由人口政策引起的非自愿生育抑制是否也对婚姻满意度有同样的影响呢？如果考虑到与健康相关的非自愿不育通常只影响人口中的一小部分，而由政策引起的非自愿生育抑制则会全面影响整个国家的人口，我们甚至有理由猜测， 后者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可能比前者更大。基于这一逻辑，当全面二孩政策解除原有生育限制后，原本具有多孩生育意愿的已婚夫妻是否会经历婚姻满意度的显著提升？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婚姻满意度的提升未必需要依赖于子女数的实际增加。即使在没有增加生育次数的情况下，仅仅是对政策放宽的主观感知、对多孩生育意愿终于得以实现的心理满足感，就可能起到提高婚姻满意度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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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假设
Tong & Zheng (2024) 针对以上的研究问题，提出了三个基于理论和以往实证经验的假设。
假设一：计划生育政策的放宽对有多孩生育意愿的夫妻的婚姻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全面二孩政策恢复了婚姻的生育效用，使原本希望养育多于一个子女、却因政策约束而无法付诸现实的夫妻，得以合法实现其理想子女数。
假设二：这一正向影响对男性比女性更为显著。
男性和女性对生育二胎所涉及的成本有不同的认知和体验。女性不仅会经历身体上的生育损伤，也往往承担着比男性更多的家务劳动和儿童照料，还可能因为其已生育二胎或有可能生育二胎而在劳动力市场上受到歧视，影响其雇佣机会和工资收入。在利弊权衡之下，女性可能认为生育二胎在现实层面的回报“得不偿失”，从而抵消了生育效用的增加对婚姻满意度的提升作用。反之，男性则更可能从婚姻关系和新增子女中获得更多的心理收益，尤其是对那些重视“传宗接代”等传统思想的男性而言。
假设三：政策放宽对婚姻满意度的提升，在生育意愿受到更大程度抑制、或者更可能具有多孩生育意愿的这两类人群当中更为显著。
从供给侧来看，生育意愿在独生子女政策下受到更大程度抑制的人群，可能在政策放宽后得到最大的心理收益。这其中包括政策执行更加严苛的省份，以及不符合“一孩半政策”、“单独二孩政策”、少数民族生育政策的家庭。
从需求侧来看，政策放宽的影响可能在那些生育多于一个子女意愿最为强烈的人群中更为显著，例如第一胎为女孩、家庭观念相对传统以及教育水平较低的家庭。
数据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利用二胎政策放宽前的最后一波调查（2014年）和政策放宽后的第一波调查（2018年）构成一个政策前后的准自然实验样本。分析样本中剔除了非中国公民、少数民族、2014调查时已生育二孩的夫妻、2018年调查中回访失败的夫妻，以及2016年二胎政策出台时妻子已超过49岁的夫妻。处理后的分析样本涵盖861对夫妻在2014年至2018年间的1687份观测数据。
研究的因变量为婚姻满意度，其测量来自问卷中的这一问题：“总体来说，你对你现在的婚姻生活有多满意？”受访者回答为1-5分，1分为非常不满意，5分为非常满意。
理想子女数是本研究的处理变量（treatment）。2014年调查问卷中有一题如下：“如果抛开政策限制，你觉得有几个孩子是最理想的？”作者把回答理想子女数大于等于2的受访者划分为实验组，理想子女数小于2的受访者则为对照组。
分析过程中纳入的控制变量包括：
个人变量：年龄、健康、受教育程度、个人年收入对数、个人每天做家务的时长（动态变量，包括2014年与2018年两波数据）
观念变量：家庭观念、性别观念（静态变量，基于2014年数据，通过因子分析处理为0至100的标准化指数）
家庭变量：婚龄、是否初婚、家庭中居住的孩子数量、家庭年收入对数、妻子家务分工比例、妻子对夫妻总收入的贡献比例、夫妻是否同住、男方父母是否同住、女方父母是否同住、是否有学龄前子女、是否有儿子、是否住在城市、夫妻任一方是否有城市户口。
研究采用的是双重分差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模型如下：
其中 β1 为作者最关注的系数，代表全面二孩政策对婚姻满意度在政策出台前后的处理效应（treatment effect）。其后的三个向量代表上述列举的个人层面控制变量、家庭层面控制变量，以及省份固定效应。
由于婚姻满意度是一个顺序变量（从1到5），这个模型实际上是一个有序多分类逻辑斯蒂回归模型（ordered logit）。
研究发现
描述性分析显示，男性的平均婚姻满意度总体高于女性；此外，具有多孩生育意愿的男性在政策出台前的婚姻满意度低于其他男性，但在政策出台后反而更高。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无论理想子女数如何，女性的婚姻满意度从2014年到2018年都略有下降，且具有多孩生育意愿的女性婚姻满意度始终低于其他女性。这一规律初步显示了男性从全面二胎政策中有更大的心理收益。
接下来，作者估计了一系列双重分差模型来比较男性和女性在政策放开前后的婚姻满意度差异。
模型1为基准模型，除了处理变量和代表政策出台前后的二分变量外，仅包含配偶的生育意愿（理想子女数是否大于等于2）和省份固定效应。模型2在此基础上加入了丈夫和妻子双方的个人层面控制变量。
模型3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家庭层面控制变量。模型4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了家庭层面控制变量。模型5在模型4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了配偶的婚姻满意度。模型6在模型5的基础上控制了观念变量和时间变量之间的交互项，以捕捉具有不同家庭和性别观念的夫妻在政策后婚姻满意度发生变化的异质性。
模型结果与描述性规律基本一致。在所有模型中，有多孩生育意愿的男性在政策出台后的婚姻满意度都显著提高了，而女性的婚姻满意度在政策出台前后则没有显著差异。在基准模型中，在控制其他因素后，有多孩生育意愿的男性在政策出台后对自己的婚姻满意度打出更高分的几率（odds，即评分更高的概率与评分一样或更低的概率之比）提高了76%。在变量控制最为精细的模型6中，这一系数达到了96%。
基于模型 6，作者估计了政策出台前后男性为婚姻满意度打出最高分（5 分）的概率差异。结果显示，在政策出台前，具有多孩生育意愿的男性为婚姻满意度打出最高分的概率比不希望生育二胎的男性低约 7%；而在政策出台后，前者打出最高分的概率则反而比后者高出约 10%。
在男性样本中，作者进一步分析了政策效应的异质性。结果显示，全面二孩政策对婚姻满意度的提升在生育限制曾更为严格、且多孩生育意愿更强的男性群体中更为显著。这些群体包括生活在超生罚款较高省份、居住在城市或拥有城市户口、此前不符合独生子女政策豁免资格的男性，以及家庭观念较为传统、教育水平较低、第一胎为女儿的男性。
学习与讨论
在研读这篇论文的过程中，小编对数据分析中的变量处理和模型构建产生了几点思考，希望能和各位读者同行、老师同学一起交流学习。
作为最优模型，模型 6 纳入了丰富的控制变量，但其中部分变量的选择与合理性似乎仍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例如，个人家务劳动时长被作为时变变量（time-varying variable）纳入模型。然而，如果打算生育二胎的家庭在政策放开后主动调整了家庭分工，那么该变量便具有了处理后变量（post-treatment variable）的特征。在因果推断的模型中，控制此类变量或许会给准确估计带来挑战。即便是为了控制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这一考量似乎也已在“家庭观念”和“性别观念”这两个变量中有所体现。在此基础上加入家务时长，可能不仅会增加变量间的相关性，也可能面临过度控制或模型冗余的风险。
其他时变变量如健康、受教育程度也存在相似的讨论点。如果生育二胎影响了部分受访者的健康状况或教育进度，那么控制这些动态变量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吸收掉影响婚姻满意度的中介路径，带来复杂的内生性。
对于另一部分控制变量，包括家庭收入、个人收入、妻子占夫妻收入比例、妻子做家务比例、居住安排、家庭中居住的孩子数量等，作者文中并未明确说明其是否为时变变量。若这些变量是基于 2018 年的观测值，则它们同样可能受到政策落地及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从而带有处理后变量的属性。此外，关于婚龄的界定，如果是随时间变化的，则可能需要考虑其与年龄之间的共线性问题。
关于家庭中孩子数量这一变量，其定义也值得进一步探讨。若该变量仅指受访者所生子女，在样本已剔除二孩家庭且绝大多数人已育的情况下（描述性统计中，该变量均值为 0.99），控制该变量的统计意义或许可以进一步阐释。若该变量包含家庭中同住的所有未成年人，则读者可能需要更多的理论视角来理解控制该变量对识别政策效应的必要性。
最后，作者在部分模型中控制了配偶的婚姻满意度，即配偶的结果变量。如果配偶的满意度同样受二孩政策影响，且夫妻间存在情绪溢出效应，那么控制这一变量可能会使模型忽略掉政策通过“夫妻互动”这一渠道对本人满意度产生的影响。
总的来说，最优模型中众多的控制变量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本研究的目标估计量（estimand）。模型 6 的系数反映的是在保持诸多因素不变时的剩余差异，但在实际解释中，这些差异可能同时交织着被阻断的中介效应、潜在的内生性因素以及处理后变量的影响，这使得主效应系数的含义变得极其微妙而复杂。
如果我们进行一次思想实验，在脑海中构建一个最能平衡模型完善性和简洁性、且不违反因果推断原则的模型，也许我们可以纳入以下变量：年龄、健康、教育、是否初婚、家庭与性别观念、居住地点与安排、城市户口、是否有儿子，以及观念变量与时间变量的交互项。这个模型所得出的目标系数应该在模型1与模型6所得出的系数，也就是76%和96%之间。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和见解，和严八一起快乐聊八卦、认真搞学术！
总结
本研究通过全面二胎政策出台所提供的自然实验，探究了婚姻满意度是否会因为对生育多孩的限制的消失而提升。结果发现，希望生育二胎的男性在政策放宽后对婚姻的满意度提高了，而女性样本中则没有观察到类似的变化。也许，生育政策放宽并不足以消弭女性在生育二胎的过程中付出的身体、心理、和社会经济成本。在不伴随生育福利制度改革、职场和家庭分工的性别平等改善的前提下，单纯的政策改变难以转化为女性婚姻满意度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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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Tong, Yuying, and Bingdao Zheng. "Policy-induced fertility suppression and marital satisfaction: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in China." Demography 61.6 (2024): 2027-2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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