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最让人羡慕的欧洲如今却先自己却要喘不过气，工厂关灯、火车晚点、福利吃紧，德国也开始被自家媒体追问：会不会走上中国的老路？当高福利遇上高成本，当舒适变成负担，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一场正在发生的现实警报。
如果你站在斯德哥尔摩凌晨空荡荡的地铁站里，看着车厢屏幕上不知疲倦闪烁的外卖折扣广告，或许会感到一阵寒意。这不仅仅是因为北欧的长夜漫漫，而是窗外那些连片黑灯的工厂大门，像一只只紧闭的眼睛，沉默地注视着这片曾经被誉为人类社会样板间的土地。
无独有偶，向南跨过波罗的海，曾经以“变态级”严谨著称的德国，那个二战时期白天铁路被炸烂晚上就能修好的坚韧国度，如今甚至连保证长途列车的一半准点率都成了奢望。
这两幅画面拼贴在一起，就不再是孤立的国别问题，而是一场席卷欧洲老牌强国的“富贵病”，当理想主义的社会契约撞上冰冷的全球经济现实，繁荣的幻象正在退潮。
曾经我们在教科书里读到的欧洲，是高福利与高效率完美共存的童话。但现在如果拿起算盘拨弄一下那些枯燥却诚实的数字，你会发现童话的封面已经被撕裂。无论是莱茵河畔还是维京人的故乡，一场关于能源、制度与人性的危机正在潜滋暗长。
最先感到剧痛的是工业制造这根敏感神经。
德国人笃信“工匠精神”能抵御一切风浪，但约瑟夫·乔菲敏锐地指出在能源政策上的“浪漫主义”正在给德国工业处以极刑。
为了追求极致的环保转型，德国让家庭和企业承受了欧洲最高的电价负担，这一策略在顺风顺水时也许是道德高地，但在全球制造业血腥竞争的今天，就是给自己绑上了沙袋。
这一点北欧邻居给出了更具象的账单。卡车巨头斯堪尼亚在瑞典本土的工厂，即便坐拥所谓的绿色能源优势，去年每千瓦时的综合电费也被推高到了约0.38欧元。
这听起来可能只是个冷冰冰的数字，但当能源成本占据了整车制造成本的12%左右时，这就是生与死的差别。与之形成讽刺对比的是，同在欧洲的德累斯顿，电费不到这里的一半，而在大洋彼岸的德克萨斯州，更是低至约0.11欧元。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场无声的大逃亡，不仅仅是德国引以为傲的化工巨头巴斯夫不得不到中国建厂续命，斯堪尼亚的400个焊接岗位也连同着那些令人羡慕的工会福利，不得不被打包送上船，迁往成本洼地。
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在维京大地十年间硬生生从约19%跌落到11%左右。差不多50%的能源成本劣势，足以让任何“德国制造”或“瑞典品质”的金字招牌在起跑线上就摔得粉碎。当绝对的成本差异横亘在面前，单纯的技术优势就变得像面对机枪冲锋的骑兵一样苍白无力。
乔菲将这种病症称为“全险国家综合症”。如果把时光倒回1900年，欧洲各国政府拿走GDP的比例不过一成，那个时代虽然野蛮，却充满生机。而今天这个比例已飙升至约50%以上。不论是德国还是瑞典，庞大的财政收入如同百川归海，最终流向了一个共同的黑洞：福利体系。
在斯德哥尔摩数据分析模型显示，政府财政支出的大头高达51%左右，都被社保和医疗体系吞噬，而留给关乎未来的科研与产业升级的拨款，仅剩可怜的7%左右。
在德国从上世纪60年代至今，福利支出的GDP占比也翻了一倍。这种“保姆式”的大政府模式，就像是一个没怎么涨薪水的中产阶级，却硬着头皮买了一份连顶级富豪都嫌贵的超级保险，结果只能是透支未来。
这种无微不至的呵护，正在从根本上腐蚀人们的进取心。
世人印象中德国人严谨勤劳，南欧人散漫慵懒，但最新的统计数据却给了这种刻板印象一记响亮的耳光。现在德国人的周平均工作时间已不足35小时，而被长期调侃的希腊人每周却劳作超过41小时。
在福利体系更为完备的北欧，情况更为吊诡。虽然官方公布的工时数据尚且体面，但剥离水分后，瑞典人均有效劳动时长每周仅维持在30小时左右。
更有趣的一幕发生在瑞典著名乐队ABBA的回归演唱会上，场外排起长龙维持秩序的志愿者多是外国面孔，本地人哪怕面对每小时13欧元的报酬也不愿在周末出来搬动音响。因为在这个国度，还没毕业就能申请住房津贴，生个孩子能享受480天带薪假，养老替代率高达五成。
一位年轻的北欧工程师甚至直言，与其费脑子写代码，不如考个公立医院的数据专员，虽然工资少点，但胜在“躺平”舒坦。当所有的风险都被国家兜底，奋斗就变成了一种性价比极低的选项。
除了人的懈怠，资本的嗅觉更为灵敏。在这个所谓的“全球样板间”里，资本正在像感知到地震前兆的动物一样，悄悄逃离。
曾经独角兽密度全球第二的斯德哥尔摩，如今老牌孵化器的入驻率已跌破五成，天使轮融资的中位数在三年内大幅缩水。投资人们宁愿调转机头飞往伦敦，或者更偏爱柏林与奥斯陆，也不愿在这里停留。
原因很简单，瑞典的企业有效税率已经抬高到了约34.8%，且任何一个新的商业模型想要落地，都要先经过补贴审查、隐私合规、性别配额等“九九八十一难”。
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音乐流媒体巨头Spotify在欧洲的广告收入增长不及预期后，转身就宣布全球裁员一千人。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德国的游戏公司和瑞典的数字新贵们，在股市上经历了断崖式的下跌。
即便苹果、微软、谷歌这些科技巨头还要在北欧布局，它们看中的也早已不是这里的人才或创新环境，而是仅仅把数据中心这样的硬件扔在丹麦。瑞典最后分到的，不过是铺设光纤时扬起的一点尘土。面对质询，议员们只能尴尬地继续端出那一套老旧的“套餐式补贴”，试图用更大的政府干预来修补已经被干预搞坏的市场，这简直是一场自我实现的悲剧。
曼瑟尔·奥尔森的“俘获理论”在这里得到了教科书级别的验证：既得利益集团越稳固，经济转身就越困难。瑞典的工会密度全欧第一，政府哪怕只是想微调一下养老金公式，街头就会瞬间被抗议的旗帜淹没。最终，议会只能通过发债来妥协，导致债务率在短短三年内抬升了六个百分点。
德国同样陷入了这样的泥潭。熊彼特那著名的“创造性破坏”理论——淘汰落后产能以释放资源给新兴产业——在德国被反其道而行之。政府利用高额税收和复杂的补贴，拼命去维护那些旧有的产业结构，把本该进博物馆的恐龙当成宠物来养，而新兴的数据产业却在等待喂养的队伍中被饿死。
如今斯德哥尔摩悄然兴起了一种新职业，专门教年轻人如何在不降低生活品质的前提下精打细算削减开支，其从业导师的月薪竟然比初级工程师还高。
这个充满了黑色幽默的小插曲，无情地戳破了福利社会的幻觉：人们已经意识到，铭牌上的幸福指数，终究抵挡不住通胀带来的肉酱面涨价。
瑞典央行的加息、新房开工量的腰斩、以及德国长途列车的晚点，都在诉说着同一个故事——福利盛宴终究是有人要买单的，如果现在的经济增长付不起，那就透支下一代的未来。
我们常常感叹大国的衰落往往源于战争或灾难，但现实往往更像是一种慢性的“温水煮青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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