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文运是不知情人口中的“汉奸”，但在李宗仁眼中，夏文运是台儿庄战役胜利不可磨灭的大功臣。
台儿庄战役前夕，夏文运仅用8字电报就协助我军消灭2万日寇，这位在日本占领区“吃日本饭、睡日本女人”的“汉奸”，实际上是冒着生命危险为祖国传递情报的无名英雄。
那么，夏文运是如何走上“汉奸”道路的，他的最终结局如何？
夏文运
1938年初的中国战场，形势对中国极为不利，日军自占领南京后，沿津浦铁路南北对进，意图打通线路攻占徐州，李宗仁指挥的第五战区部队多为装备简陋的“杂牌军”，面对装备精良的日军，形势严峻。
李宗仁后来在回忆录中坦言，当时“我军在京沪线上有百万貔貅，尚且一败涂地，今敌人挟新胜之威，自南北两路倾巢而来”。
在这种情况下，情报工作成为决定战局的关键因素，日军南北两路部队若能协同进攻，中国军队将陷入两面作战的困境，而如果能准确掌握日军动向，集中兵力打击其中一路，则有可能扭转战局，这个时候“汉奸”夏文运成了关键。
夏文运与李宗仁的结缘始于1935年，当时夏文运担任日本关东军参谋部第二课课长和知鹰二的随身翻译，陪同和知鹰二前往广州，试图策反李宗仁。
在多次接触中，李宗仁发现这位年轻翻译“为人正派，年轻热情，才华横溢”。
一天，李宗仁密会夏文运，直言道：“观你乃德才兼备之青年，如今祖国山河破碎，你故乡亦沦于敌手，国之命运危在旦夕，你岂忍为敌效力而漠然置之？”
这番话触动了夏文运的内心，他出生于大连，在日本统治下成长，亲眼目睹了同胞遭受的屈辱他含泪回答：“如有机会报效祖国，当万死不辞！”
李宗仁当即与他约定，让他成为秘密情报人员，通过专用密码单线联系，夏文运接受了这一危险任务，甚至谢绝了任何报酬。
成为谍报人员后，夏文运利用和知鹰二的信任和保护，在沦陷区自由行动，搜集大量日军重要军事情报。
他通过设在上海法租界一位日籍友人寓所内的秘密电台发出情报，由中国第五战区情报科用专用电台接收并译出。
这种单线联系的方式最大程度保证了安全，但也意味着一旦暴露，夏文运将面临极其危险的境地。
与此同时，夏文运表面上继续为日军工作，甚至接受日本方面安排的婚姻，娶了日本妻子，这种深度伪装使他能够接触到更多核心机密。
1937年12月，夏文运传递重要情报：日军在攻陷南京后，旋即派遣第13师团沿津浦线北上，投入作战。
李宗仁根据这一情报，命令部队诱敌深入，成功将日军阻挡在淮河以南，打破了日军南北部队会合的企图。
1938年初，台儿庄战役即将打响，李宗仁面临艰难抉择，日军南北两路部队同时施压，而中国军队兵力有限，无法同时应对两个方向的进攻。
就在李宗仁举棋不定时，夏文运从上海发来了那份著名的八字电报：“日军南动而北不动。”这简短的八个字清晰地揭示了日军的部署：南线日军将先行进攻，而北线日军暂时按兵不动。
李宗仁立即据此调整部署，将原本用于防备北线日军的张自忠第59军调往淮河前线，与于学忠的第51军协同作战。
2月11日，日军窜至淮河北岸，旋即遭遇中国军队迎头痛击，双方展开激烈鏖战，日军伤亡惨重，折损三千余人，最终难以支撑，被迫退回淮南。
南线进攻失利后，日军改变策略，转为从北线进攻，夏文运及时提供情报：日军板垣师团从胶济线进军蒙阴、沂水等地。
李宗仁判断板垣将进攻临沂，命令庞炳勋军团前往阻击，庞炳勋军团仅有五个步兵团，面对号称“陆军之花”的板垣师团，渐渐难以支撑。
此时，夏文运再次发来密报：“日军北动而南不动，”这意味着李宗仁可以放心抽调南线部队增援临沂。
李宗仁当机立断，急令张自忠率第59军北上驰援，庞炳勋与张自忠两部协同作战，于临沂与敌鏖战，歼敌三千有余，重创日军锋芒，迫使其溃退九十余里。
这一胜利彻底粉碎了板垣、矶谷两师团在台儿庄会师的企图，为接下来的台儿庄大捷创造了条件。
1938年4月7日，台儿庄战役取得重大胜利，在一个多月时间里，中国军队毙伤日军11984人，俘虏719人。
此次缴获颇丰，收获大量武器装备，其中有大炮31门、装甲汽车11辆、大小战车8辆，更有轻重机枪千余挺、步枪万余支，极大充实了我方军备力量。
这场胜利是抗战初期中国正面战场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士气，李宗仁对夏文运提供的情报评价极高，称其“迅速准确，抗战初期可说是独一无二”。
台儿庄被誉为“中华民族扬威不屈之地”，李宗仁临终前留下遗嘱，要求将自己的骨灰撒在台儿庄地区，永远陪伴着在那里为国捐躯的英灵。
夏文运提供的情报对抗战贡献巨大，但他本人却付出了沉重代价，为了获取日军信任，他不得不与日本人周旋，甚至接受日本妻子，长期背负“汉奸”骂名。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入上海租界，夏文运因间谍嫌疑险遭逮捕，被迫逃往山西太原，他与李宗仁的情报联系从此中断。
在太原期间，夏文运先后担任伪《新民报》社社长、伪山西省政府建设厅厅长等职务，这些经历使他战后的处境更加复杂。
1946年，夏文运在北平被国民政府逮捕，后经李宗仁保释出狱，1949年上海解放后，他再次被军管会逮捕，不久释放。
20世纪50年代初，夏文运前往香港，随后转往日本与妻儿团聚，定居东京，他在日本东京铁道株式会社工作，退休后经营料理店为生。
耐人寻味的是，夏文运在日本期间从未公开谈论自己抗战期间的情报工作，1967年，他出版了日文自传《黄麈万丈》，书中对自己为李宗仁传递情报的事迹只字未提。
这种沉默可能有多重原因：保护仍在世的亲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或是认为这段历史无需宣扬。
1978年，夏文运在东京病逝，终年72岁，他至死没有改变中国国籍，始终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李宗仁在回忆录中特别提到夏文运的贡献：“何君(即夏文运，化名何益之)冒生命危险，为我方搜集情报，全系出乎爱国的热忱。”
他强调夏文运“始终其事，未受政府任何名义，也未受政府分毫的接济”，这种纯粹的爱国行动，在今天看来尤为珍贵。
然而，由于夏文运的谍报工作属于高度机密，加上他表面上的“汉奸”身份，他的贡献长期不为人知，直到李宗仁回忆录出版，这段历史才逐渐浮出水面。
夏文运的故事提醒我们，历史的复杂性远超过表面所见，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有些人在光明中战斗，也有些人不得不在黑暗中为国家效命。
这位从未在正面战场出现过的中国人，用八个字改变了台儿庄的战局，影响了整个抗战的进程。
当我们在阳光下纪念那些众所周知的英雄时，是否还记得那些在阴影中为国家付出一切的无名者？
信息来源：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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