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为了上海一套房，我把自己卖给了一个70岁的老头。
协议上写着“干儿子”，可我知道，我就是个贴身奴隶。
我忍受他所有的刻薄，伺候他所有的挑剔，只等他咽下最后一口气。
那天，我像往常一样给他端上晚饭。
他却看都没看一眼，只是从房间里拿出一个文件袋，扔在桌上。
“你想要的，在里面。”他面无表情地说。
我的心狂跳起来，手颤抖着打开。
那本红色的册子——上海市中心的房产证，赫然躺在里面，户主名字写着我。
我欣喜若狂地抬起头，正想说些什么。
他却把那本房产证从我手里抽出来，猛地拍在我的脸上，一字一顿地说：
“房子归你。“以后，咱俩互不认识。”
我和晓菲谈了五年，从大学校园到毕业出租屋。
结婚这件事，像悬在头顶的一盏灯，时明时暗。
灯的开关，握在她妈，吴阿姨的手里。
吴阿姨的条件只有一个，房子。
这个字像一口钉子，钉在我们五年感情的木板上，每次提起，都会让木板晃一晃。
那天，我拿到了年终奖，不多，但我觉得是个由头。
我鼓足了勇气，跟晓菲说：
“不然我们去你家，跟你妈好好谈一次。”
我想让她看到我的决心，我的计划，哪怕那个计划听起来像个笑话。
晓菲很紧张，在电话里跟她妈铺垫了很久，说我要上门吃饭，有重要的事情商量。
饭局就设在她家。
那顿饭，后来像一根鱼刺，不偏不倚地卡在了我的喉咙里。
吴阿姨，我女朋友晓菲的妈，用两根涂着豆蔻色指甲油的手指夹着一只虾。
虾头对着我，好像那双死不瞑目的黑点眼睛也在审判我。
“小林啊，不是阿姨说你。你们年轻人谈朋友，感情好是基础，但过日子不能光靠感情。”
“感情能当饭吃？感情能让你在八号台风天不用挤地铁？”
我没说话，只是把头埋得更低。
晓菲在桌子底下踢我的脚，我能感觉到她腿在发抖。
我知道她在替我难受，可这种难受就像给一个快渴死的人看一片大海，除了更绝望，什么用都没有。
饭桌上的菜很好，清蒸鲈鱼，油焖笋，红烧肉。我一口都吃不下去，我的胃像一块石头。
吴阿姨把虾壳扔进骨碟，发出清脆的一声响。她看着我说：“晓菲跟我说了你的想法，想结婚。可以。”
“阿姨就一个条件，婚房。不用太大，市中心，两室一厅，有个产权证就行。”
她又说：“阿姨不想女儿嫁过去，连个自己的窝都没有，整天看房东脸色。”
我抬起头，看着吴阿姨。她的脸在餐厅的吊灯下显得很白，皱纹里都填满了精明。
我说：“阿姨，我正在努力。”
这句话我说出来自己都觉得虚弱。在上海，我的努力就像往黄浦江里扔了一粒沙子，连个响声都听不见。
我一个月工资一万出头，去掉房租和吃喝，能攒下五千块。上海市中心两室一厅，我需要不吃不喝攒上二百年。
吴阿姨笑了，那笑声很轻，像刀片划过玻璃。“努力？小林，全上海的年轻人都很努力。可有些人努力一辈子，也就是在努力而已。”
晓菲终于忍不住了，她站起来说：“妈！你别说了！”
吴阿姨眼睛一瞪：“我怎么就不能说了？我是她妈！我为她将来着想有错吗？你问问他，他拿什么给你将来？”
饭局不欢而散。我和晓菲走在回我出租屋的路上，上海的晚风又湿又黏，吹在脸上很不舒服。
我们一路都没说话。
回到那个十几平米、连窗户都要跟邻居共享一半阳光的出租屋，晓菲抱着我哭了。她说：“林宇，我们回老家吧，我不想你这么累。”
我抱着她，闻着她头发上的洗发水味道，心里像被挖空了一块。回老家？我不甘心。
那晚我看着窗外别人的万家灯火，一夜没睡。
天亮的时候，我拿起手机，翻到了那个被我标记为“荒唐”的中介信息。
信息写着：市中心独居老人，寻“干儿子”一名，要求身体健康，人品端正，负责养老送终。事成后，名下房产直接赠与。
地址，延庆路，一栋看起来就很有年头的老房子。
我盯着那条信息看了很久，像一个溺水的人看到了一根稻草。我知道那根稻草下面可能拴着一块石头，但我也要伸手去抓。
延庆路两边都是梧桐树，夏天的时候叶子长得密不透风，阳光漏下来，在地上洒成一片一片碎金子。
我按照地址找到那栋房子，铁门是黑色的，油漆剥落了不少，露出里面生锈的铁皮。
我按了门铃，门铃是那种老式的，按下去没声音。我怀疑它坏了。
就在我准备转身走的时候，门“吱呀”一声，从里面开了一条缝。一张布满皱纹的脸从门缝里探出来，头发花白，眼神很警惕。
他上下打量我，声音沙哑地问：“你找谁？”
我说：“您好，我是看到信息过来的，请问是张文博老爷子吗？”
他没回答，把门又拉开了一点，让我进去。院子不大，种着一些花草，但看起来很久没人打理了。
他领我进屋，屋里一股陈旧的味道，是旧书和灰尘混合在一起的味道。光线很暗，家具都是深色的。
他指了指一张沙发，说：“坐。”
我坐下来，沙发很硬。他给自己倒了杯茶，没给我倒。
他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端着茶杯，一口一口地喝，就是不说话。屋子里只听得见他喝茶的“吸溜”声。
我被他看得浑身不自在。
过了大概十分钟，他才把茶杯放下，开口了：“为什么来？”
我准备了一肚子的话，但在他那双能看穿一切的眼睛面前，我一句都说不出口。
我沉默了一会，决定说实话。我说：“为了一套房子。”
他听完，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嘴角往上扯了一下，像是在笑，又像是在抽搐。他说：“倒是直接。”
我说：“对一个快淹死的人来说，直接一点比较省力气。”
他又问：“你觉得你能做什么？”
我说：“您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洗衣做饭，打扫卫生，陪您看病，陪您聊天，我都可以。”
他点了点头，说：“听起来不错。可我怎么知道你不是拿到房子就把我扔进养老院的白眼狼？”
我说：“我们可以签协议，白纸黑字写清楚。如果您觉得我做得不好，可以随时终止协议。”
他看着我，看了很久很久。然后他站起来，走进里屋。
过了一会，他拿着一个牛皮纸袋走出来，扔在桌子上。他说：“这是协议，律师拟好的。你看一下，没问题就签字。”
我打开文件袋，里面的条款比我想象的还要苛刻。
协议规定，我必须每周至少五天到他这里来，负责他的一日三餐和全部家务。他生病我必须24小时陪护。
最重要的一条是，房产的过户手续要在他去世之后才能办理。这意味着我可能要伺候他十年，二十年，甚至更久。
我捏着那几张纸，手指有点发抖。张文博看着我，说：“怎么，怕了？怕自己熬不住？”
我抬起头，迎上他的目光，我说：“不怕。”
我从包里拿出笔，在协议的末尾签上了我的名字：林宇。
当我写下最后一笔的时候，我感觉自己把灵魂也一起卖了。
签完协议的第二天，我正式开始了“干儿子”的生活。这件事我必须瞒着所有人。
我给晓菲打电话，撒了我有生以来最复杂的一个谎。我说公司接了个大项目，在邻省，封闭式开发，为期至少一年。我还说，项目奖金很高，高到我们可以在上海付个首付。
电话那头，晓菲信了。她虽然舍不得，但声音里满是骄傲和期盼。
她让我注意身体，好好干。
挂了电话，我又给吴阿姨报备。
她的声音在电话里甜得发腻，第一次用“我们家小林”来称呼我，还嘱咐我，在外地别亏待自己，钱不够了跟她说。我握着发烫的手机，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从那天起，我过上了双面人生。白天我是写字楼里一个普通的白领，晚上，我坐一个多小时的地铁，去延庆路那栋老房子里，扮演一个不存在的儿子。
张文博，就是我的皇帝，我的狱卒。
第一顿饭，我做了最简单的西红柿炒鸡蛋。我把菜端上桌，他坐在对面，拿起筷子，夹了一小口，放在嘴里慢慢地咀嚼，像是在品鉴什么稀世珍宝。然后，他停下了。
他没有把菜吐出来，而是用筷子尖，极其缓慢地，从嘴里夹出了一小片比指甲盖还小的西红柿皮。
他把那片湿漉漉的、黏着口水的皮，轻轻地放在了我面前的米饭上。整个过程，他一言不发，屋子里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的秒针在走。
他看着我，眼神平静，但那平静比任何愤怒都更具压迫感。
他终于开口，声音不大：“这是什么？”
“……是皮。”我的声音在发抖。
“我知道是皮。”他说，“我的牙不好，消化也不好。你是想让我吃了，堵在肠子里，然后死在厕所上吗？”
我感觉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尽，只能不停地说：“对不起，张教授，我错了，我马上重做。”
他摆了摆手：“不用了。倒掉吧。”他指着那盘几乎没动的菜，“我看着恶心。”
那晚我饿着肚子，在厨房的水槽里，亲手把我做的菜全部倒进了下水道。
屈辱不仅仅在饭桌上。第二天，他把我叫到卫生间，指着马桶内壁一个几乎看不见的淡黄色水渍。
“你看那里。”他说。
我凑过去，什么也没看到。我说：“很干净啊，张教授。”
他冷笑一声：“你瞎了？黄色的，没看见？” 他从旁边拿起一块抹布，扔在我脚下，“跪下，用手把它擦掉。直到我看不见为止。”
我僵在那里，浑身的血液都冲上了头顶。让我跪下用手去擦马桶？
他看着我，眼神像在看一只不听话的狗：“怎么？协议上写了，家务全包。你觉得这个不算家务？还是说，你的手比我的命还金贵？”
我看着他冰冷的眼睛，又想到了那本红色的房产证。我慢慢地，慢慢地跪了下去，捡起抹布，把手伸进了马桶里。冰冷的瓷器触感和那股若有若无的骚味，让我一阵反胃。
他就站在我身后，居高临下地看着，直到我把那块地方擦得能反光，他才满意地“嗯”了一声。
他从不叫我的名字，只用“喂”或者“哎”来指代我，有时干脆用动作。比如他想喝水了，就用手指敲敲桌上的空杯子。我陪他下棋，他一边吃掉我的棋子，一边点评：“你这一步，就看出来你是个小地方出来的人。只顾眼前这点蝇头小利，没有大局观，一辈子就这样了。”
有好几次，当他的话像刀子一样扎在我心上，当他的眼神像看垃圾一样扫过我时，我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地陷进肉里，几乎就要爆发。
但最后，我都松开了。我想起晓菲的眼泪，想起吴阿姨那张势利的脸，想起这个城市里属于我自己的一个窗户。我告诉自己，这一切都是交易。尊严，是可以被定价的。
我把所有的情绪都藏起来，在他面前，我越来越顺从，越来越麻木。
他似乎很享受这个过程，享受把我这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一点点打磨成一个没有思想、没有脾气的奴隶。
他坐在他的太师椅上，冷漠地看着我忙前忙后，那眼神，就像在欣赏一出他亲自导演的、关于人性如何碎裂的猴戏。
人的骨头，大概比自己想象的要软。日子就像那台老旧的座钟，在“滴答”声中不紧不慢地走着，我的膝盖和自尊心，也在这“滴答”声中被一点点磨平了。
我渐渐摸透了张文博的脾气，像一个狱卒摸透了猛兽的习性。
他喜欢听评弹，我就在手机上下载好《珍珠塔》和《玉蜻蜓》，在他午睡前，把手机放在他枕边，音量调到不大不小正好三格。
他喜欢看历史书，我就在周末坐一个小时的公交车，去市图书馆的古籍部，借一些犄角旮旯里的冷门史料给他。
他书架上那套精装的二十四史，是他的命根子。其中一本《汉书》的封皮掉了，书页也有些散。
我没敢告诉他，自己偷偷把书带了出去，跑到福州路的旧书市场，挨家挨家地问。
最后，在一个不起眼的阁楼里，找到一个戴着老花镜的老师傅。老师傅用最传统的手法，花了三天，用针线和浆糊，把书重新装订得跟新的一样，只收了我三百块钱。
我把修好的书悄悄放回原位。那天晚上，我看见张文博把那本《汉书》拿在手里，他没有看内容，只是用粗糙的手指，一遍又一遍地摩挲着崭新的蓝色封皮和那细密的针脚。
他翻了很久，一句话也没说。但那天晚饭，我做的青菜肉丝面，他连汤都喝完了。
后来，我甚至学会了理发。他的头发长了，像一蓬枯草，但他就是不愿意去外面的理发店。他说：“那些拿着剪刀的小年轻，嘴比手利索，脑子里想的都是怎么让你办卡，而不是怎么剪好你的头。”
我买了一套最便宜的理发工具，在网上看了几十个视频教程。晚上回到我那个十几平米的出租屋，对着一个冬瓜练习了三天。冬瓜被我剪得坑坑洼洼，像长了癣。
我第一次给他理发，给他脖子上围了条旧毛巾，自己心里紧张得像在拆炸弹。我的手抖得厉害，冰冷的推子在他干瘦的后颈上游走，我生怕一不小心，就在他脖子上划开一道口子。
他坐在椅子上，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像一尊石像。
剪完之后，屋子里落了一地灰白的头发。
他对着镜子，左照右照，看了足足有五分钟。我站在他身后，连呼吸都忘了。
他终于开口，声音还是那么干巴巴的：“比狗啃的强点有限。”
这句话像一声赦免。几个月来，这是我从他嘴里听到的第一句，不算是纯粹批评的话。
我的心里，居然像个傻子一样，涌起了一丝小小的、可怜的得意。
与此同时，我和晓菲的联系越来越少。我们的通话变得像一种固定的仪式，干瘪而充满谎言。
她总是在电话里问：“项目怎么样了？你吃饭了吗？那里冷不冷？”
我只能含糊地回答：“挺好的，吃了，不冷。” 每多说一个字，都像在我的谎言大厦上多加了一块不稳的砖。我害怕这栋楼随时会塌下来，把我压死在里面。每次挂了电话，我都有一种强烈的负罪感，我感觉自己不配得到她的关心。
转折发生在一个雨天的下午。我在打扫他的书房，无意间看到一个放在书架最底层的旧相册。我鬼使神差地拿了出来，吹掉上面的灰，随手翻开。
里面全是泛黄的黑白照片。其中一张，是一个年轻的张文博，穿着干净的白衬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他抱着一个看起来只有三四岁的小男孩，脸上挂着我从未见过的，那种发自内心的、灿烂的笑容。他的眼睛里有光。
那个小男孩，胖乎乎的，手里举着一个纸风车，也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天真无邪。
我正看得出神，一个冰冷的声音突然在我身后响起：“别看了。”
我吓得一哆嗦，相册差点掉在地上。张文博不知道什么时候，像个幽灵一样站在了我身后。
我赶紧把相册合上，慌张地想把它放回原处。
“那是我儿子，叫张远。” 他说，声音里没有任何情绪，像在陈述一个与他无关的事实，“现在在国外，很多年没回来了。”
他说完，就转身走开了，留下一个萧索的、被阴雨天的光线拉得更长的背影。
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在书房里待了很久。我半夜起来上厕所，经过他书房门口时，听到里面传来一种极度压抑的、像是困兽呜咽般的哭声。
那哭声很轻，断断续续，仿佛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才从喉咙里挤出那么一点点声音。
我站在门外，一动不敢动。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这个刻薄、孤僻、把我当奴隶一样使唤的老头，有点可怜。他不是一个坚不可摧的暴君，他只是一个被儿子抛弃的、孤独的父亲。
转眼到了秋天，上海的天气凉了下来。一天半夜，我的手机突然响了。
是张文博打来的，他的声音在电话里听起来很虚弱，他说他肚子疼得厉害。
我从床上跳起来，穿着睡衣就冲出了门。我打车赶到他家，看见他蜷缩在地上，脸色惨白。
我吓坏了，赶紧打了120。在等救护车的间隙，我把他抱了起来，他很瘦，骨头硌得我生疼。
救护车来了，我跟着上了车。医生问我是他什么人，我愣了一下，说：“我是他儿子。”
这三个字说出口，我的心跳得很快。
到了医院，挂号，缴费，做检查，我跑上跑下。检查结果出来，是急性阑尾炎，需要马上手术。
我在手术同意书上签了字，签的还是“林宇”。
手术很顺利。我把他安顿在病房里，就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守着。
我看着他那张苍老的、毫无防备的睡脸，心里很复杂。我开始问自己，我做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
他半夜醒了过来，要喝水。我赶紧倒了水，用棉签沾湿，一点一点地涂在他的嘴唇上。
他看着我，眼神很复杂。
第二天，他能开口说话了。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医药费多少钱？我转给你。”
我说：“没多少钱，您先好好养身体。”
他说：“一码归一码。我不想欠你的。”
我没再坚持，把缴费单拿给他看。他拿出手机，把钱转给了我，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我们之间又回到了那种纯粹的交易关系。
他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我请了年假，每天在医院陪着他。我给他喂饭，擦身，倒屎倒尿。
同病房的人都以为我们是亲父子，一个大妈还对张文博说：“你儿子真孝顺。”
张文博听了，只是淡淡地笑了笑，没承认，也没否认。
出院那天，他自己站了起来，说：“我还没老到走不动路的地步。” 他的语气又恢复了往常的刻薄，但我知道，他只是嘴硬。
出院之后，我们的关系进入了一种微妙的平静期。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对我横挑鼻子竖挑眼。
中秋节那天，晓菲打电话给我，问我回不回去。我犹豫了一下，说项目正在关键时刻，回不去。
挂了电话，我心里空落落的。我买了月饼和一些熟食，去了张文博家。
没想到他竟然在院子里摆了一张小桌子，桌上放着一瓶黄酒，两只杯子。
他看到我，说：“来得正好，坐下喝一杯。”
那是我第一次和他一起喝酒。我们坐在院子里，头顶是圆圆的月亮。
他喝了口酒，脸有点红。他说：“你知道吗，以前每年中秋，我们一家三口都会在这里吃饭。”
那天晚上，他喝了很多，也说了很多。他说他对不起他老伴，没把儿子教育好。
他说张远从小就要什么有什么，结果把他惯坏了。为了钱，父子反目。
最后，他趴在桌子上，醉得不省人事。我把他扶到床上，给他盖好被子。
看着他熟睡的脸，我第一次觉得，这份“干儿子”的合约，或许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冰冷。
我甚至有了一个荒唐的念头，如果撇开房子的因素，这样过下去，好像也不错。
我以为我们会一直这样下去。
中秋节过后的一个周末，我像往常一样，提着新买的碧螺春去看他。
那天天气很好，阳光暖洋洋的。我的心情也很好。
我按了门铃，这次门很快就开了。
开门的是张文博，但他脸上的表情，却让我心头一沉。
他恢复了我们初见时的那种冰冷和疏离，眼神像两口深不见底的枯井。
我笑着把茶叶递过去，说：
“张教授，这是新上市的碧螺春，您尝尝。”
他没有接，只是侧身让我进去。
屋里的气氛很压抑，我感到一阵不安。
我把茶叶放在桌子上，正想问他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可他却转身走进了书房，一句话都没说。
我站在客厅里，手足无措。
过了一会，他从书房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个厚厚的牛皮纸文件袋。
他走到我面前，面无表情。
我还没来得及开口，他突然扬起手，把整个文件袋重重地拍在了我的脸上。
文件袋的边角很硬，划得我脸颊生疼。
里面的文件散落出来，像雪片一样，飘飘悠悠地落了一地。
我整个人都懵了。我的目光，被最上面的那本红色的小册子给吸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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