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 王一 编辑/冯雪】“我们很少从孩子的角度去想，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其实当我们的孩子学习不好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已经不再把他当作是我爱的孩子了。”
继“梁庄三部曲”后，著名作家梁鸿时隔五年再次推出非虚构作品《要有光》。这本聚焦青少年情绪问题的书，通过对话、自述等方式，讲述了北京、滨海、丹县三地被心理问题“困住”的孩子和家庭的故事。
2025年12月，梁鸿与观察者网对话谈及创作《要有光》的初衷时说，作为一名母亲，她格外关注孩子成长的难处与家长的育儿困境，而当下很多孩子正因心理问题在休学、失学、退学来回挣扎，“18岁以下的抑郁症患者占总人数的30%，50%的抑郁症患者为在校学生”。
这让她感到疑惑：在物质生活相对富足的当下，孩子们为何遇到不同程度的情绪困境？“我想找到在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中，作为一名家长，我处于怎样的位置。”
三年间，梁鸿走访全国多地，与孩子、父母、老师、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咨询师对话，记录他们真实的声音。
她在采访中发现，许多家长在孩子成绩不理想、偏离自己的期许时，常会以严厉、愤怒的态度对待孩子，却很难站在孩子的角度换位思考。虽然这些家长仍会照料孩子的吃穿，但一旦孩子成绩掉队，他们就看不到孩子的其他优点了。
而另一边，书中焦虑到抵触学校的雅雅、手腕上伤痕纵横交织的敏敏、在密集课外班中陷入崩溃的吴用、被爷爷逼着去相亲的“花臂少年”……这些孩子们因种种原因正经历着各种心理问题，却同时也在对外呼救，希望“我的事情被大家看到，或许能给他们一个信心”。
正如吴用对妈妈陈清画所说“妈妈，你得继续学习，你得知道人类创伤的复杂性和必然性”，梁鸿希望，这本书能让家长们真正去倾听孩子们的声音，彼此呼唤、相互回应，“别让我们的孩子沉入黑暗之中”。
以下为对话实录：
观察者网：大众知道您都是从“梁庄三部曲”，您之前关注的也都是乡村话题，为什么想写一本关于青少年心理问题的书？
梁鸿：首先，我也是个母亲，所以会很自然地关注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的困难和家长们面临的一些困境。我觉得，家长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可能经常会陷入迷茫、会有很多困扰，但在这些迷茫和困扰的过程中，当你去跟别的家长聊天、去找一些相关书籍或者数据来看，会突然发现这其实不单单是情绪上的困扰问题，而是会发现今天很多孩子因为情绪的问题，已经产生一些更为严重的，像休学、退学或者不愿意上学等现象。
而且，你会看到在医院里边，很多未成年病人的数量在增加，国家数据也显示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所以这个时候，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下意识的反应是“这怎么了”？
心理课教师在北京一学校为小学生上心理辅导课程。 视觉中国
作为一个作家，我在这个时候会想探究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同时，我也想找到在这样一个历史的过程中，作为一个家长，我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观察者网：在您书中，一些孩子出现心理问题后，非常排斥上学。而家长只是希望孩子尽快返校。您觉得这是为什么？
梁鸿：可能大部分家长觉得只要孩子能上学，那就没什么事情了。“能上学”成为家长确定自己孩子没问题的标志。家长根本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另一方面，也不愿意正视问题所在。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有一种正确的心态去面对孩子的休学问题。
观察者网：您为什么把《要有光》的视角更多地放在家庭内部的角度？
梁鸿：我觉得真正能够迅速行动的还是家长，这是一个最快、最直接的行动。
学校校长是家长，一个单位或者机构的领导也是家长，我们能否以家长的身份再重新看待我们的孩子？
比如，课间10分钟就该出去玩一玩，而不是一刀切去变成静默课堂。如果你是一个家长，看到孩子非常疲倦、非常累了，能不能让他少写半个小时的作业？从写作业到12点变成写到11点半，就真的是学习不好了吗？
换句话说，我们有没有认真思考孩子的作业？有时候孩子的作业卷子，明明前20道题已经做过无数遍了，就是简单的重复，孩子们到最后还是一张一张卷子拿回来从头做到尾。我在想，前20题做了很多遍，是不是在孩子很疲惫的时候就可以选择不做，就做后面的题，这些行动虽然微小却非常重大。
我在采访过程中注意到，很多家长发现孩子成为差生，没有按照他们的期许来的时候，他们对孩子是非常严厉的，经常处于愤怒之中，不打孩子的话，就是天天冷暴力，要么就是吵闹，很少会理性地思考孩子为什么成了一个“差生”？
我们很少从孩子的角度去想，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其实当我们的孩子学习不好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已经不再把他当作是我爱的孩子了。
尽管我们仍管他们的吃穿，但这个时候我们内心深处对孩子其实是有判断的。如果他是个好孩子，如果他一切都按照我们的要求来，我们爱他、赞美他、夸奖他；如果他不按照要求来，我们的赞美就变得非常稀缺了，我们对他们的判断就变得非常狭窄了，你学习不好一切都是原罪，也就看不到孩子的其他优点了。
我们这一代可能很多人都是靠学习、靠成绩走上来的，所以我们会用自己的经验去判断孩子，会觉得小时候那么穷、家里缺吃少穿，我们都摸爬滚打走出来了，你凭什么不好好学习？这种判断实际上可以说是每个人内心不愿意正视的一个东西。
家长们在考场外望着孩子的背影久久不愿离去。 视觉中国
观察者网：当时您为什么选择写北京、滨海、丹县这三个地方孩子们的故事？
梁鸿：其实我去了很多城市，但在采访的过程中，我并没有确定要写这三个城市，而是随着采访的深入，积累了很多素材。比如说在滨海，我呆的时间比较长、介入得比较深，对阿叔（书中开补习班的心理咨询师）、对雅雅有了较多的了解，然后觉得这个地方我可以写写。我并没有像社会学家一样提前踩点，没有刻意选择某个地方作为样本。
我经常说，“生活来到我面前，我就接受了它”。当时也是雅雅在线上回应了，我就背着包去了。没有任何的预示，因为我觉得自己不是个社会学家，而是一个文学者，不管在哪个地方，把这个人写好才是最重要的。
至于丹县，这个地方可能因为刚好我认识一个精神科医生，他告诉我他的科室里面有很多未成年病人，我就去了。在那儿，我认识了娟娟、“花臂少年”，还有其他的一些少年，我觉得这个地方好像是挺有意思，还挺值得去的，慢慢地我就在那儿待了下来。
我经常和他们在一起说话聊天。在采访了很多孩子、很多家庭后，我意识到，北京的、滨海的和丹县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尽管孩子们都出现了问题，但背后的原因却千差万别。
所以，这也是我最后决定就以这三个地方为中心，每个地方从不同角度切入来写的原因。滨海更多是以孩子和心理咨询师的角度，北京是从家长的角度来写，丹县则是以一个精神科医生的角度来进入。
这整个过程的形成并非事先预设好的，而是随着一个调查的深入、走的地方越多而慢慢呈现出来的。我不知道会遇到雅雅，也不知道会遇到“花臂少年”这样的孩子。
有次采访，我花了一两天的时间，在海边和一群孩子们聊天、喝咖啡，请他们吃法国大餐。但后来因为书的承载体量有限，这些孩子们的故事没有得以呈现，最终我把给他们的寄语以书签的形式在书中呈现。
我现在回想起这些孩子们仍觉得内心有非常大的震动，因为他们真的都非常美好，虽然都经历了这样那样的困难，有的休学过，有的失学过，有的还在吃药，但是我们在一起都特别开心，他们很愿意跟我讲他们的故事。
观察者网：可以分享一两个令您印象深刻的孩子的故事吗？
梁鸿：每个孩子我其实印象都很深刻。有个孩子特别有意思，他讲的那个事情其实我一点没有想到。他初中的时候学习非常好，老师就希望他更好。因为他英语稍微差一点，于是英语老师每周就给他额外布置了一些任务，鼓励他说“你稍微努力一下就会非常好了”。
但实际上，他们到了初二初三以后，学习任务已经非常紧张了，再加一点都加不下了。于是，这个孩子的内心非常紧张，他完不成老师给他布置的额外作业，每周还要抽查、还要给他布置新的作业，让他非常紧张，后来发展到他甚至不敢去学校见这个老师，因为他觉得他辜负了老师的信任。
这个案例我当时一听，从我的角度我一点都没有想到说老师对学生好，居然对学生也造成这么大的压力。当然，这个绝对不是谴责老师，而是说你看这种心理的相互错位，真的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
老师可能根本没有想到，自己会给孩子造成了这么大的压力，让孩子不愿意上学。这个孩子后来在家休学了半年，也换了学校，他在讲这个过程的时候讲得非常详细，依然会流泪，他说他没法见那个老师，因为那个老师后来还是会给他布置一些额外的任务，让他在课上发言、做PPT迎接学校检查等等，每多加一个任务，都像最后一根稻草一样要把他压倒。
他说自己经常做这些额外的任务做到夜里两三点，但在电脑前一个字都打不出来，他太紧张了，现在说起来依然非常紧张。
在济南市历城区里仁学校里，学生正在写作业。 视觉中国
当时听完之后，我特别意外，觉得人类的情绪若不仔细体察，真的是难以捕捉。
现在这个孩子已经高二了，今年可能开始要考大学了，但说起来依然非常伤心，他是伤心，不是恨那个老师，就觉得自己走不过去那个时刻。
观察者网：对于青少年心理问题，您觉得社会层面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
梁鸿：我觉得心理问题没有一个大统一的解决方案。每个家庭都是独特的，每个人的境遇是不一样的，每一个孩子的个性也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方案的话，必须是每个孩子各自有一个具体的方案，没有一个统一的方案。
当然这背后为什么写这本书，是因为我觉得是有一个共同点的——我们对孩子的关注、对孩子精神世界的关注是不够的。他们作为一个独立生命的那些真实的痛苦，如果我们这一代人用自己的经验、用我们的一些观念去关照孩子，很可能只会与孩子擦肩而过，无论在北京还是丹县，在哪都会擦肩而过。
这不是说社会就没有责任，而是家长行动最快，是和孩子最亲密的一个关系，他是“外面可能凄风苦雨”，但可以在家中制造一个相对温馨的环境，有一些抵抗力。或者说家庭可以做一个屏障，和孩子们共同来承受“凄风苦雨”，更何况这种“凄风苦雨”可能是我们家长强加出来的，是我们观念里的害怕，然后把这种害怕传递给了孩子。
让孩子吃饱穿暖也是关心孩子，我不是说要让家长不管孩子的吃穿、只关心孩子的身体健康，而是提醒家长们辨析，我们这样的关心和孩子们所要求的之间，是不是存在相互的错位、相互的忽视？
比如说我们会管孩子的学习，孩子成长过程中当然需要父母的介入，但假若我们完全用一套社会标准来对待孩子，把社会中的紧张感、这种卷的东西全部毫无保留地传递给孩子，让孩子们也置身其中，这是不是个好事情？在他还没有成人，在他还没有充分培养对社会、对世界、对大自然的感受的时候，我们就让他承受这么大的压力，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其实我们需要思考一下，当我们对孩子说“你不考上好大学就找不到好工作，找不到好工作就娶不了好老婆，娶不了好老婆就过不了一个幸福的一生的时候”，这是不是一种压迫，是不是一种压抑？他还从来没有享受过生活的美好、成长的美好，我们已经把他压抑成这个样子了，孩子们能健康吗？
解决方案真的很有必要，但同时，解决方案是一个专业的术语，它是心理咨询师和精神科医生应该给出的。孩子真的出现心理问题时，我觉得还是需要依靠专业的医生。我想写的是，在这之前或者说正在进行的过程中，我们该做点什么，别让我们的孩子沉入到黑暗之中。
观察者网：这本书出版后引发很多讨论，您关注过吗？
梁鸿：这本书出来之后，其实我受到很大的鼓舞。报道下面的一个个留言，我会非常仔细地去看。我看到非常多真挚的留言——一些家长们在反思自己、反思自己的行为，再重新审视审查自己跟孩子的关系；也有一些年轻人的留言，这些年轻人的留言其实很少控诉家长，虽然他们可能有受到过一些父母的伤害、一些学业的压力。有人说“我现在还在做梦，梦到非常沉重的东西”，但可以说，他们90%以上的留言都是一个非常正向的反馈，都是因为这本书而去思考一些东西，这使我深受鼓舞。
当然，我也看到一些家长留言说“社会这么卷，我该怎么办？我也是受害者”之类的话。其实看完之后，我非常替这位家长感到伤心和担忧，担忧他以这种心态会怎样去教他的孩子，因为显然这个家长是很愤怒、甚至可以说是很对抗地在看待这个问题。
我写这本书最大的目的是一种对话，书中敏敏、雅雅的字数，包括孩子们的一些聊天，看上去是一些无用的字数，但其实，我是希望通过这种深度的、严肃的、平静的对话，让家长们来感受孩子们的内心世界，他们是这样想这个事情的，而我们居然不知道他们内心的压力是如此之大。
我希望看完这本书之后，大家能够真正去听听那些孩子们的声音，想一想我们到底忽略了什么，家长和孩子之间能有对话的空间和可能，相互倾听、彼此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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