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4年秋天的一个深夜里，在福建日报社时事编辑室当中，季德吉、翟象乾、李瑞兴几位编辑正在等待电稿，同时也在谈论着自己内心的想法。他们手中拿着中共中央办公厅此前所回复的信件，信中提及毛主席因为工作较为繁忙，暂时没有办法来题写报头。这话语如同一盆冷水，但是并没有浇灭这一群人请求毛主席为《福建日报》题写新报头的坚定想法，这个愿望在报社已经萦绕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了。
那需要从《福建日报》的历史报头来进行讲述。在1949年该报创刊的时候，报头是由军中书法家舒同所书写的。到了1961年则更换成了董必武所书写的。到了六十年代的时候，毛主席为几家省级报纸题写了字，福建日报社的编辑们就无法保持平静了。他们首先通过正式的渠道向中央办公厅提交报告，但是最终的结果是没有获得成功。
我认为编辑们这次硬着头皮去尝试。他们似乎摸准了毛主席的脾气。他们让福建日报的李瑞兴等几十个人署名，直接给毛主席写信。日期是1964年10月8日。信里没有讲述大道理，只是说这是基层新闻工作者的集体心愿。这种有点莽撞的真诚，比公文还要更能打动人。
一个多月之后，北京那边传来了消息。大约在12月1日的时候，毛主席已经把报头写好了。到了12月7日，那墨迹显得很淋漓的“福建日报”这四个字被送到了报社。众人把纸张展开来看，心里有着又欢喜又忧愁的情绪。欢喜的是毛主席的笔力十分雄健，就好像龙蛇在腾跃一般。忧愁的是“福”字右边田部的那一笔写得超出了界限，墨迹都甩到纸张的边缘了。
这样看来，仿佛是历史开了一个玩笑。毛主席的书法向来借助肆意且磅礴而被人知道，这次意外超出界限反而成为了真性情的见证。可是报社编委会为此发了愁：要是采用它吧，担心不够庄重；要是不采用它吧，那又是伟人的墨宝。最后总编辑黄种生做出决定去请示省委书记叶飞。叶飞沉思了一会儿，就让驻京的省委领导林一心想办法去转达给毛主席。
后续处理过程中存在最为戏剧性的转折情况。林一心提议报社直接与身为福建人的中央机要局局长李质中取得联系，并且要连同原稿请主席重新书写。这个看似冒险的曲线救国办法却意外地顺利。毛主席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重新挥笔书写了三个福字，还亲自圈定其中一个。我认为在这样的包容背后，或许存在着对基层工作者尊重创作规律的认可情况。
新报头启用的时间确定在1965年元旦。省委专门召开常委会来讨论题字的意义。叶飞直接表示省委的左右手，一个是省委办公厅，另一个是《福建日报》。这是一件非常郑重其事的事情。当时全国都很重视党报的宣传工作。毛泽东自己曾经说过：一张省报对于全省的工作以及全体人民，有着很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以及推动的作用。
三十年后，当时担任总编辑的黄种生向江泽民讲述这段往事的时候，特地提及毛主席重新书写的细节情况。当年硬着头皮请求重写的李瑞兴或许没有想到，他参与争取的报头会被持续沿用超过半个世纪，那个曾经被觉得不完美的墨迹，最终成为了八闽大地最为醒目的文化符号之一。
或许有一个地方在这件事情里是比较有意思的。不是因为领袖展现出宽容的态度，而是基层工作者坚守自身的职业尊严。他们敢于为一笔出现超出界限的情况而认真地去分辨是非，只是因为清楚地知道报头是报纸的关键部分这一点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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