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耿年！你给我说实话！”
我婆娘崔花的声音像一把淬了火的锥子，直往我耳朵里钻，她死死拽着我的胳膊，指甲都快掐进了肉里。
“这……这到底是打哪儿来的神仙？一溜儿的黑轿车，乖乖，比县长下乡的阵仗还大！怎么就偏偏停咱家门口了？”
我没吭声，只是死死盯着那辆停在最中间的奔驰。
车门开了，一只裹着丝袜、踩着亮晶晶高跟鞋的脚先探了出来。我的心，就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猛地攥住，连呼吸都忘了。
全村的鸡都不叫了，狗也不吠了，所有人的目光都像钉子一样，钉在了那只脚，以及即将走出车门的那个女人身上。
我知道她是谁。
三十年了，我以为这辈子，这个秘密会跟着我一起烂进土里。
1982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也特别狠。
才刚入冬，接连几场大雪就把我们石头营子村给死死封在了山坳里。北风像狼嚎，卷着冰碴子，刮在人脸上跟刀割似的。
村里人没事都缩在家里，守着烧得半死不活的炕头，就着咸菜疙瘩啃冻得邦邦硬的窝头。
这样的年景，人心也跟着发紧，看谁都觉得不顺眼。
我叫耿年，那年二十二。爹死得早，我跟娘周大娘相依为命，早早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我不爱说话，一天到头也说不了几句整话，但我心里有杆秤。啥事能做，啥事碰不得，清清楚楚。
村里的知青点，就在我们家斜对面的山坡上，是几间破败的土坯房。
那儿住着一个从天津来的女知青，叫沈秋苇。
她跟村里其他咋咋呼呼的知青不一样，总是一个人安安静静的。皮肤白得像雪，眼睛清得像山泉，看人的时候总是带着点疏离。
村里人都说她傲，看不起我们这些泥腿子。
我知道不是。她只是害怕。
她的家庭成分不好，父母是啥“大学问家”，那年头，这三个字跟“坏分子”也差不离了。
她会画画。有时候，我从地里回来，能看见她搬个小马扎坐在山坡上，对着光秃秃的山峦画个不停。北风吹乱她的头发，她也浑然不觉。
那样子，不像是在画画，倒像是在跟这片荒凉的山坳说着谁也听不懂的心里话。
有一次知青点屋顶漏了，我去帮忙修。她为了谢我，送了我一幅画。
画上就是我们村的冬天，雪压着茅草屋，炊烟拧成一股绳，往灰蒙蒙的天上钻。
画得真像，像得让人心里头发堵。
就是那次，她小声跟我说了几句话，说她想家，想天津城里的鸽子。
从那以后，我再看她，眼神里就多了点别的东西。不是男女之间的那种念想，就是一种……说不出的心疼。
觉得这么个干净得像纸一样的姑娘，不该扔在这穷山恶水里遭罪。
那天，邮递员踩着半尺厚的雪，给村里送来一封邮件。
邮递员老孙的自行车后座上绑着一个绿色的邮政包，车把上挂着几捆报纸。他冻得满脸通红，呼出的白气像小烟囱。
“耿年，杵那儿干啥，过来搭把手！”老孙冲我喊道。
我正在村口的大槐树下跺脚取暖，闻言赶紧跑过去，帮他把自行车推上一个小坡。
“有信没，孙叔？”我问。
“没你的。就几封，还有个包裹。”他从邮包里掏出一小沓信件，和一个用牛皮纸包得严严实实的长方形包裹。
他眯着眼，对着包裹上的地址看了半天。
“沈秋苇知青点的。”
我心里微微一动。
话音刚落，一个瘦弱的身影就从不远处的坡上快步走了下来。
是沈秋苇。她穿着一件单薄的蓝色棉袄，围巾把下半张脸都遮住了，只露出一双清亮的眼睛。
她的目光，直直地落在了老孙手里的那个包裹上。
“是……是我的吗？”她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老孙把包裹递过去：“签个字。”
沈秋苇摘下手套，露出一双冻得通红的手。她接过笔，在签收单上写下自己的名字，那笔迹秀气得跟她的人一样。
她接过包裹时，手都在抖。
她把那个不大的包裹紧紧地抱在怀里，好像那不是一个包裹，而是冬天里唯一的火炉。
“小沈，家里来信了？”一个声音不合时宜地从旁边传来。
村支书高德胜不知道什么时候也溜达到了村口，他背着手，像一尊铁塔似的立在那里。
“可得好好学习里面的革命精神啊。”他皮笑肉不笑地说。
沈秋苇的身体明显僵了一下。她没回头，只是把包裹抱得更紧了，低着头，快步朝知青点的方向走去。
她那总是紧绷的脸上，难得地有了一丝光彩，但那光彩里，也混杂着一丝无法掩饰的紧张。
我看见，高德胜的目光并没有从沈秋苇的背影上移开，而是像两只苍蝇，黏在了那个牛皮纸包裹上，久久没有离开。
可这丝光彩，也像冬日里短暂的太阳，很快就没了。
因为村支书高德胜，也看见了那个包裹。
高德胜四十多岁，是我们村的土皇帝。他背着手在村里溜达的时候，连狗都得夹着尾巴。
他那双小眼睛，总是精光四射，好像能看穿人心里藏着的事儿。
他早就看沈秋苇不顺眼了。嫌她不合群，嫌她见了自己不点头哈腰，更嫌她那副“城里小姐”的清高派头。
他让人盯着沈秋苇。
这事儿我怎么知道的？因为第二天上午，我去后山砍柴，就看到高德胜的跟屁虫“麻子”王二，揣着手在知青点不远处的山坡上晃悠。
他不干活，也不像是在等人，就那么漫无目的地站着，眼睛却时不时地往知青点那扇破窗户瞟。
包裹送到的第二天下午，高德胜就带着几个民兵，说是要“检查违禁品”，闯进了知青点。
我当时正在院子里喂鸡，听见知青点那边传来一声门被踹开的巨响，紧接着就是女人的惊呼和男人的呵斥。
我心里一紧，丢下瓢，快步走到院墙边，探头往外看。
高德胜带着麻子王二和另外一个民兵，大摇大摆地从沈秋苇的屋里走了出来。
“例行检查！响应上级号召，清查不良思想的源头！”高德胜的声音洪亮，故意说给院墙外探头探脑的村民们听。
他们把沈秋苇那点可怜的家当翻了个底朝天，床上的被褥都给扔到了地上。
我看到麻子王二粗暴地把沈秋苇的那个小木箱子拖出来，把里面的几件衣服全都倒了出来。
一个白色的搪瓷缸子从箱子里滚出来，掉在地上，摔掉了一大块瓷。
沈秋苇冲过去想阻止：“你们干什么！这是我的东西！”
麻子王二一把将她推开，骂骂咧咧地说：“老实点！执行公务呢！”
高德胜的目标很明确，他好像在找什么特定的东西。他没有动手，只是像个指挥官一样，用下巴指点着。
“犄角旮旯都看看！特别是床底下，还有那箱子缝里！”
两个民兵把屋里弄得一片狼藉，连糊墙的报纸都撕下来几块。
但最后，他什么也没找到。
就在他快要不耐烦的时候，麻子王二从箱子底翻出几本画册。
他从沈秋苇的箱子底翻出几本画册，上面印着些光着膀子的外国人雕塑。
高德胜把画册往地上一摔，唾沫星子都快喷到沈秋苇脸上了。
“好啊你！沈秋苇！思想够反动的！在咱们无产阶级的地盘上，看这种下流的东西！”
沈秋苇的脸刷地一下白了，她冲过去，不顾一切地捡起地上的画册，用袖子擦拭着上面的灰尘。
她抬起头，迎着高德胜的目光，倔强地回了一句：“这是美术史，是艺术。”
“屁的艺术！”高德胜狞笑着，他往地上啐了一口浓痰，“光着屁股就是艺术？那咱们村澡堂子不是天天搞艺术展览？少拿这些城里人的歪理来糊弄我！”
他身后的两个民兵都跟着哄笑起来。
他那双小眼睛在沈秋苇身上打着转，话里有话地说：“小沈啊，我劝你老实点。有些东西，不是你能藏得住的。主动交出来，对你，对你家里人，都有好处。”
他一边说，一边伸出粗壮的手指，在沈秋苇的肩膀上不轻不重地戳了一下。
那是一个极具侮辱性的动作。
沈秋苇咬着嘴唇，没说话，但她的身体，因为愤怒和屈辱，在微微发抖。
高德胜见她不吭声，冷哼一声，一脚踢翻了她旁边的小马扎。
“想不明白就继续想！什么时候想明白了，再来找我！”
说完，他带着人，扬长而去。
屋子里，只剩下沈秋苇一个人，和满地的狼藉。
我看到她蹲下身，开始默默地收拾东西。她没有哭，甚至脸上都没有什么表情，只是机械地，一件一件地，把那些被扔在地上的东西捡起来。
那副样子，比嚎啕大哭更让人心里难受。
我回到屋里，我娘正在烧火。她看我脸色不对，问道：“又出啥事了？是那个女娃子？”
我点了点头，把刚才的事简单说了说。
我娘停下手中的活，长长地叹了口气：“年儿，我跟你说，离她远点！高德胜那是头狼，被他盯上，没好下场！咱过咱的日子就行了！”
那晚的风，刮得更凶了，吹得窗户纸呜呜作响。
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沈秋苇那双倔强又无助的眼睛，还有她蹲在地上默默收拾东西的那个背影。
我总觉得，要出事了。
事情果然来了，比我想象的还要快，还要猛。
高德胜没找到他想要的东西，恼羞成怒。
第二天，村里的大喇叭就响了，高德胜用他那破锣似的嗓子，号召全体社员到打谷场开会，要批斗“隐藏在革命队伍里的坏分子沈秋苇”。
罪名有两条。
一条是“私藏反动画册，腐蚀革命思想”。
另一条是“不安心接受改造，与其反动家庭划不清界限”。
打谷场上黑压压站满了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脸上都带着一种麻木又兴奋的表情。
就像看一场大戏。
沈秋苇被两个民兵押在中间，她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棉袄，在寒风里显得格外单薄。
她的头发被吹乱了，几缕粘在苍白的脸上。
高德胜站在一张破桌子上，挥舞着手臂，历数着沈秋的全是编造的“罪行”。
他很会煽动，几句话就把村民们的情绪给点燃了。
“打倒坏分子！”
“滚出石头营子村！”
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
我站在人群的最后面，心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又闷又疼。
我看到几个半大的孩子，捡起地上的雪团，朝沈秋苇扔过去。
雪团砸在她身上，碎开，化成冰冷的水，浸透了她的棉袄。
她没有躲，也没有哭，只是死死地咬着下唇，身体站得笔直，像一根要在风雪里折断的芦苇。
我拳头攥得咯吱咯吱响。
我真想冲上去，告诉他们，她不是坏人，她只是个想家的姑娘。
可我不敢。
我身后，是我的娘。如果我出头，这个家就塌了。
批斗会开了一个多钟头，直到高德胜的嗓子都喊哑了。
最后，他宣布处理决定：“将沈秋苇关押反省，明日一早，送交公社革命委员会，进行集中学习！”
“集中学习”，谁都知道那是什么地方。进去了，不死也得脱层皮。
沈秋苇被带走了，关进了村东头那个废弃的牛棚里。
人群渐渐散了，打谷场上只剩下被踩得乱七八糟的雪，和几处化开的泥水印。
我回到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娘看出了我的不对劲，叹了口气：“年儿，别想了。这不是咱能管的事。安安生生过日子，比啥都强。”
我点了点头，扒了两口饭，就回屋躺下了。
外面，风雪更大了，呜呜地响，像有无数的冤魂在哭。
我闭上眼，满脑子都是沈秋苇那张苍白的脸。
我想起她送我的那幅画，想起她跟我说起天津的鸽子。
我又想起我爹临死前拉着我的手说的话：“年儿，咱家穷，但人不能穷了志气，更不能坏了良心。”
良心。
这两个字，像烧红的烙铁，在我心口上烙了一下。
我猛地从炕上坐了起来。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她被送走。
我不能。
一个疯狂的念头，在我脑子里慢慢成形。
我想起了我家菜园子角落里，那口废了好多年的深水井。
那口井，是我爷爷那一辈人挖的，挖了十几米深，后来因为出了几次事，就废弃了，用一块大石板盖着。
我小时候淘气，曾经偷偷掀开石板看过。
井壁上，大概离井口七八米深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侧洞。听村里老人说，那是当年挖井的师傅累了，在井里歇脚的地方。
那个洞，不大，但藏一个人，足够了。
我的心，狂跳起来。
救她！
把她藏到井里去！
这个念头一出来，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这是在跟高德胜作对，是在跟整个村子作对。
一旦被发现，后果不堪设想。
可是，如果不救，我这辈子都不会安生。
我披上棉袄，摸黑下了地。
雪下得正紧，天地间一片白茫茫。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牛棚附近。
牛棚的门从外面用一把大锁锁着，窗户也用木板钉死了。
我绕到牛棚后面，借着雪光，看到墙角有一处土坯松动了。
我心里一喜，用手使劲抠，抠开了一个能容一人钻过的小洞。
我探头进去，小声喊：“沈秋苇？沈秋苇？”
里面没有回应。
我心里一沉，钻了进去。
牛棚里一股霉味和牲口味，黑漆漆的。我摸索着，在一堆烂草里碰到了一个冰冷的人。
是她。
我探了探她的鼻息，还有气。再一摸额头，烫得吓人。
她发高烧，已经烧得人事不省了。
我不能再犹豫了。
我把她背在身上，她的身体轻得像一片羽毛。
我从墙洞里钻出来，把她背回了家。
娘被我惊醒了，看到我背着一个人回来，吓得脸都白了。
“年儿！你……你这是要干啥？你疯了！”
我把沈秋苇放在炕上，跪在了娘面前。
“娘，我不能看着她死。咱救救她吧。”
娘看着炕上昏迷不醒的沈秋苇，又看看我，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最后，她长叹一声，眼泪掉了下来。
“你这孩子……真是要我的命啊……”
她没再反对。
我把沈秋苇背到后院的菜园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那块沉重的石板挪开一条缝。
一股阴冷潮湿的气味，从井里冒了出来。
我找来家里最长的绳子，一头拴在井边的大槐树上，一头绑在自己腰上。
我先下到了井里。
井下比我想象的还要黑，还要冷。
我找到了那个侧洞，里面不大，很潮湿，但确实能藏身。
我爬上来，把沈秋苇用绳子小心翼翼地放了下去，安置在侧洞里。
我又找来一些干草和一床旧被子，扔了下去。
最后，我把石板挪回原位，又在上面盖了厚厚一层雪和杂草。
做完这一切，天已经快亮了。
我浑身都被冷汗湿透了，分不清是累的，还是怕的。
第二天一早，村里就炸了锅。
高德胜带着人去牛棚提人，发现人不见了。
他像一头被激怒的公牛，在村里咆哮着，说沈秋苇是“畏罪潜逃”，是“阶级敌人”的垂死挣扎。
他立刻组织了全村的壮劳力，开始搜山。
可大雪封山，连条下脚的路都没有，一个病得快死的女人，能跑到哪里去？
高德胜断定，人肯定还藏在村里。
搜查队像篦子一样，开始挨家挨户地搜查。
我家是重点怀疑对象。
高德胜带着人闯进来的时候，我正和我娘在院子里扫雪，强装镇定。
“耿年！”高德胜三角眼一瞪，“有人看到你昨晚鬼鬼祟祟的。说！是不是你把人藏起来了？”
我摇了摇头：“高支书，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我昨晚一直在家睡觉，我娘可以作证。”
我娘也颤巍巍地说：“是啊，高支书，俺们娘俩本分人，可不敢干那种事。”
高德胜冷笑一声，一挥手：“搜！”
几个人冲进屋里，翻箱倒柜，连米缸都用棍子捅了捅。
然后他们又冲进后院，在菜园子里四处乱踩。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一个民兵的脚，就在那块盖着井口的石板上来回踩了好几下。
我紧张得手心全是汗。
幸好，雪够厚，伪装得够好，他们什么也没发现。
高德胜没搜到人，悻悻地走了。临走前，他指着我的鼻子说：“耿年，你给我记着。要是让我知道是你干的，我扒了你的皮！”
他们走后，我娘一下子瘫坐在了地上。
接下来的五天，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
高德胜就像疯了一样，每天带着人在村里转悠，甚至牵来了狼狗。
那狗好几次在我家院子外面打转，狂吠不止。
我每天只能等到后半夜，等所有人都睡死了，才敢偷偷溜到后院。
我把绳子垂下去，吊一个小篮子，里面装着一点稀饭，还有我娘偷偷熬的草药。
井下的沈秋苇，情况很不好。
她一直高烧不退，大部分时间都在昏迷。偶尔清醒一会儿，也只是发出微弱的呻吟。
我不敢跟她说话，只能通过绳子递纸条。
我在纸上写：别怕，安全。
有时候，篮子拉上来，里面会有一张被水汽浸得模糊的纸条，上面是她歪歪扭扭的字：冷。
我的心就像被针扎一样。
井下那么冷，那么潮，一个病人，怎么受得了。
到了第三天，她的烧好像退了一点。
我吊下去的稀饭，她能吃下小半碗了。
在一次递东西的时候，我感觉篮子被拽了一下。
我赶紧拉上来，里面除了空碗，还有一个硬硬的东西，用布包着。
我打开一看，心头一震。
是那个小叶紫檀木盒。
它怎么会在这里？
我还没来得及细想，就听到远处有狗叫声传来。
我吓得赶紧把木盒揣进怀里，把一切恢复原状。
我当时以为，是她清醒的时候，担心木盒被搜走，所以让我替她保管。
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就被更大的恐惧淹没了。
我不知道的是，当时高烧迷糊的沈秋苇，在极度的恐惧和求生本能下，是想把木盒塞进侧洞更深的石缝里。
可她力气太小，加上神志不清，只是把木盒放在了篮子里。
而我，误解了她的意思。
这个阴差阳错的误会，像一颗被埋进土里的种子，在三十年后，长成了一棵扭曲的参天大树，几乎将我的人生连根拔起。
第五天夜里，风停了，雪也停了。
高德胜的搜查渐渐松懈下来，他大概也认为，沈秋苇可能已经冻死在哪条山沟里了。
我觉得，是时候送她走了。
我把娘叫醒，跟她说了我的计划。
娘沉默了半晌，从箱底翻出一个布包，塞给我：“这里有几块钱，还有几个窝头。让她路上吃。孩子，让她快走吧，走得越远越好。”
我把沈秋苇从井里拉了上来。
她在井下待了五天，整个人都脱了相，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脸色蜡黄。
但她的眼睛，却异常地亮。
我扶着她，借着微弱的月光，给她指了一条翻过后面山梁，通往邻县的小路。
“从这里走，一直往南，天亮前能到山口。翻过去，就不是石头营子村的地界了。”
我把我娘给的布包，还有我自己攒下的几块钱，都塞给了她。
她没有接，只是看着我，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
“耿大哥……”她声音沙哑，带着哭腔，“我……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别说了，快走吧。活着最重要。”
她还是不走，从怀里掏出那支她最宝贝的钢笔，塞到我手里。
“这个，你拿着。如果……如果我还活着，我一定会回来找你。记住，是石头营子村，耿年。”
她说完，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转身，一瘸一拐地消失在茫茫的雪地里。
我站在原地，直到再也看不见她的身影。
手里那支冰冷的钢笔，硌得我手心生疼。
我回到家，把那个小叶紫檀木盒，藏在了屋梁最深处的角落里。
然后，我跟娘一起，把那口井，用土和石头，彻底填平了。
从那天起，沈秋苇这个名字，连同那口深井，都被我埋进了记忆的最深处。
我以为，这就是故事的结局了。
时间是个最不经用的东西，一晃，就是三十年。
三十年，足够把一个青涩的毛头小子，磨成一个两鬓斑白的中年人。
我，耿年，五十二岁了。
常年的劳作压弯了我的脊背，风霜在我的脸上刻满了沟壑。我娶了邻村的女人崔花，生了个儿子叫耿小波。
小波在县城打工，谈了个对象，正为婚房的首付愁得唉声叹气。
我娘周大娘，也成了需要人照顾的老人了。
我们家的日子，就像村里大多数人家一样，不好不坏地过着。谈不上富裕，但也能吃饱穿暖。
石头营子村也变了些模样。
土路变成了坑坑洼洼的水泥路，家家户户通了电。但山还是那座山，村子还是那个穷村子。
当年不可一世的高德胜，后来因为贪占集体财产被撸了下来，如今只是个没人待见的孤寡老头，整天揣着手在村里晒太阳。
至于那口废井，上面早就盖了新的杂物房，堆满了柴火和农具。
要不是偶尔做梦，我几乎都快忘了，那下面曾经藏着一个女孩的命。
那个小叶紫檀木盒，还静静地躺在屋梁的角落里，落满了灰尘。我再也没动过它。
那支钢笔，也被我收在一个小木盒里。有时候夜深人静，会拿出来看一看。
崔花问过我，我说是一个早就断了联系的老战友送的。
日子就像村口那条河，平淡无波地流淌着。
我以为，我这辈子就会这么过去了。
直到2012年那个秋天的下午。
那天，我正在院子里劈柴。突然，村里那几条懒洋洋的土狗，跟疯了一样狂叫起来。
紧接着，是发动机的轰鸣声。
我直起腰，就看到一幕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景象。
一列黑色的车队，一共四辆，全是锃亮的奔驰，像四只巨大的黑色甲壳虫，碾过我们村那条破败的水泥路，浩浩荡荡地开了进来。
头车过去，卷起的尘土，让跟在后面的车若隐若现，更添了几分神秘。
整个石头营子村都静止了。
正在地里干活的，正在门口聊天的，正在屋里睡午觉的，全都跑了出来。
人们像看外星人一样看着那列车队，交头接耳，议论纷纷。
“这是哪家的大官来了？”
“看这车牌，都是省城的。乖乖，这得是多大的官？”
车队在村里缓慢地绕了一圈，似乎在寻找什么。
最后，在全村人惊愕的目光中，它们稳稳地停在了我家那栋半新不旧的院子门口。
那一瞬间，所有的目光，都从车上，转移到了我的身上。
崔花从屋里跑出来，看到这阵仗，也傻了。她拽着我的衣角，手心冰凉。
“当家的，这……这是找谁的？”
我摇了摇头，我也不知道。
我的心，却没来由地狂跳起来。
车门开了。
下来几个穿着黑色西装、戴着墨镜的男人，个个都像电影里的保镖。
他们拉开中间那辆车的后门，恭敬地站在一旁。
一只穿着精致高跟鞋的脚，探了出来。
然后，一个女人，缓缓地从车里走了出来。
她看起来五十岁上下，穿着一身得体的套裙，头发盘得一丝不苟。她的脸上化着淡妆，气质雍容华贵，但眼神里，却带着一丝掩饰不住的疲惫和锐利。
她摘下墨镜，环顾了一下这个尘土飞扬的村庄。
最后，她的目光，穿过围观的人群，穿过三十年的岁月，直直地落在了我的脸上。
时间，在这一刻仿佛凝固了。
眼前的华贵女人，和我记忆深处那个在井下瑟瑟发抖的瘦弱女孩，两张面孔，慢慢重叠在一起。
是她。
沈秋苇。
村里有几个上了年纪的老人，也认出了她。
“天哪……那不是……那不是当年那个女知青吗？”
“沈秋苇？她不是失踪了吗？怎么……”
沈秋苇没有理会周围的嘈杂，她一步一步，朝我走来。
她的高跟鞋踩在浮着尘土的地面上，发出清脆的声响，每一下，都像是踩在我的心上。
她在我面前站定，看着我这张被岁月刻满痕迹的脸，看着我身上那件沾着泥土的旧褂子。
她的眼眶，慢慢红了。
她张了张嘴，声音有些颤抖，但依旧清晰地传遍了整个院子。
“耿大哥，我回来了。”
“我回来……找你了。”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三十年，像一场大梦。
现在，梦醒了。
我家的堂屋，从来没有这么拥挤，也从来没有这么尴尬过。
沈秋苇坐在那张老旧的八仙桌旁，她带来的那些黑衣保镖，则像门神一样杵在门口。
屋里简陋的陈设，和我娘、崔花身上那股子土腥味，跟眼前这群人的光鲜亮丽，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空气里都弥漫着一股不自在。
崔花僵硬地给沈秋苇倒了一杯水，搪瓷缸子放在她手边，显得那么不合时宜。
沈秋苇端起水，客气地笑了笑：“嫂子，辛苦了。”
崔花的脸绷得紧紧的，没吭声。她的眼神，像探照灯一样，在我跟沈秋苇之间来回扫射。
沈秋苇开门见山，简单讲了她当年的经历。
她说她逃到邻县，几经辗转联系上了家人。后来她家平反了，她考上大学，毕业后下了海，做了点小生意。
“做了点小生意”，这话说得轻描淡写。
可谁都看得出来，这“小生意”的能量有多大。
说着，她对旁边一个助理模样的年轻人使了个眼色。
那个年轻人立刻递上一个黑色的手提箱，放在了桌子上，打开。
“啪”的一声，满屋子的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红色的，全是红色的百元大钞。一捆一捆，码得整整齐齐。
“耿大哥，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沈秋苇的声音很诚恳，“一百万。我知道小波要在城里买房，这钱，就当是我这个当姑姑的，给孩子的贺礼。”
“当年要不是你，我早就没命了。这份恩情，我记一辈子。”
她又拿出一串钥匙和一份文件，推到我面前。
“这是省城一套装修好的房子，三室两厅。小波的工作，我也安排好了，去我公司旗下的一个分公司当经理。你们全家，都可以搬过去住。”
我彻底懵了。
一百万？省城的房子？经理？
这些词，每一个都像一颗炸雷，在我脑子里炸开。
我看着桌上那堆钱，感觉比烧红的炭还烫手。
我下意识地连连摆手：“不行，不行！这使不得！当年……当年那不算什么……”
“爹！你怎么能说不行呢！”
我儿子耿小波闻讯从县城一路飞车赶了回来，正好听到这句话，急得脸都红了。
他的眼睛死死盯着那箱钱，冒着绿光，仿佛那不是钱，是他后半辈子的命。
崔花的表情也变得极其复杂。
震惊，狂喜，然后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屈辱和猜疑。
她看我的眼神，更不对劲了。
这时，一个不合时宜的身影，拄着拐杖，慢悠悠地晃进了院子。
是高德胜。
他浑浊的老眼里闪着精光，皮笑肉不笑地说：“哟，这不是沈知青吗？发大财了，还记得回咱们这穷山沟啊。”
沈秋苇看到他，脸色瞬间冷了下来。
高德胜却毫不在意，他转向我，阴阳怪气地说：“耿年啊，你行啊。藏得够深的。当年要不是我老头子高抬贵手，网开一面，你们俩能有今天？”
他这是想来讹一笔。
没等沈秋苇说话，门口的两个保镖就上前，一左一右，像拎小鸡一样把高德胜架了出去。
高德胜的叫骂声，很快就消失了。
但这一下，更坐实了村里的流言蜚语。
沈秋苇和她的车队，当天住进了县城最好的酒店。
而我家，却因为她留下来的那箱钱，彻底翻了天。
“耿年！你给我说清楚！你跟她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关上门，崔花就爆发了。她把那箱钱狠狠地摔在地上，红色的钞票散了一地。
“三十年！你瞒了我整整三十年！你们俩当年是不是有一腿？不然她凭什么给你这么多钱？”
“她就是回来给你付封口费的！怕你说出去当年的丑事！”
她哭着，喊着，像一头发疯的母狮。
我百口莫辩。
我怎么解释？说我为了救她，把她藏在井里？说我们之间清清白白？
在这一百万面前，任何解释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小波也跟我吵：“爹！你是不是老糊涂了！人家报恩，你推三阻四的干什么？有这钱，我能在城里抬头做人了！你非要我跟你一样，一辈子当个穷光蛋吗？”
我蹲在地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烟雾缭绕中，我看到崔花绝望的脸，看到儿子贪婪的脸。
这个家，好像要散了。
我觉得自己当年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可这好事的“回报”，却像一副枷锁，要把我活活勒死。
那天深夜，我一个人坐在院子里，怎么也睡不着。
就在这时，院门被轻轻推开了。
一个人影，悄无声息地走了进来......
是沈秋苇。
她换了一身便装，脸上没有了白天的客套和笑容，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度的凝重和急迫。
她没有进屋，而是径直走到我面前。
月光洒在她的脸上，显得有些清冷。
她环顾了一下四周，压低了声音。
她没有再提报恩的事，而是盯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问：
“耿大哥，我们说句实话。”
她的声音很轻，却像重锤一样砸在我的心上。
“你家菜园角落里……那口填了的深井，当初填了多深？”
她顿了顿，每一个字都咬得极重。
“在填平之前，你有没有……下去看过？”
这个问题，像一道黑色的闪电，瞬间劈开了我脑子里那片混沌的浓雾。
三十年来被刻意尘封的记忆，伴随着井下那股阴冷潮湿的气味，猛地涌了上来。
我整个人都僵住了，血液仿佛在这一刻凝固。
我猛地抬头，死死地盯着她。
月光下，她那双曾经清澈如泉的眼睛，此刻却像两口深潭，里面藏着我看不懂的锐利和焦灼。
一股刺骨的寒意，从我的脚底板，沿着脊椎，一路窜上天灵盖。
报恩是假，另有图谋！
那口井下，到底还藏着什么？
除了当年那个瑟瑟发抖的女孩，除了那五天的恐惧和绝望，还有什么，值得她如此大费周章，用一百万和一栋房子来做敲门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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