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
本文转载自1月4日上财金融学院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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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正处于四中全会之后《“十五五”规划纲要》的制定关键期，我作为“十四五”“十五五”规划委员会委员，近期核心工作围绕规划制定展开，也借此机会分享“十五五”时期国际经济与开放金融相关的核心主线思考。
“十四五”规划制定的核心思想是总书记2020年提出的“新发展格局”，尽管期间经历了三年疫情、房地产深度调整等突发事件，以及中美博弈的动态变化，但“十四五”仍完成了中国经济奇迹的新篇章，可概括为“产业高端化、创新体系化、技术前沿化”——这三大成就，美国用了60年，日本、德国用了40多年，中国从2008年至今仅用17年便取得重要进展。
做规划需抓住主题主线，而非纠结于不可预判的“黑天鹅”事件，以下重点分享与国际经济、开放金融密切相关的两条核心主线：
主线一：“十五五”时期中国长期向好趋势将实现质与量的跃迁
中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将在“十五五”加速展现，核心支撑是通过“五链融合”形成体系化、机制化的内生创新驱动体系，目前创新驱动的增长方式已基本形成。
这一趋势全面确立的关键标志有二：一是房地产市场基本稳定；二是反内卷行动告一段落。背后需配套两项核心改革：一是调整依托房地产构建的政府投融资模式；二是优化产生内卷的传统分权激励体系。未来中国将续写经济发展奇迹，核心仍是深化“产业高端化、创新体系化、技术前沿化”三大方向，这一判断也得到珍妮特·耶伦、诺奖得主菲利普·阿吉翁等国际权威经济学家的认可。
主线二：大国博弈主导超级时代，中美博弈进入战略相持期
大国博弈是当前超级时代的核心主题，其背后由技术周期等基础性因素支撑，具有持续性。今年中美五轮贸易谈判标志着双方博弈从战略防御期全面进入战略相持期，这一阶段的核心特征是：
1、中国博弈砝码显著增强：经过“十三五”“十四五”十年发展，关键核心技术在基础性领域持续突破，使得美国极限施压难以引发系统性风险，稀土等特色反制手段也具备了落地条件。
2、博弈方式与性质发生变化：特朗普2.0时代的“对等关税”极限施压草草收场，其谈判性、交易性的博弈逻辑需重新审视；美国将芯片相关征税时间点推迟至2027年，芬太尼合作即系推进，标志着短期外贸环境进入缓和期，但长期博弈本质未变。
3、需警惕“新门罗主义”的影响：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隐含的新门罗主义倾向，本质是强化对西半球的控制，排挤中国在南美地区的战略布局——涉及巴拿马运河、委内瑞拉石油、智利铜矿及阿根廷、巴西的矿产与农产品领域，相关“清扫行动”的力度可能超出预期。
4、产业链重构中的中国角色：拜登政府推动的近岸外包、友岸外包虽重点布局墨西哥，但墨西哥制造业所需的投资品、技术多来自中国，中国机电产品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仍占据重要地位。
此外，外部环境还存在两大关键变量：
一是贸易顺差的影响：今年前11月，中国货物贸易顺差（海关美元口径）约1.08万亿美元（约7.7万亿元人民币）；按人民币折算并对应同期GDP（预估约128万亿元）测算，占比约6.0%（非官方数据，仅供参考）。其中与欧盟顺差超美国，未来欧盟相关谈判虽难度较低但更为复杂；同时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贸易格局正悄然变化，需在贸易、资本定位上做出系统性调整。
二是全球资本配置的反转效应：此前“中国+1”以产业链分散与多元化为主，当前美国AI投资热潮引发估值与回报担忧（2025年美国AI相关投资约1000亿美元、全球约2000亿美元，高盛，2025年11月；美股“科技七巨头”未来五年资本支出无统一高限方案，多为分项/年度指引）。叠加美国债务风险、中美冲突的赢者通吃效应，全球资本需寻找对冲美国风险的投资地。中国（尤其是上海、香港金融市场）因技术发展路径与美国形成互补，有望成为天然对冲地，全球资本配置可能从“中国+1”转向“美国+1”，推动资本重返中国。
综上，“十五五”时期全球金融与贸易格局将面临超出预期的变化，把握上述三条主线，是理解宏观经济运行与开放金融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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