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末年，秦国统一进入最危险阶段。
赵、燕、楚相继倒下，战场上站着一个始终不抢风头的人——王翦。
他不靠奇袭成名，却能一场一场把国家拆散。
当别的名将倒在权力尽头时，王翦已经退场。
一个既能决定天下归属，又能全身而退的将军，到底强在哪？
秦王重新请王翦出山
在秦国的统一战争中，六国并不是同时倒下的。
韩国最先崩解，魏国国力早衰，赵国虽强却被内政撕裂，燕、齐各有短板。
当秦军连连告捷时，真正让秦廷上下不敢掉以轻心的，只剩下一个国家——楚。
这不是情绪判断，而是冷冰冰的现实。
楚国地广人众，兵源充足，纵深辽阔，一旦战事失利，秦军不仅难以迅速抽身，还可能被拖入长期消耗。
更关键的是，此时的秦国，已经站在统一的门槛上。
前面赢得再多，只要这一仗翻车，就可能导致引发连锁反应。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秦廷出现了一次极为罕见、也极为尖锐的分歧。
李信认为只用二十万兵力就可以打败楚国。
这种判断，符合此前连续胜利带来的惯性认知。
而另一种声音，却显得格格不入。
提出这个判断的人，是王翦。他的意见只有一句话，却重得惊人：伐楚，非六十万不可。
彼时的王翦已经连续攻灭赵、燕，其子王贲又灭了魏国。因而秦王有意识的不想让王翦功高盖主。
出于兵力和政治的双重考量，秦王最终选择了李信。
但事实很快证明，秦王的选择是错的。
当秦王采纳速胜方案、以较小兵力先行出击时，秦军并非毫无斩获，甚至一度占据优势。
但因轻敌局势迅速逆转，秦军遭遇重挫。
这一败，并不是战术失误，而是战略判断的失败。
于是，秦王重新请王翦出山。
而对王翦来说，这并不是他军事生涯的起点，而是一个长期积累之后，被现实反复验证的时刻。
走到前台之前：王翦并非偶然被选中的统帅
如果只从六十万伐楚开始看，很容易误判王翦的军事生涯，仿佛他是在统一战争的最后关头，被临时推出来解决难题的老将王牌。
但把时间线往前推，就会发现一个清晰的事实：
王翦并不是突然被重用，而是长期站在秦国对外战争的主战线上，一步步走到这个位置的。
在秦王政即位之后，秦国的对外战争已经不再是零散冲突，而是围绕东方诸国展开的系统性进攻。
这个阶段，秦军真正需要的，不是一两次奇袭取胜的战将，而是能够长期承担主攻方向、持续推进战线的统帅。
王翦，正是在这种战争形态下进入核心视野的。
他的第一次重要位置，是在秦军伐赵的进程中。赵国并非弱敌，而是战国后期仍能与秦正面对抗的大国之一。
秦军对赵的战争，不是一年两年的速战，而是横跨数年的反复拉锯。
能在这样的战场上长期担任主将，本身就意味着一种稳定的军事评价。
在对赵的作战中，王翦并没有留下奇兵突袭、一战封神的传奇桥段，但他参与并完成的，是秦军对赵国核心防线的持续压迫。
最终，当赵国内部发生关键变动、名将被杀、军事体系崩塌时，秦军才能顺势攻入都城，完成灭赵。
灭赵之后，秦军并没有停下来。随着统一进程推进，王翦继续出现在对燕作战的主线上。
燕国在地理位置和战略意义上，与赵不同，但同样是秦国东进道路上必须清除的障碍。
公元前227年，荆轲刺秦王失败，秦王大怒并派王翦攻打燕国。
当都城被攻克，燕国并未立刻灭亡，但它已经不再具备国家级别的抵抗能力。此后的抵抗，只是残局挣扎，而不是战略博弈。
真正检验王翦能力的，是楚国。
楚国并不是某一仗输了就亡的类型，它的体量决定了，只要主力尚在，就仍然具备翻盘可能。
因此，王翦在楚战中采取的策略，与此前完全一致：不急于取胜，而是优先让楚军丧失主动权。
通过长期对峙、反复调动、消耗士气与补给，楚军逐渐失去进攻节奏。当主力疲敝、统帅失去控制力时，秦军才发动决定性打击。
到这个阶段，楚国虽然尚未彻底崩溃，但它已经无法再组织起有效的全国性抵抗。灭亡，只是时间问题。
齐国的覆灭，则是这一套能力的最后验证。
齐并非被王翦正面击溃，而是在看到前四国的结局后，失去了继续抵抗的信心。当国家层面的决心被瓦解，战争本身甚至不再需要展开。
这并不是偶然，而是前面所有灭国战争累积出的战略结果。
把这些战争放在一起看，就会发现王翦始终在做同一件事：通过持续、稳定、不可逆的军事推进，把国家拆解成无法自我修复的状态。
他打的不是一支军队，也不是一个将领，而是对方的动员能力、决策能力和持续作战能力。
也正因为如此，他的战功看上去并不张扬，却极难被复制。
功劳越大，越要后退：王翦如何在统一战争中避免“功高盖主”
在统一战争的后段，最危险的从来不只是敌国，而是胜利之后。
尤其是伐楚这件事：六十万大军并不是小数目，而秦把国命押在一位统帅身上。
秦王嬴政亲自到频阳请王翦出山，答应非六十万不可的用兵规模，并把他送到灞上——这已经不是普通任命，而是把全国最重的兵权交给一个人。
也正因为如此，王翦真正要处理的，并不只是怎么打楚，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君主能不能放心让你功高盖主。
所以，你会看到一个非常关键、而且发生在出征之前的动作，当秦始皇在灞上送行时，王翦当面提出请求：请赐良田、美宅、园林池苑之类的家业。
秦始皇笑他“何忧贫”，王翦则解释这是为子孙置业。
这一步很重要，因为他把王翦的形象从掌天下兵者往回拉——拉成一个在乎家产、在乎后路的人。
更耐人寻味的是：王翦并没有止于灞上的一次开口。大军出发，到了函谷关，他又连续派使者回朝，再求良田，而且不止一次，是五次。
旁人觉得乞贷已甚，王翦却直接说出了核心理由：秦王性情多疑，如今把全国精锐都交到他手里，如果他不表现得无大志，反而会让秦王坐在咸阳胡思乱想。
换句话说，秦王看到的，不是一个可能割据自立的统帅，而是一个把心思放在田宅家业上的老将。
他把自己从政治威胁包装成了可被满足的功臣，让君主的疑惧找不到落点。
最后，王翦在辅助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并未参与秦始皇后面的政治建设，选择急流勇退，避开了功高震主的常见结局，得以善终。
参考信源：
秦王嬴政让王翦率60万士兵出征，王翦提出要求：您赏我一样东西我就去 中国网资讯 2023-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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