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27日，重庆歌乐山。
在渣滓洞监狱，特务以“马上要转移，先办手续”为名，将三十多名地下党骗出牢房，驱赶到狭小的牢房内。
当最后一名地下党被推搡着进入后，特务们关上了铁门。
下一刻，架设在窗口的数挺冲锋枪扫射进来，手无寸铁的革命志士们成片倒下，鲜血染红了墙壁和地面。
这不是电影剧本，而是真实发生的历史惨剧，重庆“11·27”大屠杀的开端。
而在几公里外的重庆中美合作所，一个身穿笔挺将官服、面容冷峻的中年男人，正对着电话那头吼道：
“快！快！全部解决，一个不留，对，烧了，彻底毁掉！”
他，就是这场血腥屠杀的直接指挥者、国民党军统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
此刻的徐远举，双眼充血，脸上没有一丝表情，仿佛来自地狱的判官，正在宣读最后的死亡判决。
他手中的电话线，就是连接人间跟地狱的“通道”。
那一夜，歌乐山下的白公馆、渣滓洞、松林坡，数百名地下党和爱国民主人士倒在了黎明之前。
这其中，有人们熟知的“江姐”江竹筠，有《红岩》的作者罗广斌的亲人，还有无数未留下姓名的英烈。
而徐远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恐怖、血腥和死亡的代名词。此外，他还是小说《红岩》中阴险狠毒的特务头子“徐鹏飞”的原型。
“徐猛子”
徐远举，湖北大冶人。
1926年，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大冶县也掀起了打击土豪劣绅的运动。为了避祸，徐远举只好在父亲的安排下逃离了家乡。
不久后，他又经亲戚的介绍，加入了随营军官学校。
而在蒋桂战争结束时，徐远举的学校被改编为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他也“因祸得福”，成了黄埔第七期的学员。
毕业后，他参加了对根据地的“围剿”。
然而，当蒋介石成立复兴社时，徐远举意识到这是个难得的机会，随即报名加入，成为戴笠的部下。
而依赖着黄埔背景，徐远举可以说在军统内如鱼得水。他工作积极，手段狠辣，极受戴笠赏识。
抗战全面爆发后，徐远举的地位迅速膨胀。
他虽没有直接前往前线，却历任军统川康区副区长、代区长，在四川、西康建立起庞大的特务网。
而他，也以残酷无情著称，对地下党人和进步人士的抓捕毫不手软，人送绰号“徐猛子”。
“半壁江山”
抗战胜利后，徐远举又从北方区区长的位置调任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少将处长、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
当时，他权倾西南，一度管辖川、康、黔、滇四省的警、宪、特等40多个特务机构，被国民党政界称为“半壁江山，西南红人”。
然而，权力的巅峰，也是罪恶的深渊。
徐远举利用手中的特权，将西南变成了他的独立王国，对一切反蒋、反内战的人士进行了疯狂的镇压。
1946年，徐远举策划了破坏重庆地下市委机关报《挺进报》的行动。
在他的亲自指挥下，特务顺藤摸瓜，前后逮捕地下党员多达130名，而由于叛徒的出卖，党组织也遭受了严重破坏，许多优秀的同志惨遭杀害。
因此，徐远举洋洋得意，认为自己立下了“不世之功”。
不久后，为了配合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徐远举还发起了针对工人、学生和民主党派的“大整肃”。
当时，他指挥军警宪特在重庆进行了大规模逮捕，仅在重庆一地就抓了200多人。
被捕者中，有许多无辜的群众和进步青年，他们在监狱里遭受了惨无人道的刑讯逼供，竹签钉指、老虎凳、辣椒水，种种酷刑，皆出自徐远举的默许。
1948年，华蓥山爆发武装起义，徐远举又亲自坐镇指挥镇压。他调集重兵，对起义地“清乡”，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他不仅残酷杀害了大量起义人员，还破坏了地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俘虏了三百多名起义军战士。
这些人后来被押解到重庆，囚禁在白公馆和渣滓洞，最终大多未能逃过1949年的那场大屠杀。
值得一提的是，在接连不断的屠杀行动中，徐远举展却表现出了极高的“专业素养”，以及极低的道德底线。
他迷信暴力，信奉“宁可错杀，不可放过”。他认为，只有用最残酷的手段，才能震慑住反对者。
甚至，他还在内部会议上公开叫嚣：“对付共产党，只有子弹，没有别的办法。”
“11·27”大屠杀
如果说之前的种种暴行是徐远举罪恶的积累，那么1949年的重庆大屠杀，就是他罪恶的总爆发。
随着解放军在三大战役中取得决定性胜利，国民党政权的崩溃已成定局。1949年，徐远举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他一方面疯狂地垂死挣扎，一方面又惶惶不可终日。
而蒋介石在溃逃台湾前，下达了“坚壁清野”和“毁灭性破坏”的命令。对于关押在重庆的数百名“犯人”，蒋介石的指示很明确，一个也不能放，全部秘密处决。
接到命令的徐远举，成为了大屠杀的“总导演”。
从1949年9月，屠杀的阴影就已笼罩歌乐山。首先遇难的是杨虎城将军。9月6日，杨虎城及他幼子、秘书宋绮云一家在戴公祠被杀害，执行者正是徐远举的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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