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要在五一节把电视办起来！”
1958年春天，北京广播大楼里，这句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的命令，让在场的所有技术员后背都湿透了。
当时距离五一节只剩下不到几个月，手里要设备没设备，要技术没技术，连个像样的演播室都是借来的排练厅。
这一年，中国人打算用并不发达的工业底子，去挑战西方国家玩了几十年的高科技，这场看似必输的赌局，到底是怎么赢下来的？
01
那时候的北京，风沙比现在大，但人心比金子还硬。
1958年刚开春，梅益局长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窗外那个刚封顶不久的广播大楼，眉头锁得能夹死一只苍蝇。上面的任务下来了，死命令，五一节必须试播。
这事儿有多难？
这么跟您说吧，当时的中国在电视技术上，那就是一张白纸。西方国家早就把电视玩出花来了，咱们呢，连个显像管都得琢磨半天。人家那是技术封锁，别说教你了，就是连个螺丝钉都不卖给你。
这摆明了就是想看咱们笑话。
当时的广播局里，懂无线电的人不少，但真正懂电视技术的，那真是凤毛麟角。这就像是让修自行车的老师傅去造飞机，隔行如隔山，这心里能有底吗？
可那个年代的人，骨子里就有一股劲儿，越是不可能的事，越要干出个样子来。
梅益把烟头在烟灰缸里狠狠一按，那是真急了。没有设备？那就自己造！没有图纸？那就去翻书、去查资料、去苏联老大哥那儿取经。
但这其中的苦，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
那时候的物资匮乏到什么程度？为了凑齐一套发射设备，技术人员那是跑遍了北京城的旧货市场，甚至连废品收购站都不放过。只要是带个线圈、带个电子管的东西，都当宝贝一样往回捡。
有人可能会问，至于这么拼吗？
太至于了。那时候我们在这个领域是失语的，人家说你落后，你就真落后。这不光是一个电视信号的问题，这是争一口气的问题。
整个筹备组就像是上紧了发条的闹钟，没日没夜地转。大家吃住都在单位，困了就裹件大衣在走廊里眯一会儿，醒了接着干。那眼圈黑得，跟大熊猫似的。
你要是那时候走进广播大楼，你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旱烟味和机油味，那是熬夜的味道，也是拼命的味道。
02
要说这设备简陋，那真是简陋到了姥姥家。
那个所谓的演播室，其实就是把广播艺术团的一个排练厅给征用了。这就好比让现在的央视春晚在一个小学教室里直播，那条件，想想都觉得离谱。
但这还不是最要命的。
最要命的是那几台也是东拼西凑来的摄像机，那是真娇气。当时的电子管设备，那是出了名的发热大户。一开机，那就是个大火炉，几百个电子管一起发热，那温度蹭蹭往上涨。
那个排练厅才多大点地方？六十来平米。这一开机，屋里温度直奔四十度去了。
那时候哪有空调啊？连个像样的电风扇都得凭票买。人热点也就罢了，大不了光膀子干，可机器受不了啊。温度一高，那电子管就罢工，画面就乱跳，这要是直播的时候给你来这么一下，那不是就在全国人民面前掉链子了吗？
这事儿要是放在现在，肯定是装空调解决。但在那时候，这可是个大难题。
咱们的技术员那是真有招，既然没有洋办法，那就来土办法。
他们找来了好几个那种洗澡用的大木盆，又去冰厂拉来了那种还在冒白烟的大冰块。把冰块往盆里一放，再找几个电风扇对着冰块猛吹。
这就成了当年的“中央空调”。
您还别笑，这招虽然土，但它管用啊。演播室里的温度硬是给降下来了。不过这也苦了现场的工作人员，一边是烤人的机器，一边是吹着冷风的冰块，这就叫冰火两重天。
还有那个摄像机的防震问题，更是让人哭笑不得。
当时的摄像机那是笨重得很，稍微有点震动，那画面就跟地震了似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大家把家里的棉被、褥子都贡献出来了。把摄像机底座用棉被包得严严实实，甚至在轮子上都缠上了布条。
推摄像机的师傅，那走路都得练轻功，脚后跟都不敢着地，生怕这震动传到机器上。
这哪里是在搞高科技，这简直就是在绣花。
但就是这种看似笨拙、看似原始的方法，硬是把一个个技术难关给啃下来了。
这期间，多少次试验失败，多少次信号中断，没人去数。反正每次失败了，大家也不说话，就是默默地拆开机器，一点点排查，一点点重来。
那种沉默里的力量，比什么豪言壮语都吓人。
03
北京这边在死磕信号发射，天津那边也没闲着。
光有电视台发射信号不行啊，老百姓得有东西看啊。那时候全国上下连个电视机生产线都没有，这信号发出去了，谁接收？
这压力，直接给到了天津无线电厂。
厂里的老师傅接下这个任务的时候，看着手里的任务书，那是直嘬牙花子。造电视机？这玩意儿咱只在画报上见过啊。
但这任务是死命令，完不成就得去跳海河。
厂里立马组织了攻关小组，把全厂技术最好的老师傅都给调来了。没图纸怎么办？拆！
他们找来了一台苏联产的样机，那是真舍得下手，直接给拆了个七零八落。每一个零件，每一根线路，都得用尺子量，用笔画。
这就像是咱们现在搞逆向工程，但在那个没有电脑辅助设计的年代，全靠人脑子记，靠手去画。
显像管是电视机的心脏，也是最难造的部件。那时候国内根本没有这方面的技术储备。工人们就穿上白大褂，在一个并不算无尘的车间里，像做外科手术一样，小心翼翼地处理那些玻璃管。
这不仅是个技术活，更是个体力活。吹玻璃的师傅腮帮子都吹肿了，封口的师傅手都被烫起了泡。
就这么没日没夜地干，废品堆了一屋子。
终于，在3月17号那天，第一台样机组装好了。通电那一刻，全厂的人都屏住了呼吸，连掉根针都能听见。
屏幕闪了两下，亮了！出现了光栅！
那一刻，车间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好几个老工人都抹了眼泪。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北京牌”电视机。
虽然它只有14英寸，虽然它是黑白的，虽然它的屁股后面全是散热孔，看着笨重得像个小坦克。但在那个年代，这就是咱们的宝贝疙瘩，是咱们亲生的娃。
为了赶在五一节前多生产几台，工人们那是真拼了命。人歇机器不歇，三班倒地干。
到了4月底，这批带着体温的电视机终于运到了北京。
数量不多，加上北京原有的一些进口货，满打满算，全北京能收看信号的终端，也就是50台左右。
这50台电视机，那就是50颗火种。
它们被分到了哪儿？除了中南海和一些重要机关，剩下的都被当成了稀世珍宝，摆在了一些公共场所或者是单位的会议室里。
每一台电视机旁边，都得有人专门看着，生怕谁一激动给碰坏了。这可是比金子还贵重的东西。
04
时间终于来到了1958年5月1日。
这天晚上的北京城，表面上看起来和往常一样，到处洋溢着节日的喜庆。但在广播大楼里，空气紧张得都快凝固了。
晚上6点50分，演播室里安静得吓人。
梅益站在总控室里，手心里全是汗。他对身边的技术员使了个眼色，意思是：最后再检查一遍。
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已经检查了无数遍了。但这临门一脚，谁心里都没底。
这要是按下去没反应，那可就不是丢人的事了，那是给国家抹黑。
7点整。
在那一秒，似乎连时间都停滞了。
操作员按下了那个红色的发射按钮。电流瞬间冲进了发射塔，巨大的天线向着北京的夜空，发出了一道肉眼看不见的强劲电磁波。
与此同时，分布在北京城那50个点位的电视屏幕上，原本躁动的雪花点突然消失了。
紧接着，一幅画面清晰地跳了出来。
那是广播大楼的模型背景，上面赫然写着五个大字——“北京电视台”。
“亮了！亮了！”
机关大院的会议室里，围在电视机前的人群瞬间炸了锅。大家指着那个小小的屏幕，眼睛瞪得像铜铃一样，嘴巴张得能塞进个鸡蛋。
“这玩意儿神了！真能出人影啊！”
“快看快看，那是咱们的广播大楼！”
电视机里传出了激昂的声音，那是属于中国人的声音。画面虽然是黑白的，甚至还有点微微的抖动，但在当时人们的眼里，这就是世界上最清晰、最好看的画面。
紧接着，屏幕上开始播放节目。有介绍电视业务的短片，有纪录片，还有相声和舞蹈。
当著名诗人贺敬之写的诗朗诵通过电波传遍北京夜空的时候，围在电视机前的人们，心跳都跟着加速了。
那种感觉，你现在拿着手机刷视频是绝对体会不到的。
那是一种见证历史的震撼，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民族自豪感。咱们中国人，终于有了自己的电视！
而在广播大楼的演播室里，看到监视器上出现的画面，梅益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身子一软，差点没扶住桌子。
这几个月的煎熬，值了。
这短短的几十分钟试播，对于中国历史来说，可能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对于中国科技史来说，这就是一声惊雷。
这意味着，中国正式跨入了电视时代，成为了世界上少数几个拥有独立电视广播能力的国家之一。
那些曾经断言中国搞电视至少还得十年的西方观察家们，这回是彻底傻眼了。他们怎么也想不通，这群连晶体管都造不利索的中国人，是怎么用几个月时间就把这事儿给干成的。
这就是中国速度，这就是那时候中国人的精气神。
05
试播成功之后，北京城算是彻底沸腾了。
那50台电视机，成了全北京最热闹的地方。
一到晚上有节目的时候，那是里三层外三层，挤得水泄不通。后面的人看不见，就站在椅子上；椅子上看不见，就站在桌子上；甚至还有人骑在窗户框上看。
那时候看电视，讲究的是个“蹭”。
谁家单位要是有台电视机，那简直比现在的上市公司还牛气。员工下班都不想走，就为了守在那儿看一眼那个闪烁的小盒子。
那台“北京牌”电视机，更是成了一代神机。
你知道当时这玩意儿有多贵吗？虽然没有公开的市场定价，但按照当时的物价折算，一台电视机的价格简直就是天文数字。
一个普通工人的月工资也就几十块钱，要想买这一台电视机，那得不吃不喝干上好几年，甚至十几年。
但这并不妨碍大家对它的向往。拥有一台电视机，成了那个时代所有中国家庭的终极梦想，比现在你想买辆法拉利那心情还要迫切。
这一夜之后，中国的电子工业也被彻底激活了。
上海、天津、南京……各地的无线电厂都开始像疯了一样研究电视机。没过几年，上海牌、飞跃牌、凯歌牌……各种品牌的电视机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从50台到500台，再到5000台、5亿台。
这一切的起点，都在那个1958年的五一之夜。
现在，你坐在家里，手里拿着遥控器，对着几百个频道挑三拣四，觉得这个节目没劲，那个画质不行，甚至觉得4K都不够清楚。
你可能无法想象，当年的那50个屏幕前，人们看着满屏雪花的黑白画面时，那种发自内心的狂喜。
那时候的信号可能不清晰，但那时候的人心，那是真齐啊。
那时候的设备可能很落后，但那时候的志气，那是真高啊。
我们现在觉得理所当然的一切，方便快捷的生活，那都是那一代人，咬着牙、勒着裤腰带，用脸盆和冰块，一点一点给拼出来的。
这事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那是真难。
你想想，要是换了是你，在那个一穷二白的年代，面对着国外的技术封锁，面对着连零件都凑不齐的窘境，你敢接这个军令状吗？你敢拍着胸脯说“我能行”吗？
但梅益他们敢，那一辈的中国技术人员敢。
他们不仅敢想，还敢干，还真就给干成了。
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突破的故事，这更是一个关于骨气的故事。
它告诉咱们，甭管什么时候，甭管条件多艰苦，只要这股子精气神在，就没有咱们中国人干不成的事儿。
07（大结局）
多年后，北京中关村的一个废品回收站里。
一个收破烂的老头，正对着一台只有外壳的旧电视发呆。旁边一个路过的年轻人停下脚步，踢了一脚那生锈的铁壳子。
“大爷，这破玩意儿还留着干啥？早该扔了吧。”
老头没抬头，只是用那双布满老茧的手，轻轻擦了擦电视机右下角那个几乎磨没了的“北京”二字。
“破玩意儿？”老头哼了一声，声音像是从胸腔里挤出来的，“小伙子，这玩意儿亮起来的时候，你爷爷估计还在玩泥巴呢。”
年轻人笑了，一脸的不屑：“那又咋样？现在谁还看这老古董，我有85寸的大彩电。”
老头终于抬起头，那眼神里透着一股子让人看不懂的深意，他指了指远处高耸入云的央视大裤衩大楼。
“是啊，现在的电视是大，是清楚。可你那85寸的大彩电里，放得出当年那股子要把天捅个窟窿的精气神吗？”
年轻人愣住了，张了张嘴，却没说出一句话。
这破铜烂铁里藏着的，哪是什么旧零件啊，那是整整一代人，把腰杆子挺直了做人的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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