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的郑州小姑娘，命一开始就不太顺。
1963年，她出生在河南郑州，家里条件一般，日子说不上宽裕，那时候大家都过得紧，谁家也没多少富余，她还不叫李娜，户口本上写的是牛志红，这名字挺普通的，小姑娘也普通，就爱哼两嗓子歌，
真正的变故是在1968年，她五岁，父亲突然走了，家里顶梁柱一下没了，屋子还是那屋子，桌上饭却明显少了一半，母亲一个人带着她和妹妹，天天算着菜钱过日子。
在那种年月，寡妇带俩孩子，真的不轻松，有时候家里没油了，要跟邻居借一点，借完还得想着以后怎么还人情，
母亲白天干活，晚上做针线，她就在边上看，偶尔哼几句小曲，给大人解解乏，心里也不知道那算不算梦想，只是觉得唱着唱着，人能轻松点，
这种环境里长大的孩子，很早就懂事，她心里有个很直白的念头，“我要出人头地，我得让妈过上好日子”，不是谁教她这么想的，就是每天端着碗的时候，这句话在心里冒一下。
1976年，她十三岁，考进了河南戏曲学校，住校，冬天铺的是硬板床，早晨起来屋里能看到哈出的白气，夏天蚊子多，睡觉前得先拿拍子在屋里转两圈，她学的是豫剧老旦，小小年纪演老太太，
嗓子要压低，动作不能嫩，老师一遍遍喊，再低点，再稳点，她嗓子哑了贴膏药，第二天还得照样上台练功。
1982年，她十九岁，演了《百岁挂帅》里的佘太君，一个姑娘家，穿上老年妆，拄着拐杖往台上一站，那股老辣劲儿，台下的人是信的，评委也信了，最后给了她一个奖，河南省第一届青年演员调演一等奖，
那天她回家，端着一碗白粥，跟妈妈说今天获奖了，妈妈嘴上说着“别骄傲”，眼圈其实是红的，家里没什么好菜，就多切了两个咸菜，她也觉得挺香，
可奖杯摆在桌上再亮，她心里也清楚，这东西不能当饭吃，家里的开销照旧，路还长着呢。
从豫剧情到通俗歌，她真是拿命在换一副嗓子
1984年，她进了河南豫剧团，有了正式编制，每天排戏演出，按点拿工资，在那个年代，能进团，就是一份很多人羡慕的工作，街坊提起她，都说这闺女有出息，
1986年，她又调到河南歌舞团，单位还是体制内，兜里多了一点演出补贴，日子比以前稍微松一点，可她心里那股不踏实，反而越来越明显。
那两年，邓丽君的磁带开始悄悄传进来，《甜蜜蜜》《我只在乎你》，她第一次在同事家里听，录音机里放出那种软软的声音，她整个人愣住了，豫剧是她一路学过来的东西，可这种歌，是完全不一样的一条路，
她试着跟着唱，发现自己也能找着那个味儿，不完全一样，但有那么一点意思，这时她开始琢磨，自己是不是可以换条道走走。
1986年前后，她做了一个很多人现在想想还觉得狠的决定，丢掉“铁饭碗”，跑去深圳学流行歌，后来又转去北京闯音乐圈
那时候没什么系统培训，基本都是自己跑现场看，跑剧场听，深圳歌舞厅里五颜六色的灯光，和她以前站的戏台完全不像一个地方，她有点不适应，又有点兴奋，
她后来形容那时候，像闯进了一个巨大的音乐玩具店，什么都想摸一摸，什么都想试一试。
在这之前，她学的几乎都是戏曲和民歌，唱的是行当里的规矩，到了深圳和北京之后，她才开始真正接触到各种流行编曲，新的节奏，新的舞台形式，她一点点摸索，慢慢找到感觉，
1988年，她报了“如意杯”歌唱比赛，通俗唱法那一组，她心里其实没底，觉得自己就是试一试，结果上一嗓子，把第一名拿回来了，从台上走下来那一刻，她才有点相信，自己真的行。
她承认自己嗓子底子不差，但也很清楚，光靠天赋压不住后面的那条路，她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就是，“这副女高音，是后天自我摧残出来的”，
每次拿到一首新歌，她习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遍一遍唱，遇到一句上不去，她不拐弯，硬往上冲，嗓子干得厉害，才肯停下来喝一口水，
邻居有时候听着她一首歌唱了三天，门都不出一步，以为她出什么事了，其实她只是跟自己较劲没完。
排练日常更夸张，一下午两场演唱会的量，对别人是透支，对她来说算正常，她原本的声部接近女中音，为了能唱更高一点，她一点一点把嗓子往上拉，有时候唱完回家，开门都懒得说话，声音全用在排练上了，
三个八度自由切换，这话说起来轻巧，背后是无数次唱到喉咙火辣辣疼，还得扛着再来一遍的夜，你要说这是天生的，她自己都不太乐意听，她觉得，这里面有太多硬扛了。
1990到1994年，她几乎唱满了半个中国的片头曲。
1988年拿了通俗组冠军之后，李娜其实没怎么歇着，导演和制片很快发现，这个女声太适合放在片头片尾了，既能吊住情绪，又能往上冲，
1990年前后，她接到了电视剧《篱笆，女人和狗》的片尾曲《苦篱笆》，那首歌里，女人的日子像一排排篱笆，压得人透不过气，她用带颤的高音把那种压抑拎了出来，听的人心里跟着发酸。
同一年，《渴望》开播，那是全民守着电视机看的剧，片头曲一响，她的声音就先到了，“如今举杯祝愿，好人一生平安”这句一出来，很多人会下意识跟着哼一嘴，
有人后来回忆说，那会儿只要听到这句，就知道电视剧要开始了，家里人会端着碗往客厅赶。
1991年，她凭这一系列影视歌曲，拿到了“第二届全国影视十佳歌手”奖，从那之后，她接到的片约就没停过，农村题材的有，都市情感的也有，有的戏不一定火，但歌一响，大家很容易就记住她那把声音，
粗粗一算，她在歌坛活跃的那十来年里，给160多部影视剧唱了200多首歌，那时候你随便打开电视，转着台看几圈，总会有一个台在放着她唱的主题曲。
圈子里有句半开玩笑的话，说，“没有李娜唱不了的歌，也没有李娜捧不红的剧”，
这话当然夸张，可大概意思是清楚的，九十年代初那一波家喻户晓的电视剧，背后那把女声，十有八九是她，
1993年前后，她成了晚会常客，春晚也好，各种文艺晚会也好，她往台前一站，开口，场子就稳了下来，
只是这些光鲜的镜头里，看不到的是，她下了台回到宾馆房间，坐在床边半天不想说话，那种累，说出来别人也不一定懂。
1994年的《青藏高原》，把她推到人类嗓子的天花板
1994年，李娜遇到了那首把她推上神坛的歌，《青藏高原》，起因其实挺普通，就是一次朋友聚会，大伙吃完饭，起哄让她唱歌，说不能光听磁带里的，要来一段现场，她笑着说一句，自己可不只会唱那些老歌，
随口点了一首《北京的金山上》，刚唱出第一句，屋子里就安静了，这不是舞台上那种排练过的表演，而是咽喉拉开，嗓音直接往上冲，藏族味道又足，又不费劲，在场的人一个个愣着。
那天晚上，作曲家张千一也在，他本身就喜欢研究民族音乐，听她这一嗓子，心里一下就记上了，觉得这个嗓子，早晚要用在更大的地方，
没多久，央视准备上架电视剧《天路》，讲修建青藏铁路的故事，在当时算是大工程，制片方发愁的是主题曲，画面有了，人物有了，还差一首能撑得住的歌。
他们找到了张千一，让他来写歌，他拿着剧本，从头看到尾，里面是修路战士的生活，塌方，缺氧，冻得手都抬不起来，有人一年回不了一次家，这些在纸上看都觉得沉，
可他自己没上过高原，对那种压在胸口的感觉，只能靠想象，他开始翻大量藏区的照片，雪山压着云，火车贴着山体爬行，铁轨一条条伸向远方，
又找参与修路的人聊天，听他们说风沙打脸，夜里睡不着，第二天还得硬撑着上工，碎碎的东西在他心里堆着，堆到一定程度，歌自己就出来了，
据说他只用了半天时间，就把《青藏高原》写完了，词曲都有了，情绪也在里面，唯一的问题是，这歌谁能唱。
他想起那天晚上李娜唱《北京的金山上》的样子，那个声音一冲上去，人还在屋里，感觉已经跨过山脊了，他心里挺笃定，这歌该给她试试，
李娜第一次进棚录《青藏高原》，前面几句她唱得很平静，像在讲一件庄重的事，不急不吼，到了那句，“那就是青藏高原”，她没有花里胡哨的转音，就是一口真气扛上去。
那一刻，在场的人都屏了口气，有的说是后背发凉，有的说头皮一紧，她自己唱完那一遍，眼眶是红的，她后来回忆说，“那感觉是，不是我在唱歌，是歌在用我”，
1994年《天路》播出，观众第一次在电视机前，看见那么真实的高原风光，配着这样一嗓子，很多人说，原来人类的声音可以这么高，又这么直。
从那之后，《青藏高原》成了高音歌手的“试金石”，各种晚会的高音环节，歌手想展示唱功，总会有人点这首，一到那句“那就是青藏高原”，大家心里都知道，要看真本事了，
韩红，谭晶，龚琳娜，阿宝，还有不少选秀出身的高音选手，一个个都唱过，可几乎所有人都心里有数，在李娜当年那个原版的高度上，很难有人完全松弛自如地来一遍
龚琳娜后来评价她，“李娜已经到达了一种出神入化的地步，把歌唱到让大家都忘记你的声音，忘记你的唱功，这就是大音希声”，
那一年，她31岁，真正唱流行歌不过七八年，嗓子已经站在了很多人一辈子都碰不到的那一格。
1995年之后，舞台上是天后，人下台却在感情里一跤接一跤。
如果按大多数人的想象，1995年之后，李娜应该继续出专辑，开演唱会，再谈一场稳稳的恋爱，结婚生子，买房买车，人生慢慢往“顺”里走，但她的路，偏偏在这时往另一边拐了个弯。
1995年，她录了《嫂子颂》，这是一首讲东北战争时期朴素叔嫂情的歌，歌里有一种压着的热，既有禁忌，又有真诚，她唱的时候，人是彻底陷进去的，
那会儿，她在现实里也爱上了一个东北男人，这段感情对她来说，很真，很直接，她把这份感情，一点点揉进了歌里的每一句气息里。
没多久，她知道，这个男人是有家庭的，有妻子有孩子，这事儿对任何人都不好受，对她这种从小缺父爱，一直渴望有个完整家的女人来说，更像是在心窝子上捅了一下，
她没去抢人，也没闹，就是咬牙把这段关系掐断，换个人可能会拉拉扯扯个几年，她属于那种，一旦要走，就不回头的人，
这件事过去没几年，她又遇到一位气质很斯文的音乐家，两个人在北京一起做音乐，开《影视作品精选专辑》发布会的时候，那个人站在她身边，看着就像“对的人”。
那段时间，身边很多人都以为，她终于要安定下来了，她自己心里，也在试着把这段感情往“可以过日子”的方向想，
结果现实又给了一盆冷水，她发现，这位音乐家，同样不是单身，背后也有自己的家庭，
两次动了真心的恋爱，两次撞上“对方有家”，这对她来说，不只是“看走眼”，更像是上天在提醒她，你心里盯着的那种安稳生活，也许压根就没打算分你一份，
这些情感上的打击，再加上多年对嗓子的极限压榨，她的状态一点点往下滑，睡不好，心里乱，白天在台上唱着“好人一生平安”，晚上一个人坐在房间里，连对自己说这句祝福，都觉得有点心虚。
朋友看她这样不行，就塞给她一本《大明咒》，起初，她只是随手翻翻，把它当本书看，甚至当成睡前读物，
看着看着，心里莫名安静下来，她一边读，一边在想，自己之前是不是太拼了，太不肯给自己一点空隙，
她后来跟人说，“与佛结缘让我深深体会到，人的命运真的会在瞬间被改变”，这话放别人身上可能有点虚，但对她来说，算是一句把前半生和后半生分开的注脚。
天门山的木屋，五台山的剃度，她是一步步把自己“退掉”。
1996年前后，朋友看她一直郁郁的样子，拉着她去了湖南张家界的天门山散心，山里的空气很薄，很清，风一吹，树叶哗啦啦响，她站在山路边，看着远处的云，很长时间没说话，
后来就丢下一句，“这是我多年来都不曾有过的安心”，那种安心，说白了，就是没人看你，也没人催你。
这一趟回去不久，她做了一个很多人至今还想不明白的决定，在天门山附近搭了一座木屋，把自己的户口迁到了张家界，
这不只是出去躲一阵子，而是相当于给自己办了个“人生转移”，她住在山里，谢绝大部分探访，不再频繁进棚，也不爱上电视，
每天的日程变成，早上起床看山看云，挑水做饭，去天门寺礼佛，回来在木屋里翻书，聊聊天，她和附近一对老夫妇处得很好，偶尔一起吃顿饭，外人看，这是“糟蹋天赋”，她自己可能觉得，终于有一段日子，是只对自己负责。
1997年上半年，她从山上下来了，很多人以为，她是散完心要复出了，重新回到那个灯光底下的李娜，其实她心里大概知道，自己已经不太能回到从前那种状态，
1997年下半年，她去了山西五台山，在那里的佛教圣地正式剃度出家，法号“释昌圣”。
那一年，她34岁，在很多女歌手刚刚进入黄金期的时候，她拿起剃刀，把和舞台有关系的那一部分，连根剃掉了，
这件事一开始连她母亲都不知道，消息传回家，母亲哭着上山，亲戚也跟着劝，说你这是想不开，
老太太上了五台山，一开始是打算把她硬拽回家的，结果一见到她穿着灰布僧衣，头发剃光，一双眼睛安安静静地看着自己，那种平静，让她话都说不出口。
李娜后来回忆以前那种被媒体追的生活，说过两句挺重的话，“我过去的生活表面上很丰富，可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内涵，经常成为媒体跟踪的对象，这几乎是我过去生活的全部内容”，
“难道我这一生就这样下去，自己表演，也表演给人看，欢乐不是自己的，而自己的痛苦还要掩饰，带着面具生活，永远也不能面对真实的自己”，
别人嘴上说“我要做自己”，她是真的拿出家这一步，把那个“别人眼里看起来很成功的自己”给砍掉了，当然，这步下去，痛苦也不少，这个她不是不知道，只是还是那样，一旦决定了，就不回头。
2000年以后，她说不是出家，是回家，回的是一个“不再较劲”的自己。
1997年在五台山剃度之后，李娜留在山上修行，凌晨三点起床做早课，敲木鱼念经，一日两餐，过午不食，中间要么打扫，要么挑水，和早年间日夜排练的日子比，节奏变了，人也跟着慢下来，
母亲本来只是想把她劝回去，结果在山上待了一阵，看到女儿这副平静样子，自己反而慢慢软了，后来干脆也住在那边，陪着她。
为了躲开国内那些好奇的眼光和问不完的“为什么”，后来几年，她们母女先去了广州，又在2000年左右，跑到美国洛杉矶的一座寺庙，
很多人不理解，出家人为什么要跑那么远，说好听点是修行，说直白点，也有点是为了躲清净，在国内，无论她穿不穿僧衣，别人第一反应还是“歌手李娜”，
在洛杉矶那座小庙里，她只是众多修行人中的一个，早上起床，诵经，吃饭，照顾老母亲，日子按钟点走，没有话筒，没有化妆间，也没人冲上来喊她再唱一嗓子《青藏高原》。
2000年，姜昆去洛杉矶演出，顺路去了那座庙，在院子里，他看到一个瘦瘦的尼姑，走路很轻，衣服洗得有点发白，凑近一看，才认出来，这是当年的李娜，
他心里其实挺拧巴的，很想问一句，你当年那么红，现在怎么愿意在这儿吃斋念经。他最后还是绕着问了，
她听完，也没什么大道理，只说了两个字，“顺其自然”，又淡淡补了一句，“我不是出家，是回家了”，
这个“回家”，不是回五台山，也不是回到洛杉矶某一间房子，而是回到那个她自己可以接受的状态里，不再把“红不红”“火不火”挂在心口。
她年轻时候赚的那些钱，大部分都捐出去了，剩下的，也就是够她和母亲在庙里周边维持一个不算富裕但不至于挨饿的生活，
一开始，是母亲照顾她，从聚光灯下走进青灯黄卷的寺院，帮她适应每天三点起床的日子，
后来，母亲年纪大了，腿脚不再利索，变成她扶着老母亲，在寺院小院里慢慢挪步，偶尔在台阶上坐一会儿，晒晒太阳。
有去那座寺庙的人说，经常能看到这样一幕，一位穿灰袍的中年尼姑，挽着一个白发老太太，在门前晃悠，
那一刻，没有青藏高原的高音，没有万人体育场的尖叫，只有一对母女相依为命的样子，看着也挺普通，
这些年，《青藏高原》拿了多少奖，已经很难一一记清了，各种晚会的高音环节，总有人点它当“试金石”，很多年轻人一提到高音，第一反应还是那句“那就是青藏高原”。
可这些和她现在的生活，其实已经断开了，她很少再出来讲话，偶尔遇到有人来寺里聊天，她也只是笑着说那句，“我从不接受采访，但佛家讲随缘，我们碰见了，有了这番谈话，你想把它写出来，我就不好反对，只是希望你能如实地写”，
江湖上，再没有“歌手李娜”的身影，只有佛门弟子释昌圣，每天凌晨三点起床，在经声和木鱼声里醒来，按时做早课，按时吃简单的两顿饭。
很多人站在外面，会觉得她傻，前半生把嗓子练到了极致，后半生把名利一脚踢开，当然也有人说，这么做不值，
可在她眼里，那些还在红尘里，为了几个头衔，为了几千块奖金拼命，为了一点虚名焦虑得睡不着觉的人，说不定，才是最走不回“家”的那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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