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的陕南山区，秋意已浓。
连绵的青山被薄雾笼罩，蜿蜒的土路在树林间延伸，仿佛永远走不到头。
李家坳是这座大山深处最偏僻的村落，全村不过二十几户人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子过得像村口的老井水，平静得不起一丝波澜。
直到1990年10月17日那天，一声凄厉的尖叫划破了村庄的宁静。
“死人了！李家死人了！”村民王大婶跌跌撞撞地跑在土路上，头发散乱，脸色惨白，声音因恐惧而颤抖。
消息像野火一样在村里蔓延，村民们纷纷放下手中的农活，涌向村东头的李家。
李家的土坯房大门敞开着，院子里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农药味，混合着红烧肉的香气，形成一种令人作呕的怪异气味。
堂屋的八仙桌上，摆满了丰盛的菜肴。
油光锃亮的红烧肉、清蒸大闸蟹、炒鸡蛋，还有一瓶没喝完的散装白酒。
而桌旁的地上，躺着两具尸体，正是李家的主人李大山和他的妻子张桂兰。
两人双目圆睁，眼球突出，嘴角和鼻孔残留着黑褐色的血迹，七窍流血的惨状让围观的村民无不心惊胆战。
“造孽啊！好好的人怎么就这么没了？”
“你看这眼睛瞪得，像是看到了什么吓人事儿！”村民们窃窃私语，脸上满是恐惧和疑惑。
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李家9岁的儿子李小虎也不见了踪影。
有人说早上还看到小虎在村口玩耍，怎么突然就不见了？会不会也遭遇了不测？
接到报警后，县公安局的警车沿着崎岖的山路颠簸了三个多小时，才赶到李家坳。
带队的是老刑警赵建国，他从事刑侦工作二十多年，见过无数惨烈的命案现场，但看到眼前的景象时，还是忍不住皱紧了眉头。
“保护现场，仔细勘查。”赵建国沉声吩咐道，随后蹲下身，仔细观察着地上的尸体。
法医初步检查后，在桌上的红烧肉和酒杯里都检测出了剧毒农药的成分，“死者是服用了含有农药的食物和酒水后中毒身亡，死亡时间大概在昨晚七点到九点之间。”
就在警方有条不紊地展开调查时，一个瘦小的身影从里屋走了出来。
那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穿着一身打满补丁的旧衣服，头发枯黄，脸上沾满了灰尘，但眼神却异常平静，甚至带着一丝诡异的笑容。
她走到赵建国面前，声音轻柔却异常坚定：“警察叔叔，你们不用再查了，是我毒死了他们。”
此言一出，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
赵建国更是震惊地看着眼前这个身高不足一米五的女孩，她是李大山和张桂兰唯一的女儿，名叫李小花。
一个连正式名字都没有，被村民们随口叫出来的名字。
“孩子，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赵建国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温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毒死父母是大罪。”
李小花轻轻点了点头，脸上的笑容没有消失，反而多了一丝释然：“我知道，是我把农药倒进红烧肉里的。我弟弟小虎，被我扔进村口的老井里了。”
村民们哗然，纷纷议论起来：“这孩子是不是疯了？”
“怎么会杀自己的亲生父母和弟弟？”
“太可怕了，小小年纪心肠这么狠！”
赵建国的心头沉甸甸的，他从业多年，见过青少年犯罪，但十三岁女孩杀害全家的案件，还是第一次遇到。
他示意手下将李小花带到一旁的小屋，自己则带着民警赶往村口的老井。
老井位于村子的尽头，井口用石板盖着，周围长满了杂草。
民警掀开石板，一股腥臭味扑面而来。
他们找来绳索，让水性好的民警下到井里，不久后，一具小小的尸体被打捞上来，正是失踪的李小虎。
孩子的眼睛紧闭着，脸上还残留着惊恐的表情，显然是被活活扔进井里淹死的。
案情似乎已经一目了然，但赵建国却觉得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一个十三岁的女孩，为什么会对自己的亲人下此毒手？
她的笑容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带着这些疑问，赵建国来到了关押李小花的小屋。
女孩坐在墙角的小板凳上，双手放在膝盖上，依旧是那副平静的模样，仿佛刚才说的不是杀人灭门的重罪，而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小花，能告诉叔叔，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吗？”赵建国拉过一把椅子，坐在她面前，语气诚恳地问道。
听到这个问题，李小花脸上的笑容慢慢消失了，眼神变得空洞而冰冷，仿佛陷入了遥远的回忆。
“他们从来就没把我当成人看，他们死有余辜。”
接下来，李小花断断续续的讲述，让在场的民警都感到无比沉重和愤怒，一个女孩长达十年的悲惨遭遇，缓缓揭开了面纱。
李小花的父亲李大山，天生跛脚，走路一瘸一拐。
在封闭落后的李家坳，身体的残疾让他备受村民的嘲笑和歧视。
“跛脚佬”“绝户命”，这些侮辱性的词语，像针一样扎在李大山的心上。
他内心极度自卑，却又异常好强，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生一个儿子，为自己传宗接代，挣回面子。
1977年，张桂兰怀孕了。
李大山欣喜若狂，他坚信这一定是个儿子。
为了“确保”生男孩，他听信村里老人的偏方，每天逼着妻子喝各种不知名的草药，那些草药又苦又涩，张桂兰喝得直吐，可李大山却拿着鞭子在一旁监督，不喝完就不准吃饭。
他还每天跪在祖宗牌位前祈祷，磕得头破血流。
然而，命运却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1978年春天，张桂兰生下的，是一个女孩。
当接生婆告诉李大山这个消息时，他当场就疯了，一脚踹翻了旁边的水桶，对着刚出生的女婴破口大骂：“赔钱货！丧门星！你怎么不去死！”
从那天起，李小花的悲惨人生就开始了。
李大山和张桂兰从来没有正眼看过这个女儿，甚至懒得给她起一个正式的名字。
村里的人看她可怜，随口叫她“小花”，希望她能像花儿一样顽强地活下去。
可在李家，她连一条狗都不如。
自从小花记事起，饥饿就一直伴随着她。
父母从来不会主动给她做饭，她只能趁父母不注意，在锅里捞一点剩饭剩菜，有时候甚至只能挖野菜、啃树皮充饥。
有一次，她实在饿极了，偷偷吃了弟弟小虎剩下的半块馒头，被李大山发现后，用扁担狠狠抽打，打得她浑身是伤，半个月都下不了床。
她身上的衣服，都是捡来的破布条，缝缝补补，根本抵挡不住山区的寒风。
冬天，气温降到零下几度，她没有被子，只能蜷缩在院子里的狗窝里，和家里的大黄狗挤在一起取暖。
大黄狗还会用身子护住她，可她的父母，却从来没有问过她冷不冷、饿不饿。
更令人发指的是，小花三岁那年，李大山就开始逼迫她下地干活。
小小的身躯，要背着比她还高的锄头去地里除草、施肥，要去河边挑水，要喂猪、喂鸡。
只要她的动作稍微慢一点，或者做得不好，迎来的就是一顿毒打。
李大山手里的鞭子、扁担、木棍，都曾落在她的身上，边打还边辱骂：“废物！连这点活都干不好，还不如一条狗！”
张桂兰也从来没有心疼过女儿，她觉得这个女儿是“不祥之物”，是导致自己在村里抬不起头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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