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月10日中午，在中南海游泳池的寓所当中，毛泽东刚准备午睡，就掀开被子坐起来，向值班秘书摆手说：调车去八宝山。他说的话有一些不清楚，工作人员一时间没有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毕竟追悼会原本计划在下午三点开始，而且主席在前一天圈阅文件的时候没有提及要参加这件事情。可是毛泽东在重复指令的时候加上了关键的半句话：送送陈毅。这个临时产生的想法所做出的决定，就好像一块石头投进了本来就有暗流涌动的政坛深潭之中。
陈毅的追悼会原本规格比较低。当时的安排是由李德生主持、叶剑英致悼词，参加追悼会的人员仅仅局限于军委内部的人员。这是因为1971年，政治方面的氛围还比较紧张。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的车刚刚驶出中南海，周恩来就接到了提高追悼会规格的紧急电话。工作人员在后来进行回忆的时候，周总理当时只是连说好好，可是转过身就拿出手帕擦拭眼角，这样的失态在他身上是很少出现的。
我认为，毛泽东的突然举动，不一定完全是出于私人感情。在陈毅去世前四天，那时他临终还念叨着一直向前、战胜敌人。而毛泽东那时正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需要向外界释放团结的信号。他与西哈努克亲王所说的“林彪反对我，陈毅支持我”，表面上看起来像是拉家常，实际上是在为动荡的政局划分界限、确定基调。
那接下来我们说说，追悼会现场的细节需要好好地观察一下。毛泽东穿着淡黄色的睡衣并且还穿着灰大衣下车，张茜搀扶着他发抖的手问主席为什么来到这里，他回答说自己也是来悼念陈毅同志的。可是接着他和宋庆龄、叶剑英握手的时候，特别提到井冈山的人已经没有几个了。他这样着重强调革命的起源地，比单纯的追思更具有意义。也许在毛泽东的心里，陈毅所代表的是没有被权力改变的革命的根本。
周恩来在那一天有两次失语成为了历史的注脚。在致悼词的时候，他在念到陈毅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的时候突然哽咽，六百字的文稿停顿了三次。这样的失控出现在以冷静著称的总理身上，比痛哭更具有冲击力。更为微妙的是毛泽东对悼词的修改：他将原稿里的有功有过四个字删除，加上了功过不议。看似简单的文字调整，实际上是给受到冲击的老干部们打开了一道保护的缝隙。
时间上的巧合值得关注。在陈毅追悼会前的两周，尼克松的特使刚刚结束对华的访问。而在追悼会后的七天，《中美联合公报》在杭州开始起草。毛泽东在这个时候公开肯定一位支持自己的元帅，或许是在向国内传递政策出现转向的合理性。这是因为陈毅在担任外交部长的时候所倡导的广交朋友的策略，与当下联合美国来对抗苏联的思路存在着暗合之处。
历史存在着奇特之处。这场被赋予多种意义的告别，最终成为了毛泽东参与的最后一次追悼会。他被警卫搀扶着走向灵堂，由于右腿浮肿所以只能拖着走。有一张照片呈现出大衣下摆还露出睡衣腰带的情形。他这种不易被人察觉的衰弱，与他评价陈毅时所说的中气不足的好同志这几个字，共同成为了一代人退场的象征。
这么来看，毛泽东有一个临时提出的动议。这个动议好似历史进程的一个缩影。个人的情感、政治方面的考量以及时代的转折相互交织在一起。当年在井冈山上的年轻战友，一位在八宝山盖着党旗长眠，另一位在轮椅中谋划着乒乓外交。而连接他们的最后一段历程，依靠的竟然是连安眠药都压制不住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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