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火车站的月台，1948年秋天，一列铁皮军列喷着黑烟进站。人群里，穿旧棉袍的“账房先生”项本立低头点烟，耳边却装着整列车的番号、弹药数、到达时间。他把数字折进烟盒锡纸，顺手塞进破棉袄夹层，动作像给老伙计递火，没人多看一眼。两天后，同样的锡纸摊在华东野战军指挥部油灯下，参谋们用铅笔尖量距离，画出了后来被称为“口袋”的弧线。
没人知道那天他怎么混过三道卡子。检查证的时候，他递的是“剿总”军需处新发的蓝皮派司，照片上的自己少一颗痣，岗哨瞄了一眼，挥手放行。其实那颗痣就在他左手虎口，用锅灰涂淡了。后来同志们说，老项的胆子是秤砣做的，越到临界点越稳。他笑笑，只补一句：秤砣也得有根线牵着，线断了，秤就砸了。
那根线，是莫翰文。电台静默第七天，莫翰文带着半本内线名单失踪。徐州道上的狗都在找这个“教书先生”。项本立没请示，夜里骑自行车穿雨夹雪，先奔戏马台再转少华街，最后把莫翰文从宪兵队后墙外的阴沟里拖出来。名单用油布裹好，塞进棺材铺的纸人肚子里，第二天出殡，唢呐吹得比过年还响。宪兵掀开棺材盖，只看见纸人白花花的脸，没好气地合上。纸人肚里的油布，当晚就躺在解放区的发报机旁。
淮海战役打完，他没去南京看入城式，留在徐州军管会管粮库。别人以为他算呆账，他却把国民党留下的烂账本拆成三栏：能吃的、能修的、能当肥料的。半个月，粮库清出三百万斤陈麦，够前线再吃一轮。账册最后一页，他写：麦子会发芽，数字不会，别让数字压弯了老百姓的腰。
1950年进西南，山路上土匪扔石头，他把吉普车帆布揭下来，裹住医疗箱，自己走路。司机心疼轮胎，他倒心疼那箱青霉素——“十个轮胎也换不回一条命”。后来修康藏公路，他带人把空投失误飘到崖底的粮食一袋袋捡回来，用绳索吊上绝壁。有人说值吗，摔死一匹马。他蹲在崖边抽烟，烟灰撒下去，轻飘飘的，像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侦察兵。
回京述职，档案里多了一句组织鉴定：不居功，不诿过。组织部问他有什么要求，他想了半晌，说给徐州粮库门口换棵大点的槐树，夏天晒得慌。树后来栽了，他一次也没回去看。晚年住干休所，邻居是退休小学老师，每晚练电子琴。他听着琴声打拍子，跟小孩说，这曲子像当年发报机的滴答，只不过那时候，一个音符走错，人头落地。小孩吓得跑开，他摆摆手，像把往事也一起赶走。
如今徐州老火车站拆了，新广场铺得能照出人影。没人记得那个把情报夹在烟盒里的账房先生，可当年他传出的兵力部署图，还留在军事博物馆的玻璃柜里，纸边卷成毛茬，像冬天里被风吹开的麦壳。讲解员说，这是淮海战役胜利的关键。游客们拍照，闪光灯一亮，纸上的铅笔痕迹淡淡地浮出来，像那颗被锅灰遮掉的痣，终于又看见天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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