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的北京，中南海收发室里的景象，简直比菜市场还热闹。
那时新中国刚成立，每天送进来的信件不是用封算的，是用麻袋装的。
除了各地汇报工作的公文，这里面夹杂着大量“攀亲信”。
写信的人五花八门，有自称主席失散多年的远房表亲，有当年的邻居，甚至还有只见过一面的路人甲，中心思想就一个：能不能在北京给谋个一官半职？
对于这种事，毛主席的态度那是出了名的“六亲不认”。
就拿杨开慧烈士的亲哥杨开智来说吧，那是实打实的亲戚，想在北京找个工作，结果主席回电报只说了八个字：“不要有任何奢望”。
原则这东西，在主席这里就是铁板一块，谁踢上去都得脚疼。
可是，就在这一堆注定要被扔进废纸篓的信件里，有一封来自湖南老头的信，却让主席沉默了半天。
他不仅没生气，反而打破了自己定下的铁律，特意嘱咐周总理去办这事。
这老头是谁？
凭什么能让“铁石心肠”的主席破例？
这人叫刘武，字孟纯。
你要是翻开湖南第一师范的老花名册，会发现他是当年的历史教员。
但这事儿吧，光凭师生情谊肯定不够。
这段往事背后，藏着一个关于“良心”和“玩命”的硬核故事。
把时间拉回到1915年。
那是民国初年，大家都讲究个新派头。
湖南第一师范的老师们，要么西装革履，要么长衫马褂，把自己收拾得那叫一个体面。
但刘武绝对是个奇葩。
学生们第一次见这历史老师时，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这哪是教授啊，分明就是个刚从地里回来的老农。
他穿着一身土布长衫，腰里还系着个农民才用的粗布袋子，在那群衣冠楚楚的知识分子堆里，显眼得不行。
学生们本来想笑，可等他一开口，全场都安静了。
这老头讲课从来不带书，那些枯燥的年份、人名，跟刻在他脑子里似的。
最绝的是，他不照本宣科，而是讲《庄子》，讲天下大势。
坐在台下的青年毛泽东，听得那是两眼放光。
你以为他只是个教书匠？
那你就太小看他了。
早在日本留学那会儿，他就跟孙中山混了，是同盟会的元老级人物。
那个年代的文人，很多只会在报纸上打嘴炮，但刘武是真敢玩命。
袁世凯称帝那阵子，他在学校里带头搞宣传不说，居然还在校长室的夹层里藏了一批真枪实弹，随时准备起义。
这事儿后来败露了，如果不是蔡锷将军死保，这位教书先生的脑袋早就搬家了。
这种藏在粗布衣服下的硬骨头，才是最让青年毛泽东佩服的地方。
不过，真正让两人结下过命交情的，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
1920年代的湖南政坛，那就是个大染缸。
当官的要么是为了捞钱，要么是为了抢地盘。
刘武呢，又做了一次“异类”。
他弃教从政了，但他不贪财。
在衡山县当县长的时候，他一口气废了几十种苛捐杂税。
离任的时候，老百姓送了他两把“万民伞”，管他叫“刘青天”。
后来，他调任长沙警察厅厅长。
这位置，放在当时绝对是肥缺，也是个黑缺，想捞钱简直太容易了。
但也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命运给他出了道送命题。
那时候五四运动刚过，湖南军阀赵恒惕视毛泽东为眼中钉。
一道密令直接发到了警察厅：抓捕毛泽东。
此时的刘武，手里握着抓人的权力。
只要他一声令下，抓了毛泽东，那就是向军阀邀功的投名状，从此升官发财不在话下。
但他看着那张密令，想起了课堂上那个目光炯炯的学生，想起了那个心怀天下的青年。
他做了一个决定。
他没有直接抗命，那样自己也得死。
他玩了一手漂亮的“灯下黑”。
他先是故意在厅里磨磨蹭蹭地开会部署，以此拖延时间，然后私下找到心腹——警察局长王建屏，让他火速去给毛泽东通风报信：“快走，上面要动手了！”
直到确认毛泽东已经安全转移，连人影都看不到了，他才装模作样地派大队人马去搜查。
结果自然是扑了个空。
回去跟上司汇报时，他两手一摊：去晚了，人跑了。
在那个乱世，多少师生反目，多少亲友互相出卖，为了点利益连脸都不要了。
刘武这一手，赌上的不仅是乌纱帽，更是自己的脑袋。
在这个世界上，聪明人太多，肯为了良心当傻子的太少。
后来，因为实在看不惯官场的黑暗，这位曾经身居高位的厅长，干脆辞职不干了，两袖清风地回学校教书去了。
一晃眼，三十年过去了。
时间到了1950年。
当年的学生成了新中国的领袖，而当年的恩师已经是快七十岁的糟老头子了。
刘武的晚年过得那是相当惨。
当官时不捞钱，教书时赚的那点钱又拿去资助革命了，家里穷得叮当响。
抗战爆发后的那十年，他躲进书斋，耗尽心血写了一部学术巨著《庄子集解内篇补正》。
书是写出来了，可他连吃饭都成问题，哪有钱出版？
走投无路之下，他想到了当年的学生。
他给毛主席写信，不是为了要钱养老，也不是为了要官做，而是希望能给自己安排一份工作，哪怕是整理故纸堆也好，只要有一份薪水，能把这部书印出来，传给后人就行。
毛主席收到信后，心里那是五味杂陈。
他太了解这位老师了——如果不是真的到了绝境，那个曾经藏枪反袁、拒捕学生的硬汉，绝对不会开口求人。
主席先是建议他找湖南省主席程潜，但刘武是个倔脾气，他想去北京文史馆，觉得那是做学问的地方。
为了这件事，毛主席特意嘱咐周总理。
周总理办事向来严谨，并没有因为是主席的老师就直接大开绿灯，而是派人专门去核查了刘武的履历。
这一查不要紧，调查人员都被感动了：同盟会元老、反袁斗士、救过主席、当官没贪一分钱、还有极高的学术造诣。
这样的人，如果不安排工作，那是国家的损失。
最终，在毛主席的亲自过问下，刘武被聘入中央文史研究馆。
那部耗尽他心血的《庄子集解内篇补正》也得以顺利出版。
这段历史之所以有意思，不是因为什么“走后门”，而是它打破了咱们对“关系”的庸俗理解。
所谓的“破例”，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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