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的时候，日本的态度，国际策略产生了极深的改变，这种改变影响到日本国内的社会观念，而且对国际关系格局也产生重要影响，二战结束之际，日本在1945年9月2日与盟军达成无条件投降协定，这意味着战争告一段落，日本国内用“终战”来取代“战败”这个词，他们没有全方位地应对战争期间的侵略行为，反而把失败归结于一些外在条件不好，像武器不足或者运气差之类，这种认知形成日本战后几十年国内和外交态度的根基。
冷战时期，美国实施了战略性的宽松政策，没有追究日本战时领导人的责任，美国的主要目标是对抗苏联，后来还有中国，所以日本被视作一个重要的战略伙伴，战犯作为冷战棋盘上的人物，一些应当被审判的战犯被释放了，甚至进入了政界，重新执掌政权，像岸信介，曾是战时政府的重要人物，后来成了战后日本的首相，这种宽容为日本右翼势力的回归提供了间接的道路。
战后，日本想要重新书写自己的历史，靖国神社祭祀甲级战犯，多届首相参拜，都表现着一种淡化侵略罪行的倾向，这种行为既没有回应国际社会要求其反思战争罪行的呼声，反而试图将侵略美化为“亚洲解放”。而且日本在教育方面对年轻人实施了一种选择性的历史教育，教科书逐步删减侵略内容，使新一代人对过去历史的认知仅停留在一种模糊的记忆之中，甚至存在很多民众对侵略历史不闻不问，不认为有任何愧疚或反思的必要，这是一种逐渐形成的社会状况，也塑造了日本从未真正承认错误的历史观。
时间推移，日本在国际经济和技术方面渐渐愈发显现出主动的一面，近年日本就曾想要日本的战略思维看起来早不是冷战时期的跟随联邦模式，而是渐渐转为抢占主导地位，尤其就在2024年，日本采取一系列的新政策欲重新成为技术上的主导，除却经济行动，军事方面日本还时刻想作出尝试，在“和平宪法”之下本来应约束日本扩充军事力量，但近年来，日本借道制定新的安全政策企图打破，就像2025年的安全策略，明确将中国变成最大威胁，而且给出新的发展方向。
日本的政策带有赌徒心态，他们希望依靠技术和军事扭转近几年国际地位下滑的局面，但仍旧立足于不认错的历史观，文化把失败看作一种耻辱而非需要反思的错误。比如“终战”这个词，它在心理上深深浸透于日本社会，成为一种核心观念，影响着他们对外政策的制定，这一点在日本与中国关系上尤为明显。
面对日本态度的转变，中国也与之前不同，中国不再要求日本在外交上道歉，也不再反复澄清，而是开始通过展示实力来表明底线，例如2015年的阅兵，中国公开展出了东风-21D、东风-26反舰导弹，这不仅是一种技术上的展示，更是一种国际态度的宣示，中国用自己的硬实力传递信息，不再用言辞辩论，而是用实际行动表明底线。
近些年来，日本继续购买先进武器，还打算修宪以突破和平宪法的约束，随着美国的支持，日本想借助加深美日韩关系来巩固自己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日本觉得中国不会先发制人，于是想加快做好军事准备，背后是基于美国保护的信心和国际社会对其历史问题态度的含糊其辞。
中国对日本的策略也在调整，不是靠外交解决问题，而是立下自己的红线。中国说，别想用文字游戏分散我们的注意力，我们靠实力说话。东风系列导弹摆在大家面前的时候，已经告诉全世界：我们不再玩文字游戏，而是要直接解决问题。
历史问题和国际策略结合，让日本形成了以拒绝认错为核心的逻辑体系，这种体系在国内用历史教育影响年轻人对侵略战争的态度，国际事务中则掩盖过去的行为，寻找新的机会，这一切都受到美国战后政策的深刻影响，美国在冷战时期对战犯的宽容，以及在战略联盟中的保护态度，给日本右翼势力复苏，军国主义思想重新出现提供了条件。
这种历史观和国际观造就了今日之日本。中国不再以言辞打碎日本模糊的态度，而是用实力取得对话的主动权。中国军力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让两国之间的博弈也进入了新的阶段，两国之间的关系也不再单纯以外交上的交谈到作为基础，而是以行动来推动自己的战略目标。
未来，日本随着继续实行技术限制、军事扩张，中国应对的策略还会向系统化的整体制衡转变，这种硬碰硬的关系结构或会成为两国未来长期互动的常态模式，给区域局势甚至全球力量格局带来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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