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在八宝山，风不大，人却特别多。
送行的队伍从礼堂门口一直排到了马路边。
有人穿着旧工装，有人手里拎着一束白花，还有人什么也没带，只是静静站着，眼眶红着。
他们不是亲属，也不是老战友——大多数人，其实只是普通的下岗工人。
”他是唯一一个，替我们说了句话的人。”有个东北口音的大姐小声说，声音不大，但旁边几个人都点了点头。
那是2004年，杨成武去世的那年。
他90岁，走得很安静。
但他留下的一句话，很多人记了一辈子。
“让工人自生自灭，我不同意。”
这事儿，要从1997年说起。
那年，中国的国企改革推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
很多人说，这是“阵痛”，但对当时的工人来说，那不是疼一下的问题，是生活突然就断了。
原来是“铁饭碗”，一夜之间，单位倒了、宿舍要腾、孩子上学没人管、医疗也没了着落。
下岗两个字，像一把刀，割断了他们几十年来对生活的认知。
当时的数字挺吓人——据后来统计，1997年前后，全国下岗职工超过2700万人。
尤其是一些中年工人，四五十岁，干了一辈子电焊、车床、锅炉，突然被告知：“没你位置了。”
说起来，很多人都不知道，杨成武其实在那会儿早就退下来了。1993年就从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的会长位子上退了，只留下个顾问的名头。
可他没闲着。1997年，他走了一圈——不是走亲戚，是去看那些老工业基地，东北、天津、四川都去过。
那时候他已经80多岁，身体不算好，拄着拐杖，还是走厂子、看工人。
有人劝他别折腾了，他说：“我不是来看机器的，是来看人的。”
他在一次内部座谈会上说的那句“我不同意”，其实不是给媒体说的，是当着几个负责老干部工作的领导讲的。
语气不激烈，但很坚定。
“老百姓跟着我们干了一辈子，不能说不要就不要了。
你们要改可以，改得好。
但人不能不要。
让工人自生自灭，我心里过不去。”
有人记得他当时说完这话，屋子里好一会儿没人说话。
因为他不是外人，他是参加过长征、打过抗战、抗美援朝的开国上将。
不是那种只讲感情不懂经济的人，他知道国家难，也知道人更难。
他年轻那会儿是从福建闽西出来的。
家里特别穷，小时候冬天没衣服穿，是他爸把纸糊在身上御寒。
为了让他上学，他爸把家里能卖的都卖了，连锅都当了。
所以他一直记得底层人的苦。
他说过一句话：“我这辈子打了很多仗，但最难的是让人活下去，不是让人死。”
这话不是空的。1970年代，他在京津卫戍区当司令员的时候，有一次天津闹灾，他亲自带队去调粮，跟地方干部吵起来了。
他说：“你不信我今天就给你从仓库拉一车出来。”
后来，1990年代，他虽然不在军队了，但对老区、对脱贫、对再就业，一直提建议。1993年他当中国老促会会长，在一次会议上他突然站起来，向新闻记者敬礼，说：“你们要多宣传老区。
没人知道老区的苦，就没人来帮。”
这不是什么“作秀”，他是真的走过那些地方。
1997年之后，国家开始推“再就业工程”。
这个政策不是他一人说出来的，但他是那一批老干部里，最早、最直白地提“人不能断”的人之一。
那段时间，几乎每天都有关于下岗的报道。
有人去卖早点，有人去拉三轮车，也有人扛不住，出了事儿。
社会上声音很多，有人觉得这是改革必经之路，也有人觉得牺牲太大。
而杨成武没有站在改革的对立面。
他说：“改革要改，但得改得起。
不是谁都能随便转行的。
你得给人条活路。”
他不是喊口号的人。
他干的事儿，大多是幕后——写报告，提建议，参加座谈会，找部委协调。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场面，但很多人记得他。
比如当年在闽西，老家有个矿厂快倒闭了，他找了个在北京做设备出口的老战友，说：“你去看看，能不能拉一单活。”后来那个厂起死回生，还招了不少原来下岗的工人。
他去世那年，很多人是从电视滚动字幕里看到消息的。
有个原来在天津机电厂干了二十年的工人说：“我们那时候天天念他名字。
他说话我们信。”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这样叫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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