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别紧张。”领证时，他轻轻按住我发抖的手说。
为了弟弟能拿到北京户口，我嫁给了大我四十五岁的退休教授。
这本是一场各取所需的婚姻交易，直到他递来那份手写协议，上面写着：“三年后，房子归你。”
然而，这场关乎亲情与房产的抉择，远比我想象的更为复杂。
当他突然昏迷，儿子拿出撕毁的协议指控我骗婚时，我才发现，所有的“得到”背后，早已标好了意想不到的代价。
二零一九年，三月，北京。
凌晨三点半的医院走廊，又冷又长，只有尽头值班台的指示灯在幽微地亮着。
我叫李静，趴在冰凉的台面上，眼皮重得抬不起来。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嗡嗡的声音在寂静里格外清晰。
是我弟李文浩发来的微信。
我摸出手机，屏幕的光刺得眼睛发酸。消息就一行字：
“姐，单位领导今天又问了，落户的事到底有眉目没有？明年指标可能就紧了。”
我把手机扣在台面上，额头抵着手背，长长地吐了口气。
消毒水的气味顽固地往鼻子里钻，闻了这么多年，还是觉得呛，呛得人想掉眼泪。
我想回他“别着急，姐在想办法”，手指在屏幕上悬了半天，一个字也没按下去。
不着急？他怎么能不着急？
一个从晋北小县城考出来的孩子，拼了命读到硕士，进了中关村一家做人工智能的初创公司，眼看前途就在眼前。要是因为一张北京户口卡住了，这几年的寒窗苦读，还有家里砸锅卖铁的付出，算什么？
我闭上眼，胸口像压了块石头，沉甸甸地喘不过气。
七年了。
我在这家三甲医院的呼吸科当了七年护士。
七年来，我没逛过商场，没买过像样的护肤品，身上最贵的那件羽绒服还是三年前科室发的年终福利。
租的房子在北五环外的老小区，合租，我住最小的那间，夏天闷得像蒸笼，我也只是开个小风扇对付。
省下的每一分钱，都打回了老家。
我妈脑梗后遗症，半边身子不听使唤，已经八年了。吃药、理疗、请人帮忙照看，哪一样都是钱。
我爸走得早，家里就我和文浩。
文浩争气，是我们那片第一个考到北京、还读了热门专业的硕士生。我妈虽然说话不利索，但提起儿子，浑浊的眼睛里就有光，见人就用还能动的那只手比划，意思是李家出息了。
可出息归出息，北京的落户政策像一堵高高的墙，把我们这样的人拦在外面。
文浩公司有落户名额，但要求本人得先有北京户口，或者有直系亲属是北京户口，才能走“随迁”或“挂靠”的路子。
我试过了所有我能想到的办法。
人才引进？我一个大专学历的护士，连门槛都够不着。
积分落户？我社保年限不够，分数差得远。
买房？更别想，我连个厕所大的面积都买不起。
每一条路，走到头都是死胡同。
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下来了，冰冰凉地滑过脸颊，渗进护士服的领子里。
走廊那头传来脚步声，是同科室的王晓燕下夜班路过。她看我肩膀一抽一抽的，走过来，轻轻拍了拍我的背。
“静静，怎么了？家里有事？”
我赶紧用手背抹了把脸，摇摇头，嗓子发紧，说不出话。
王晓燕在我旁边坐下，递过来一张纸巾。她沉默了一会儿，左右看看，压低声音说：“是不是……为你弟弟户口的事发愁？”
我点点头。
王晓燕又凑近了些，声音压得更低：“我这儿……倒是有个门路，就是……说出来不太好听。”
我抬起头看她。
她舔了舔嘴唇，像是下了决心：“假结婚，听说过吗？找个有北京户口、上了年纪的人，给一笔钱，领个证，把户口落过去。等年限到了，或者事情办妥了，再离。”
我的心猛地一跳。
王晓燕继续说：“我老家一个远房表妹，就是这么办的。找了个退休的，快六十了，给了二十五万，户口落定，第二年就悄悄把婚离了。现在人在北京，工作生活都没影响。”
二十五万。
我手头所有的存款加起来，再预支我半年的工资和奖金，大概也就这个数。
我咬着下嘴唇，没吭声。脑子里嗡嗡的，像飞进了一群马蜂。
这种事，我以前只在社会新闻的边角料里瞥见过，觉得离自己很远，甚至有点鄙夷。
没想到，现在它沉甸甸地压在了我的面前。
我还有选择吗？
王晓燕看我脸色变幻不定，叹了口气，又拍了拍我：“我就是这么一说，你也别太往心里去。走投无路了再考虑。毕竟……不是啥光彩事。”
我点点头，声音干涩：“嗯，我知道。燕姐，谢谢你。”
我站起来，腿有点发软。走出医院大楼，天边已经泛起了鱼肚白。早班公交车开始在路上跑，清扫车发出唰唰的声音。
我站在站台上，看着这座渐渐苏醒的庞大城市。高楼林立，车流如织，一切都充满了生机和希望。
可这希望，好像从来都与我无关。
回到合租屋，我倒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的裂纹，一直到天亮。
那一夜，我没合眼。
假结婚。二十五万。三年。离婚。
这几个词像烙铁一样烫在我的脑海里。
第二天上班，我魂不守舍，给病人配药时差点拿错了瓶子。带我的老师傅狠狠训了我一顿，我低着头，一声没吭。
下午，我给文浩打了个电话。
电话那头，他声音疲惫，说还在加班改代码，领导催进度催得紧。他又小心翼翼地提了一句落户的事，语气里满是焦虑和不确定。
“姐，要是实在不行……我就看看有没有其他城市的机会，或者……回省城也行。”他声音越说越低。
我心里一酸，赶紧打断他：“胡说八道什么！好不容易在北京立住脚，回去干什么？姐有办法，你安心上你的班，搞好你的项目，别想这些没用的。”
挂了电话，我在消防通道里站了很久，直到对讲机里传来呼叫我的声音。
那些亲戚的嘴脸，我爸生病时他们躲得远远的样子，我妈需要钱时他们哭穷的腔调……一帧帧在我眼前闪过。
我不能让文浩回去。回去，他那些前沿的技术，那些熬夜熬出来的成果，可能就真的没用了。
晚上，我给王晓燕发了条微信：“燕姐，那个事……我考虑好了。帮我问问吧。”
王晓燕很快回复：“真想好了？那我帮你打听打听。有个老头，条件还行，就是人比较孤僻，住西城胡同里。”
我回：“只要能落户口，别的都好说。”
三天后，王晓燕带我去了西城区一条不算热闹的胡同。
青砖灰瓦，老槐树从院墙里探出枝桠。我们在一扇褪了色的朱漆木门前停下。
“就这儿，”王晓燕指了指门，“老头姓吴，叫吴建国，退休前是中学物理老师。”
我深吸一口气，推开了虚掩的门。
院子里很安静，种着些寻常的花草，收拾得整齐。正房的门开着，能看到里面满墙的书柜。
一个老人坐在靠窗的藤椅里，戴着老花镜，正在看报纸。听见动静，他抬起头。
头发全白了，梳得很整齐。脸瘦，皱纹深，但眼神很亮，看人的时候没什么温度，像冬日结冰的湖面。
我心跳得厉害，硬着头皮走进去。
老人没起身，也没说话，只是用目光示意我对面的椅子。
我坐下，手规规矩矩地放在膝盖上。
王晓燕在门口说了句“吴老师，人我带到了，你们聊”，就带上门出去了。
屋子里只剩下我们两个，还有桌上一个老式收音机里传出的咿咿呀呀的京剧唱腔。
他放下报纸，摘下老花镜，看着我，开口问：“李静？”
声音有点沙哑，但吐字清晰。
我点头：“是，吴老师好。”
他从茶几下面拿出一张纸，是我之前让王晓燕转交的简单情况说明。
他扫了一眼，问：“你弟弟，学人工智能的？”
我愣了一下：“是，模式识别方向。”
“在哪家公司？”
“中关村，叫‘深蓝智科’。”
老人的眼皮微微抬了一下，嘴角似乎动了一动。他放下那张纸，端起旁边的紫砂壶，给自己倒了杯茶。
“深蓝智科的技术总监，姓方，叫方哲，是我以前的学生。”他慢慢地说，吹了吹茶杯上的热气。
我彻底怔住了，脑子里一片空白。世界上真有这么巧的事？
吴建国没看我，目光望向窗外斑驳的树影，继续说：“你的情况，小王跟我大概说了。你想要个北京户口，给你弟弟用，是吧？”
我攥紧了手指，指甲掐进掌心：“是。”
“我可以帮你，”他转回头，目光落在我脸上，很直接，“但我有条件。”
我的心提了起来。二十五万，我准备好了。
“我不要钱。”他说。
我又愣住了。
他站起来，走到书柜前，背对着我，声音平缓地传过来：“我儿子在美国，十一年没回来了。他母亲走的那年，打电话让他回来一趟，他说项目忙，走不开。”
他的背影显得有些佝偻。
“这套院子，是我父亲留下来的。我不想等我死了，它落到一个十几年不回家的人手里，然后被卖掉，或者荒着。”他转过身，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决绝，“你跟我结婚，三年后，这院子的产权过户给你。”
我的呼吸停住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弟弟工作的事，我找方哲说。户口，我给你落。条件是，”他顿了顿，每一个字都说得很清楚，“这三年里，你每个星期天下午过来一趟。不用干活，不用伺候我，就过来坐坐，一起吃顿晚饭，说说话。就当……是来看看一个独居的远房长辈。”
我张着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天上掉馅饼，也不敢这么掉。
“为……为什么选我？”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颤。
吴建国的目光落在我手上。我下意识地把手往后缩了缩。常年戴橡胶手套，反复消毒，我的手粗糙，指关节有些粗大，指甲修剪得很短，没什么血色。
他移开目光，语气没什么波澜：“方哲以前跟我提过，他们公司有个挺拼的年轻人，技术不错，就是家里负担重，姐姐为了供他读书吃了很多苦。我猜，就是你弟弟。”
他端起茶杯，抿了一口：“我打听过你。在医院工作七年，没出过差错，同事评价不错，孝顺，顾家。你这个人，还算可靠。”
我低下头，眼泪毫无预兆地涌了出来，大颗大颗砸在膝盖上。
这么多年，那些辛苦，那些委屈，那些只能往肚子里咽的泪水，我以为只有我自己知道，只有夜里看着天花板的时候自己反复咀嚼。
没想到，一个陌生人，用这样平静的语气，说“你这个人，还算可靠”。
我的肩膀控制不住地抖动起来，死死咬着嘴唇，不让自己哭出声。
屋子里很安静，只有收音机里断续的锣鼓点。
过了很久，我抬起头，用手背胡乱抹掉脸上的泪，看着他说：“我答应。”
从胡同里出来，天已经擦黑。
我走在渐渐亮起路灯的街上，脚步有些飘。脑子里反复回响着刚才的对话，像做梦一样。
房子给我？户口给我？只要每周去陪他吃顿饭？
这怎么可能？世上哪有这么好的事？
回到出租屋，我一夜没睡踏实，翻来覆去。
第二天上班，精神恍惚，差点把两份病历弄混。护士长皱着眉头看了我好几眼。
下班后，我给文浩打电话，没提假结婚的事，只问他工作顺不顺利。
文浩说项目到了关键阶段，天天加班，压力很大。他又忍不住叹气：“姐，落户的事……要是太难，就算了。我同学有去杭州、深圳的，发展也挺好。”
我心里像被针扎了一下，努力让声音听起来轻松：“别瞎想，姐有办法了，正在办。你好好干你的，别分心。等你落了户，踏实下来，再把妈接来北京看看病。”
挂了电话，我站在狭小的阳台上，看着远处国贸璀璨的灯火，看了很久。
那些光芒，那么亮，却又那么远。
犹豫了几天，我还是拨通了吴建国留给我的那个座机号码。
电话响了几声才被接起，他“喂”了一声，声音透过听筒传来，还是那么平淡。
我握紧话筒，说：“吴老师，我……我同意。”
那边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好。这周六，上午九点，带好身份证和户口本，区民政局门口见。”
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日，周六，天气很好。
我穿了一件最简单的白衬衫，蓝色牛仔裤，头发扎成马尾。这大概是我最整齐的样子了。
上午九点，吴建国准时出现在民政局门口。他穿了一件半旧的灰色夹克，里面是白色衬衣，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手里拿着一个文件袋。
我们没什么交流，一起走进去。
大厅里人不少，大多是年轻的情侣，依偎着，低声说笑，脸上洋溢着幸福和期待。
我们俩，一个二十八，一个七十三，一前一后地排队，显得格格不入。我能感觉到周围投来的好奇、探究，甚至略带异样的目光。我低着头，盯着自己的鞋尖。
叫到我们的号了。
办事的是个中年女同志，她接过我们的证件，看看我，又看看吴建国，眼神里闪过一丝讶异，但什么也没问，只是按照流程，核对，询问，打印表格。
“是自愿结婚吗？”她例行公事地问。
“……是。”我的声音有点干。
“是。”吴建国的声音平稳。
签字的时候，我的手抖得厉害，笔尖在纸上划了好几下才写出名字。
吴建国看了我一眼，伸手过来，轻轻按住了我发抖的手腕。他的手干燥，温热，带着老年人特有的、略微粗糙的质感。
“别紧张。”他说。
就三个字。我慌乱的心，奇异地安定了一点点。
两个红本子递了出来。我接过属于我的那本，翻开。照片上，我和吴建国并肩坐着，我表情僵硬，他神色平静。配偶栏里，印着“吴建国”三个字。
我结婚了。和一个比我父亲年纪还大的男人。
走出民政局，阳光刺眼。吴建国说：“跟我回去一趟，有些手续要办。”
我默默地跟着他，又回到了那个小院。
他让我在客厅坐下，自己进了里屋。不一会儿，他拿着几张纸出来，递到我面前。
我接过来看。是一份手写的协议，字迹工整有力。
协议书
甲方：吴建国
乙方：李静
经双方协商，就婚姻及相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位于西城区XX胡同XX号院之产权，于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满三年后，无条件过户至乙方名下。
二、甲方协助乙方将户籍迁入上述地址。
三、婚姻存续期间，双方互不干涉彼此工作及私人生活，各自独立居住，财务独立。
四、三年期满，双方自愿协议离婚，上述房产归乙方所有，甲方不得反悔。
五、乙方需每周日前往甲方住处探望，共进晚餐。
下面是签字栏和日期。
我看完，抬起头，喉咙发紧：“吴老师，这……您真的什么都不要？房子……这太贵重了。”
吴建国站在窗边，看着院子里那棵老槐树。阳光透过树叶缝隙，在他脸上投下晃动的光斑。
他没回答我的话，反而指着墙上一个相框。里面是一张黑白老照片，一个穿着连衣裙、梳着两条大辫子的年轻姑娘，笑得很好看。
“那是我老伴，”他声音很轻，“她走之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一个人。她说，老吴啊，你得找个伴，哪怕就是说说话也好。”
他转过身，看着我，眼神很深：“我找了。她叫李静。这样，以后我见了她，也算有个交代。”
我心里猛地一酸，眼眶又热了。
他把笔递过来：“签了吧。签了，房子的事就这么定，户口我明天就去办。之后，你忙你的，我过我的。”
我接过笔，手指用力到指节发白，在乙方后面，一笔一划地写下“李静”两个字。
落下最后一笔，我知道，我没有回头路了。
接下来的日子，好像变了，又好像没变。
我还是每天上班下班，忙忙碌碌。文浩那边传来好消息，他们方总（就是吴建国的学生方哲）亲自过问了他的情况，暗示落户名额会优先考虑他，让他安心工作。
我心里一块大石头落了地。至少，文浩的前途保住了。
六月底，我的户口办妥了。新的户口本上，我和吴建国的名字印在一起。户主：吴建国。妻：李静。
捧着那个薄薄的本子，我在出租屋里坐了很久，哭了又笑，笑了又哭。
为了这个小本子，我付出了婚姻，一个奇怪但似乎又不那么坏的婚姻。
每周日，我如约去小院。
第一次去，很尴尬。我买了点水果，坐在客厅里，手脚都不知道怎么放。
吴建国话不多，问我几句工作累不累，医院忙不忙。然后就是长久的沉默，只有收音机里的戏曲声咿咿呀呀地响着。
后来，去的次数多了，稍微自然些。我会帮他摘摘菜，他会跟我讲讲这胡同的往事，哪家以前是做什么的，哪棵树有多少年了。他书房里很多书，物理的，历史的，杂七杂八。有时候，他也会说说他教书时的事。
我发现，他其实懂得很多，只是习惯了孤独，不善于表达。他对我也没什么要求，真的就是吃顿饭，说说话。
我们的“婚姻”，更像是一种每周一次的、安静的陪伴。
文浩的落户手续在稳步推进，他干劲十足，说等项目奖金下来，要请我吃大餐。我妈在电话里，因为高兴，说话都比以前利索了些。
一切似乎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直到九月底，一个周日的下午。
我像往常一样，提着在超市买的排骨和蔬菜，推开小院的门。
客厅里除了吴建国，还坐着一个男人。
四十出头的样子，穿着质地考究的衬衫和西裤，戴着金丝边眼镜，头发梳得油亮。他正端着茶杯，和吴建国说着什么，脸色不太好看。
看见我进来，他的目光立刻扫了过来，像探照灯一样，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那眼神里有审视，有不屑，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恼怒。
吴建国开口，声音有些沉：“小静，回来了。这是吴伟，我儿子。”
我心里一紧。吴伟，那个在美国十一年没回来的儿子。
我尽量自然地打招呼：“你好。”
吴伟没应声，把茶杯往茶几上一放，发出“咔”的一声轻响。他看着我，嘴角扯出一个没什么笑意的弧度：“爸，这就是您找的‘伴’？看着比我儿子大不了几岁吧？”
气氛瞬间僵住了。
吴建国的脸色沉了下来：“吴伟，怎么说话呢！这是李静，你该叫阿姨。”
“阿姨？”吴伟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嗤笑一声，“爸，您今年七十三了，找个二十八的，您觉得合适吗？说出去，不怕人笑话？”
我站在门口，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脸上火辣辣的。
吴建国猛地一拍沙发扶手，声音提高了：“我的事，不用你管！你十一年没管过我，现在倒来管我娶谁了？”
吴伟的脸色也难看起来，他不再看吴建国，而是转向我，语气变得直接而冰冷：“李小姐，是吧？咱们也别绕弯子了。”
他往前走了两步，离我很近，我能闻到他身上古龙水的味道。“我给你一笔钱，你跟我爸把婚离了。户口我不管，但这房子，你想都别想。”
我握紧了手里的塑料袋，指甲掐进掌心，强迫自己镇定：“吴先生，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不明白？”吴伟冷笑，“这房子是我们吴家的祖产，是我爷爷传下来的。我妈在世的时候说过，这房子以后要留给我儿子。你现在跟我爸结婚，打的什么主意，当别人看不出来吗？”
他的眼神像刀子：“识相点，我给你五十万，你拿钱走人，以后别再来打扰我爸。否则，大家脸上都不好看。”
五十万。比王晓燕当初说的市场价高了一倍。看来这房子，确实值钱，也难怪他着急。
我看着他因为激动而有些发红的脸，忽然觉得有点悲哀，又有点可笑。
我深吸一口气，抬头迎上他的目光，声音不大，但很清晰：“吴先生，你知道你爸爸为什么愿意把房子给我吗？”
吴伟皱眉：“为什么？还不是你花言巧语骗了他！”
我摇摇头：“不是。是因为他不想把这房子，留给一个十一年不曾回来看他一眼的儿子。”
吴伟的脸色“唰”地一下白了，随即变得铁青。他瞪着我，眼神凶狠：“你再说一遍？！”
“吴伟！”吴建国喝止了他，声音严厉，“你给我出去！现在！”
吴伟胸膛起伏，看看他爸，又狠狠剜了我一眼，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好，好……你们等着。”
他抓起沙发上的西装外套，怒气冲冲地摔门而去。
巨大的关门声在院子里回荡。
我站在原地，心跳如鼓，手里提的东西都快被我捏碎了。
吴建国颓然地坐回沙发里，用手揉了揉额角，看起来一下子老了好几岁。
“对不起，”我走过去，把东西放下，低声说，“我……我不该那么说。”
吴建国摆摆手，声音疲惫：“不怪你。你说的是实话。他就是这么个人……眼里只有钱，没有家。”
他叹了口气，看向我，眼神很复杂，但有一丝坚定：“小静，你别怕。这房子，我说了给你，就一定会给你。只要我还活着，他就别想打主意。”
我心里五味杂陈，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能点点头。
那天晚饭，吃得格外沉默。吴建国胃口不好，只吃了小半碗饭。
离开小院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胡同里很安静，只有我自己的脚步声。
吴伟的威胁，像一片阴云，笼罩了下来。我知道，事情不会这么简单就结束。
十月中下旬，北京的天冷得快。
医院里流感病人多了起来，呼吸科格外忙碌。我连着值了两个夜班，累得眼睛都睁不开。
周六下午，趁着有点空闲，我给吴建国发了条微信：“吴老师，明天我休息，下午过去。您想吃什么？我买点带过去。”
过了快半小时，他才回复，只有一个字：“好。”
我揉了揉酸痛的肩膀，想着明天买只鸡，炖个汤，他最近气色好像不太好。
凌晨一点多，急诊送上来一个重症肺炎的老人，我们忙活了很久才把情况稳住。我刚在护士台坐下，想喘口气，手机就响了。
是一个陌生的本地号码。
我心里莫名一跳，赶紧接起来。
“喂？是李静吗？”一个带着哭腔的中年女声，是平时偶尔去帮忙打扫、做饭的赵阿姨。
“赵阿姨？是我，怎么了？”
“你快来！吴老师……吴老师他晕倒了！叫不醒！我已经打了120了！”赵阿姨的声音又急又怕。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猛地站起来，眼前黑了一下。
“我马上来！地址！”我的声音都变了调。
挂了电话，我跟值班医生匆匆说了一句“家里有急事，帮我顶一下”，抓起外套就冲出了科室。
深夜的街道空荡荡的，冷风一吹，我打了个寒颤，也清醒了些。我一边跑一边用手机叫车，手指抖得按不准屏幕。
好不容易有司机接单，我催着他一路往西城赶。
车上，我浑身发冷，控制不住地发抖。上周我去看他，他还说最近总是梦见他老伴，梦里老伴不说话，只是看着他笑。我当时还安慰他，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现在想来，那是不是……不好的预兆？
不会的，不会的。他身体一直还行，就是有点高血压，平时吃药控制着……
车子猛地刹住，到了胡同口。我看到红蓝闪烁的救护车灯光，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
我跌跌撞撞地跑进去，小院门大开着，客厅里亮着灯，几个急救人员正围在担架旁。
吴建国躺在担架上，脸色灰白，双眼紧闭，嘴唇有些发紫。一个急救员正在给他戴氧气面罩。
我的腿一软，差点跪下去。
赵阿姨哭着过来扶我：“我晚上来送他忘在这的降压药，看见灯亮着，门也没关严，进来一看……他就倒在茶几旁边了……”
我挣开她，扑到担架边，抓住吴建国的手。手冰凉，没什么力气。
“医生，他怎么样？什么病？”我的声音嘶哑。
“初步判断是急性脑卒中，也就是中风，情况比较危重，需要立刻送医院抢救。”一个急救医生快速说道，“家属跟上！”
我连连点头，眼泪已经模糊了视线。
就在这时，我眼角的余光瞥见地上，靠近茶几脚的地方，散落着几张纸。
是我熟悉的样子，抬头写着“协议书”。
但此刻，那几页纸被撕成了好几片，凌乱地扔在那里。
我的血液好像瞬间凝固了。
谁撕的？为什么撕了？
一个冰冷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不带一丝温度：
“你来得正好。”
我猛地回头。
吴伟不知何时站在了门口。他没穿白天那身西装，换了件黑色夹克，脸色在闪烁的警灯下显得阴晴不定。
他看着担架上昏迷不醒的父亲，又慢慢把目光移到我脸上，那眼神，像毒蛇一样。
他走过来，踢了踢地上的碎纸片，然后抬头，盯着我，一字一句地说：
“我爸昏迷前，亲口跟我说，他后悔了。”
他的嘴角勾起一个残忍的弧度。
“他说，这协议不作数了。这婚，也得离。”
他微微俯身，靠近我，压低的声音里满是恶意：
“他说，他看错你了。你，就是为了钱，为了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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