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春天，北京的天特别干净。
阳光暖和，风也不大，湖边的柳条刚刚冒芽，水面上有几只水鸭在游。
那天中午，中南海西门开出一辆小货车，车不大，车上拉着几件老旧行李，还有一张折叠床。
坐在副驾驶的人，面色平静，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
他叫孙健，曾是国务院副总理。
可这天，他不是去开会，也不是出差。
他是主动辞职，彻底离开了政治舞台。
那年他才44岁。
这事儿当时没几个人知道。
就连中办打电话通知他停职时，也只说了一句：“回天津，等候组织处理。”没有理由，也没有解释。
他也没问，就收拾了东西，悄悄走了。
那会儿正值改革开放刚起步，很多事情都在重新洗牌。
有些人被重新启用，有些人悄无声息地退了下来。
孙健属于后者。
这人不善言辞，做事也不声张。
可只要查一查他的履历，就会发现，他的路走得并不平常。
1936年出生在河北定兴，家里是地道的贫农，小时候经常吃不上饭。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他才13岁，刚刚能干些农活。
后来分了地，村里日子稍微好点，他也开始想着出去闯一闯。
1952年，16岁的孙健跑到天津，在一家内燃机厂做学徒。
那时候的翻砂车间又脏又热，一铲砂子几十斤重，干一天下来，身上全是汗和砂。
可他不嫌累，也不怕苦，很快就成了正式工。
几年里，他从翻砂干到铸工，从铸工干到车间班长，再到生产组长。
他性格直爽，不耍滑头，工人们都服他。
再后来，厂里搞党委选举，大家一合计，就推他当了书记。
那个年代讲究“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像孙健这样出身好、能吃苦、有技术的青年，很容易脱颖而出。
1970年左右，他被调到天津市，负责工业口工作。1975年直接进京，进了国务院，成了副总理，专管全国工业系统。
别人听着觉得惊讶，一个铸工出身的，居然能当上副总理？可那会儿确实是这样，工农干部被大力提拔，政治上讲究“出身论”和“忠诚度”，知识和经验反而排在后头。
只不过，进了中南海以后，孙健的日子并不好过。
他不抽烟，不喝酒，不看内部电影，也从来不搞特殊。
别人都把家属接进来了，他却说：“我还在学徒期，不能带家属。”谷牧听了笑：“你啊，太实在了。”
可实在归实在，政治不是工厂。
孙健不擅长应酬，也不懂得“通融”。
别人找他办事，他常常一句“按规矩来”，搞得下面人有点不高兴。
再加上他文化底子薄，讲话老是直来直去，写材料也不讲究修辞，渐渐就有人觉得他“不合适”。
也有人说他太老实，不像个领导。
1978年，风向变了。
他正在外地调研，突然接到电话，说要回天津“等候组织安排”。
他没问原因，只说：“好。”
回到天津，他想回内燃机厂。
那是他干了十几年的地方，也是他最熟悉的。
他说：“我就想回去干点实事。”
可组织上担心他回老单位会引起波动，最后安排他去了一家机械厂，接受“监督劳动”。
有人问他：“你原来的工友不会来厂里闹事吧？”他想了想，说：“不会。”
这话后来成了真。
那会儿没人来闹，也没人上访。
大家都知道，孙健不是靠关系上来的，也不是靠投机取巧上去的。
现在他回来了，该干活就干活，没人说闲话。
在机械厂，孙健每天带着饭盒上下班，午饭就是一碟小菜、一碗素菜。
他说这样吃“既合胃口，又省钱”。
失眠的毛病在这里治好了。
以前在中南海，一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现在，每天干完活回去，洗个脸一躺就睡着。
他跟妻子庞秀婷见过一面，说了三句话：
“我不会自杀。”
“我相信组织。”
“你一直是我的靠山。”
那会儿，庞秀婷也不容易。
她本来也是工人，后来调到天津跟他一起生活。
家里的房子是老的，冬天透风，夏天漏雨。
孩子们还小，老人身体不好，全靠她撑着。
1985年，政策松动了一点。
上面通知说，孙健可以重新安排工作。
厂长一听，马上把最难的任务交给他——引进德国设备，建摩托车发动机生产线。
投资4000万，任务重，时间紧。
孙健接了下来。
他要求办公室每天提前10分钟上班，晚10分钟下班。
自己更是每天提前半小时到厂，有时候干脆住在厂里。
几年里，他带队盖了三层厂房，铺设了两万多平方米的地面，设备一个个试运行成功。
项目顺利完成，他被评为“先进个人”，奖了一条纯羊毛毯。
后来调到中国机械工业安装总公司，继续干工程项目。
月工资升到97块，比当副总理那会儿还多。
为什么？因为当副总理时，他坚持拿的是“内燃机厂的工人工资”，按“巴黎公社原则”来，自己不加一分。
他的大女儿高中毕业后就去上班，儿子们一个读大专，一个考上了大学。
家里虽然不富裕，但一直很安稳。
说到底，他这辈子最舒服的日子，不是在高位，而是在车间。
有人问他：“你后悔过吗？”
他笑了笑：“我是上去也糊涂，下来也糊涂，糊涂来糊涂去，糊涂到家，就明白了。”
他再也没进过中南海。
那张折叠床，也一直留在了天津宿舍的角落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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