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香港湾仔有家叫律敦治的医院。

这里头,一个六十三岁的女人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病房里头静悄悄的,没丈夫,没儿女,连个来送终的朋友都没有。

最后那张死亡证明,是医院的人自己去办手续领的,因为实在找不到家属。

这女人叫朱玫。

在当年香港的报纸圈里,这可是个响当当的名字。

她帮着一个叫查良镛的男人,也就是后来写武侠的那个金庸,搞出了一个叫《明报》的家业。

可以说,那个武侠帝国的地基,有一半是她拿自己的血汗和青春夯实的。

但最后,她就是从这座自己亲手盖起来的楼里,被赶了出来。

她死的时候无声无息,可她当年离婚时扔下的一个条件,到今天还让很多人想不明白。

回到五十年代的香港,那时候的查良镛三十二岁,刚离了一次婚,在报馆里靠写稿子混饭吃。

朱玫呢,才十七岁,香港大学的高材生,家里条件好,英文讲得比谁都溜,写的文章又尖锐,是那种新派的女青年。

俩人碰上了,一个有才学,一个有朝气,很快就对上了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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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玫家里人当然不同意,年龄差着一截,男的还离过婚,怎么看都不靠谱。

可朱玫认定了,什么都拦不住。

她跟家里闹翻,没办婚礼,没要嫁妆,就这么空着手嫁给了查良僧。

这哪是结婚,这就是拿自己一辈子当赌注。

婚后的日子,不是写小说里那种才子佳人的浪漫。

查良镛一头扎进他的江湖世界,每天就是写写写。

朱玫就成了那个撑起整个家的人。

她在外面跑新闻,赚钱养家,回到家还得当丈夫的第一个读者。

夜深人静,查良镛写稿子累了,给他端杯热咖啡,跟他聊聊书里的人物该怎么写,这都是朱玫的日常。

外面的人都说金庸笔下的黄蓉聪明伶俐,赵敏敢爱敢恨,其实这里头,多少都有朱玫自己的影子。

一九五九年,他们决定自己干,办《明报》。

那段日子才叫真的苦。

报纸卖不出去,钱烧得快,好几次都快撑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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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难的时候,是朱玫站了出来。

她把自己结婚时压箱底的首饰拿出去当了,钱还不够,又拉下脸皮,跑回那个已经跟她断了关系的娘家去借钱。

那会儿的报社里,她是唯一的女记者,采访、写稿、编版,什么都干。

下了班,她又是管家,得算着钱怎么花才能让报社多活一天。

可以说,《明报》这个摊子,是他们两个人拿命拼出来的。

朱玫不光是查良镛的老婆,更是他的合伙人,他的战友。

后来,《明报》火了,从一张没人要的小报纸,变成了香港数一数二的大媒体。

查良镛也从一个写小说的,变成了人人敬仰的“查大侠”。

他身边围着的人越来越多,鲜花、掌声,还有各种各样的崇拜者。

他站在高处,看得远了,慢慢地,就忘了那个曾经陪着他在坑里一起看星星的女人。

这时候的朱玫,给他生了两个儿子两个女儿。

整天围着孩子转,操心柴米油盐,当年的才女气早就被磨没了,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年主妇。

她的江湖,从报社的刀光剑影,变成了家里的一地鸡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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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丈夫在外面风光无限的时候,她却在家里,一点点耗干了自己。

问题就是这么出现的。

有一天晚上,查良镛心里烦,跑到一家酒吧喝酒,碰上了一个二十三岁的女服务生,叫林乐怡。

那姑娘年轻,说话温柔,看他的眼神里全是崇拜。

她说自己是他的忠实读者,书里的情节倒背如流。

一个功成名就的中年男人,最吃的就是这一套。

这比什么爱情都管用,让他觉得自己又被人需要了。

他陷进去了。

朱玫是干新闻的,多敏锐的一个人,很快就察觉到了不对劲。

但她没吵没闹,就是沉默。

她看着这个跟了自己二十三年的男人,在家里和外面之间摇摆不定,想两头都占着。

她等啊等,没等来丈夫回头,却等来了一次摊牌。

查良僧承认了,但说得轻描淡写,说是为了“找点安慰”,还劝她为了面子、为了《明报》的股价,别把事情闹大,维持现状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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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刻,朱玫心里什么都明白了。

眼前这个人,已经不是当年那个跟她一起啃面包的穷书生了。

她平静地提了离婚

这不是赌气,这是一个骄傲的女人,在彻底失望之后,给自己留的最后一点体面。

两个人就这么僵着,谁也不让谁。

真正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来得特别惨烈。

他们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大儿子查传侠,知道了父母闹离婚的事。

这个年轻人,从小就把父亲当成英雄,把父母的感情看作是天经地义。

现在,这个世界塌了。

十九岁的他,用最极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儿子的死,像一把刀子,插进了朱玫的心里,也彻底砍断了她和查良镛之间最后的那点情分。

她不抱任何幻想了,只剩下了一个念头:作为一个妈,她必须为剩下的三个孩子守住最后的东西。

在谈离婚协议的时候,朱玫提了两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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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分家产。

她在《明报》的股份,一分都不能少。

那是她应得的,是她用半辈子换来的。

第二个条件,让所有人都愣住了,包括查良镛和林乐怡。

她说:“你可以跟她结婚,我同意。

但是,她这辈子都不能生孩子。”

这话传出去,外面的人都说她太狠毒,是女人的嫉妒心在作祟。

但只有她自己心里清楚,这不是恨,这是一个母亲被逼到绝路上的盘算。

她太了解这个男人了,一旦那个女人再生个一儿半女,那她自己的三个孩子,以后在这个家里还有什么位置?

她已经没了一个儿子,不能再让剩下的孩子连未来的保障都没有。

这是用自己的方式,在战场上清理出一片焦土。

她用废掉另一个女人当母亲的资格,来保护自己孩子的将来。

这个条件,冷静得让人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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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良镛没说话。

可能是因为对大儿子的愧疚,也可能是被朱玫的决绝给镇住了。

最后,他答应了。

离了婚,朱玫拿着钱,彻底从查良镛的世界里消失了。

她再也没结婚,也几乎不跟人提过去的事。

她的孩子们,可能因为从小跟父亲更亲近,也可能是不理解母亲当年的做法,跟她的关系也越来越远。

她一个人孤零零地生活,直到最后在医院里去世。

她的遗嘱很简单,所有财产,平分给三个子女。

这时候,孩子们才明白,那个看起来冷冰冰的母亲,心里藏着多么深沉的爱。

很多年后,金庸接受采访,说他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朱玫,承认是自己的背叛造成了悲剧。

他也说,自己遵守了当年的承诺,没有再要孩子。

但这句道歉,朱玫已经听不到了。

她的人生,前半场轰轰烈烈,亲手建起了一座宫殿;后半场,却成了被遗忘在角落里的奠基石,一个人守着一片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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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输了婚姻,却用那种惨烈的方式,保住了自己的骨气和一个母亲的责任。

江湖还在,大侠也还在,只是那个最初陪着大侠在黑夜里点灯的女人,早就没了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