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头，往台湾送人，叫“解放台湾”；从台湾接人，叫“抢救同志”。
可刘青石接到的任务，偏偏是个死命令，让他从已经安全的香港，一头扎回特务遍地的台北，去捞一个叫蔡孝乾的人。
这人是谁？
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整个台湾地下组织的最高负责人。
命令上说，十天之内，不计代价。
刘青石不知道，这趟逆行，不是去救人，是去给人家凑一份功劳簿。
1950年初的台湾，风声已经不对了。
蒋介石带着百万人马退到岛上，这里成了他最后的窝。
为了把这窝筑牢，第一件事就是清理屋里的“老鼠”。
刘青石就是组织里一只重要的“老鼠”，负责传递消息，本来已经安排他躲到香港，算是跳出了锅。
可屁股还没坐热，一封密信就把他叫了回去。
上级的命令，没得商量。
他心里清楚，回去就是九死一生，可蔡孝乾是他的顶头上司，救上级，是本分。
他立刻动身，秘密回到台湾。
一落地，他就找关系，联络上了朋友何荣全，连偷渡的船都备好了，钱也付了，就等蔡孝乾露面。
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人影。
整个台北的地下联络点，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死寂一片。
就在他像个没头苍蝇一样乱撞的时候，事情来了。
在台北一个秘密据点，他跟妻子马慧玲一出门，就跟几个便衣撞了个满怀。
那帮人眼睛跟鹰似的，直勾勾盯着他。
刘青石脑子一炸，瞬间明白过来，一把推开身边的人，撒腿就跑。
他老婆马慧玲也是个硬茬，没跑，反而冲上去想夺特务的枪，结果当场被按倒在地。
老婆被抓，这只是个开始。
没过几天，一个消息把他彻底打懵了。
报纸上登出来了，蔡孝乾，那个他冒着生命危险回来救的人，早在一个多礼拜前就进了保密局的大门。
更要命的是，这位书记大人，没扛住，一周之内就把知道的全都说了。
他把一整本花名册都交了出去。
这里面有谁？
有潜伏在国民党国防部当次长的吴石中将，代号“密使一号”；有专门负责给吴石传情报的女英雄朱谌之；还有底下大大小小几百号人的名字。
蔡孝乾不仅自己投降，还写了封《告台湾地下党同志书》登在报纸上，劝大家别扛着了，赶紧出来自首。
昔日的领路人，亲手把自己的同志一个个送上了断头台。
一时间，台北马场町的刑场，枪声就没停过。
吴石、朱谌之，还有刘青石在日本人的监狱里一起蹲过号子的好朋友唐志堂，都倒在了血泊里。
整个台湾的地下组织，就这么被连根拔起，塌得一干二净。
刘青石成了这片废墟上，一个被通缉的孤魂野鬼。
刘青石这人，骨子里就带着一股不服的劲。
他本名叫刘英昌，基隆人，1923年生的。
那会儿台湾还是日本人的地盘。
他从小就看不惯日本人欺负自己的同胞。
17岁，还是个毛头小子，就敢跟同学商量着要往日军的水井里下毒，结果事没干成，人先被抓了进去。
日本人的牢饭不好吃，各种大刑伺候，在里头待了五年。
这五年没把他磨平，反倒把他炼成了一块硬骨头。
1945年日本人滚蛋，他从牢里出来，以为天亮了。
结果国民党的兵一上岸，他发现天更黑了。
那帮兵痞，比日本人好不到哪去，贪腐、抢劫，什么都干。
“二二八事件”爆发的时候，他在基隆街头，亲眼看着国军的机枪对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扫射，打死的人用麻袋一装，就扔进了运河。
这一下，他对国民党那点仅存的念想，彻底碎了。
人绝望的时候，就容易寻找新的出路。
就在这时候，同乡吴克泰找到了他，引荐他见了蔡孝乾。
1947年，他秘密入了党。
从此，他的人生就拐上了一条看不见的战线。
干交通员，刘青石是把好手。
他脑子活，胆子大。
明面上，他是个生意人，还是花莲一个金沙矿场的经理，背地里，那个矿场就是地下党的避难所。
他送情报的法子更是五花八门。
有时候，把密信写在点心包装纸的里层，外面看着就是一盒走亲访友的糕点；有时候，把微缩胶卷塞进避孕套，再藏到没开封的牙膏管里头。
1948年，他带着一批这样的“点心”去上海，路过舟山关卡，那天太阳毒，晒得包装纸上的密写字迹差点显出来。
他急中生智，让同伴先走，自己不慌不忙地把包装拆开，装模作样地检查点心坏没坏，硬是把这一关给糊弄过去了。
在这条线上混，每天都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
蔡孝乾叛变，等于直接把他推进了死胡同。
城里到处是抓人的特务，他的照片贴满了电线杆子。
走投无路之下，他和剩下的四个同志一合计，干脆，往死人堆里躲。
他们选的地方，是花莲郊外一片叫月眉山的乱葬岗。
这一躲，就是四年。
活人跟死人做了邻居，坟头就是床，墓碑就是枕头。
日子过得跟野人没两样。
白天，在山上开几块荒地，种点地瓜糊口；晚上，就睡在坟堆里，听着风声，感觉周围全是鬼。
饿了就上山采野果，渴了就摘点野茶叶煮水喝。
最怕的就是国民党军警的搜山队。
一听到山下有动静，他们几个人就立刻钻进早就准备好的空棺材，或者废弃的煤矿坑道里，用茅草把洞口堵死，在里面憋着气，一动不敢动，听着外面的脚步声和狗叫声从头顶上过去。
有一次，几个上山偷老百姓地瓜的阿兵哥，跟他们撞了个正着。
结果那几个当兵的自己做贼心虚，以为碰上了鬼，吓得掉头就跑了。
还有一次更悬，对面山头一个同志的藏身点被包围了，枪声响了一整夜。
他们几个趴在坟堆后面，心都揪成了一团，眼睁睁看着，却什么也做不了。
日子一天天过，通缉令上的“刘青石”还是那个“共匪要犯”。
四年时间，他们跟外面完全断了联系。
可山下的家人，却因为他遭了大罪。
父母被抓进大牢，兄弟们天天被监视，老婆马慧玲顶不住压力，最终选择了自首。
这种压力不光折磨着家人，也磨着山上这几个人的心。
最后，一个同志实在受不了对老婆孩子的思念，偷偷下山自首了。
他这一走，就把他们的藏身地给供了出来。
包围圈，眼看着就要合上了。
到了1954年，朝鲜战争打完了，美国跟台湾签了《共同防御条约》，国民党的统治在岛上算是彻底稳了。
刘青石知道，再这么硬扛下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组织没了，家人也散了。
他做出了最后一个决定：下山。
他成了台湾最后一个落网的地下党员。
保密局的人高兴坏了，觉得抓了条大鱼。
他们给了刘青石两条路：一条是去马场町吃枪子儿；另一条是“反正”，给他们当间谍，派回大陆去搜集情报。
只要他肯合作，家人就能放出来。
刘青石选了后一条路。
这不是投降，这是一场赌博，拿自己的命当赌注。
他心里盘算着，只要能回到大陆，把台湾地下党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这步田地的，尤其是蔡孝乾叛变的全部细节，原原本本向组织报告清楚，他这辈子，也就算是对得起自己的身份了。
1956年，他拿着一本假护照，从香港进了深圳。
脚一踏上大陆的土地，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冲进厕所，把国民党特务给他的密写药水全倒进了茅坑。
接下来的几个月，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写了十几万字的报告材料，把自己知道的、经历的，关于台湾党组织从建立到毁灭的整个过程，一五一十，全写了出来。
他觉得自己完成了最后一个任务。
可等待他的，不是欢迎和拥抱。
在那个年代，他这种复杂的经历，没人能说得清。
经过一年多的审查，他被送到了北京的清河农场，一待就是22年。
他不算犯人，但也不是干部，成了一个没有身份的“特殊人员”。
在农场，他把所有心思都用在了干活上。
插秧比赛，他比那些干了一辈子农活的老把式还快。
组织上每个月给他发30块钱生活费，有人跟他暗示，等台湾解放了，你的问题就好解决了。
他收到过一次从台湾转来的前妻的信，信上说孩子拉扯大了，日子过得不容易。
他捧着信，心跟刀割一样，看完之后，只能默默烧掉，不敢回信，怕暴露目标。
22年，足够让一个青年熬成老人。
直到1978年，56岁的刘青石才离开农场，被安排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当了个日语老师。
又过了五年，到1983年，组织上才终于给他那段历史下了个结论：承认蔡孝乾是叛徒，肯定了刘青石在墓地潜伏四年、保守秘密的功绩，他的“投诚”行为，是为了保护组织和回到大陆的无奈之举。
他的党籍恢复了，也拿到了该有的退休待遇。
正义来了，可人生已经过去了。
他后来跟在美国的子女见了面，发现中间隔着一条跨不过去的河。
大女婿是搞“台独”的，二女婿亲国民党，他这个老共产党员，在自己家里成了个外人。
他的前妻，听说他在大陆的经历后，只托人带了一句话：我不认识这个人。
历史留下的伤口，得靠同样被历史伤害过的人来抚慰。
1990年，当年牺牲的战友唐志堂的儿子找到了他。
从一开始的质问，到后来的理解，这段封了四十年的恩怨，总算解开了。
通过这次见面，他见到了唐志堂的遗孀陈玉枝，一个守了四十多年寡的女人。
1992年，69岁的刘青石和62岁的陈玉枝，两个老人，走到了一起。
没有婚礼，就这么搭伙过日子。
晚年的陈玉枝常说，跟刘青石在一起的十年，是她这辈子最安稳的日子。
2003年，她临终时，拉着刘青石的手说：“我不怪你了。”
这一句话，让刘青石背了半个世纪的包袱，落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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