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皇帝只要不是倔种，哪怕资质平庸一点，不与文官对着干，又多少能听得进话，那么国家八成不会乱。
明宪宗朱见深就属此类，他在位二十三年，没干过什么惊天地动的事业，也没有出过什么大的乱子。
后世对他的评价也不孬，《明宪宗实录》中就说：“上以守成之君，值重熙之运，垂衣拱手，不动声色，而天下大治。”
《明史》评价他宪宗早正储位，中更多故，而践阼之后，上景帝尊号，恤于谦之冤，抑黎淳而召商辂，恢恢有人君之度矣。”
关于朱见深，不系统、非专业地聊一下。
01
英宗的名声其实也还好，正统时期表现糟糕，天顺时期基本都给找补回来了，总体而言还算是个勤政的皇帝，留给儿子朱见深的基本盘也过得去。
朱见深继位的时候，土木堡之变已经过去多年，昔日不可一世的瓦剌没落，新兴的鞑靼实力还不足以与大明抗衡；建州女真偶有挑衅，挨了几次揍也老实了；东南沿海倭寇时有骚扰，也都在可控的范围。
至于荆襄流民、大藤峡叛乱等内患，是历朝历代都有的事情，不足为怪。关键是百姓，经过洪武、永乐以及洪熙、宣德几朝的治理，民心思安，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就是打造一个安定团结的大明帝国。
单论天赋资质，朱见深很一般，比不了他的先祖，也不如他的儿子孝宗，就是那个练得身形似鹤形，却被宫女勒脖颈的世宗也比他强多了。
朱见深早年的经历并不顺遂，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后，于谦等主战派拥护景泰帝继位，之后朱见深的太子之位被废，另封沂王。
新立的太子朱见济福气不够，当了一年太子就死了。景泰帝只有一个儿子，按理说朱见深可以复位了，可于谦等人依然反对朱见深。若非英宗复辟，朱见深大概率是要与皇帝之位擦肩而过了。
要说朱见深的气量还是可以的，他继位后，不但恢复了景泰的皇帝名号（天顺时降为郕王），营建了帝陵，连反对他的于谦也给平反了。这两件事为朱见深加了不少政治分。
朱见深性格内向，生理上还有一个缺陷，即口吃讲话不利索。一个性格内向的人加上生理缺陷，往往会表现的比较自卑，这也导致他长时间不与大臣见面。明代皇帝不与文官见面的头，就是朱见深开的。
《菽园杂记》中对于朱见深的口吃有详细的记载。每当上朝的时候，内阁各部大臣奏事，如果同意执行，朱见深只说一个“是”字。不是他不想说，是怕说多了不连贯。
成化十六年以后，朱见深的舌头受了伤，连翘舌的“是”字说起来都很困难，鸿胪寺卿施纯体谅皇上的难处，就悄悄地告诉随侍的太监，以后改为“照例”
朱见深觉得照例两个字说起来很顺口，就问是谁出的好主意。太监将实情告诉他，于是施纯当即升为礼部侍郎，不久又升礼部尚书。
因为此事，当时就有朝臣作了两句打油诗讽刺施纯，说“两字得尚书，何用万言书！”，虽然是笑话，却也可见朱见深的自卑和难处。
02
前面说了，英宗留下的摊子不错，以李贤、彭时为首的辅政大臣也很能干。在这种情况下，朱见深只要不节外生枝，不与文官集团对着干，那么国家就不会出现大乱的局面。
朱见深很好地扮演了这一角色，经过一千多年的进化，各项封建制度到了明代已经趋于完善，官僚士大夫给皇帝设计出了一套简单的管理模式。皇帝除了按部就班上朝、祭祀，并出席各种仪式外，根本不需要亲自处理政务。
国家政务由六部提出方案，内阁票拟，经司礼监批红，再经六科签发，就可以颁布实施了。皇帝只要看一下奏疏，可以不发一言，或者象征性地批上几个字就行了。这种做法官方称之为垂拱而治”。
实际上对于朱见深这一类出生大内，长于深宫，又无实际治国经验的帝N代来说，对国家政务越少过问越好，越少干预越好，一旦牵涉其中，反而坏事。
当然，前提是要有一帮贤臣，皇帝还得“认怂”，顺着文官集团的意思去办，虽然谈不上有惊世骇俗的业绩，却也不会捅出大娄子。
朱见深当了23年皇帝，都是照着这个路数来的。后来的武宗、世宗就没有朱见深这般好脾气，非要将自己摆在“英主”的位置上，处处要彰显皇帝的“圣明”，结果搞得局面难以收拾，坏了国家，苦了百姓。
受到性格和自身条件的限制，朱见深倒是很有自知之明，从来不认为自己是英主。另一方面，他也吸取了父亲兵败土木堡的教训，在位23年，明显地表示出无所作为的价值取向。
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无能”，又不自作聪明，朱见深显然就能当好他的皇帝。
03
雄才大略如太祖、成祖那样的皇帝都有毛病，作为甩手掌柜的朱见深自然就更多了。
朱见深是大明开国以来（不含后世）受批评最多的，除了不见大臣，诟病最大的就有三条。
一是专宠万贵妃，由此导致了宦官梁芳等人耗费国帑，四处购买奇玩淫巧；二是宠信太监汪直，设西厂屡兴大狱，搞得京师内外人人自危；三是崇信僧道、沉迷方术，且通过非正常渠道，大封官爵，严重破坏了吏部的人事任免制度。
专宠万贵妃完美地诠释了朱见深内向、扭曲的性格，万贵妃比他大27岁，都不是一辈人。主要原因就是朱见深继位之前，缺少安全感，他的生母周太后性格强势，朱见深从她那没有得到过太多的母爱。
朱见深是在万贵妃的悉心照料下成长起来的，对他来说，万贵妃不仅弥补了缺失的母亲，还给他带来了安全感。
后来万贵妃得势，朱见深为他干了不少荒唐事。不过总体来说还在可控范围，朱见深并没有因为宦官采买而增加百姓的负担。
西厂是个臭名昭著的特务机构，前后存在近六年，但真正活跃的时间不到一年，主要是在成化十三年。西厂打击的对象不像锦衣卫、东厂那么广，主要针对的是官僚集团中那些不干净的成员，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株连。
汪直名声固然不好，可他做人多少还是点底线，对于那些忠于大明，自己钦服的大臣从来不下狠手，比后来的刘谨、魏忠贤强太多了。整个大明的士气，也没有因为西厂的存在而受到摧残。
至于崇信僧道，最典型的就是在京师和全国范围内大兴土木，营建寺庙道观。然而，成化一朝，此类工程都由户部和大内出资，没有增加百姓的赋税，更没有大征徭役。
正因为如此，人们在批评朱见深的同时，对他也较为宽容。
如谈迁作《国榷》时，一方面认为朱见深有“失德”之处，另一方面又说他“于全照无大损也，尺璧之瑕，乌足玷帝德哉”！
04
朱见深仁厚、有气度这两条，是后人所津津乐道的。
古话说刑不上大夫，这一条放在明代显然是不适用的。自洪武朝开始，对文官士大夫就有杖刑的做法，及至正统朝，官员被杖毙者不知凡几。
成化朝官员挨板子的也不在少数，见记载的就有一百多人，却没有一个被杖毙，大多数都是点到即止。
朱见深对官员犯错，甚至是小罪也较为包容，《明宪宗实录》中，最常见到的批示就是“姑宥之”。如果说在哪个明代皇帝手下当官最滋润，那么朱见深和他的儿子朱佑樘应该并列第一。
成化一朝，涌现了一大批名臣、能臣，随便数数就有彭时、商辂、王竑、李秉、白圭、项忠、尹曼、叶盛、韩雍、王恕、原杰等等。这些人，皆为一时之选。
对于百姓，朱见深同样也有一副菩萨心肠。从他继位的那年开始，一直到成化二十二年，几乎每年都要减免受灾省份的赋税。
一共减了多少呢？总计数字为一千九百万石，平均下来每年近百万石。此外，他还从自己的小金库中拿钱救济百姓，总计买粮二百五十多万石。
能从小金库拿钱的明代皇帝不多见，后来的神宗贪财好货，几乎是一毛不拔，还纵容宦官四处敛财；崇祯帝守着祖宗传下来多达几千万两的私财，在国家内忧外患的困境下，仍要做个守财奴，最后还不是送给了李自成。
《罪惟录》中对朱见深的批评指责比较犀利，但同时也承认成化一朝赈灾力度颇大，赞扬其为“幸称小康”。
中国历史上，父亲被儿子祸害的不少，秦二世而亡，隋也是二世而亡，都是后继无人的样板。
朱见深很幸运，生了一个好儿子朱佑樘，而且在文官集团的培养下，也是按照他的路子治理国家的。宪、孝二宗在位期间，完美地守住了祖宗的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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