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大强,把门给我锁死!今晚你要是弄不出动静来,那头老黄牛就算白瞎了!”门外,老爹的吼声伴随着铁锁落下的“咔哒”声,像锤子一样砸在我心口。

屋里那盏煤油灯忽明忽暗。炕角落里,那个穿着不合身红棉袄的女人手里死死攥着一把剪刀,剪刀尖对着自己的脖子,眼神冷得像数九寒天的冰棱子。

“你别过来,”她声音发抖,但透着一股子狠劲,“过来我就死给你看。”

我叹了口气,把手里还没捂热的半个白面馒头放在炕沿上,慢慢蹲下身子。

“我不碰你,这馒头你吃了吧,吃饱了好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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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的深秋,西北的风硬得像刀子,刮在脸上生疼。

我们村穷,穷得连耗子都不愿意进屋。我叫大强,二十二岁,光棍一条。家里最值钱的物件,就是那是头能耕地、能拉车的老黄牛。那是老爹的命根子,也是我们全家的指望。

昨天半夜,老爹把牛牵走了。天不亮回来的时候,牛没了,身后跟着个女人。

女人叫苏芸,听说是城里来的大学生,家里遭了难,被人骗到这山沟沟里。那人贩子——我们这叫“媒人”,要价一头牛加两百块钱。老爹把牙一咬,就把这事办了。

我看着缩在炕角的苏芸。她很漂亮,皮肤白得像刚剥壳的鸡蛋,和村里那些黑红脸庞的姑娘不一样。但她眼里的绝望,让我心里堵得慌。

“你吃吧。”我坐在小马扎上,低着头说,“那牛是我爹半辈子的心血,换了你,他肯定不会放你走。但我大强不是畜生,不做强人所难的事。”

苏芸手里的剪刀没放下,眼睛死死盯着我。

过了好久,她看我真的没动静,才慢慢松开了手劲,但剪刀依然握在手里。她看了一眼那馒头,吞了口唾沫,显然是饿极了。

“你……真不碰我?”她问,声音沙哑。

“不碰。”我从怀里掏出一叠皱皱巴巴的票子,那是粮票和几张五块、十块的钱,是我这几年偷偷攒下想去县城学手艺的钱,“这有一百多块,还有三十斤粮票。等我不动静了,我就把后窗户撬开。你顺着后山的小路一直往东跑,二十里地就是县城火车站。”

苏芸愣住了。她大概没想到,花了大价钱买她的人,是个傻子。

“为什么要放我?”她问。

“强扭的瓜不甜。”我苦笑了一下,“再说,你是读书人,我是个种地的。把你困在这破窑洞里生娃做饭,那是造孽。”

我也没多解释,站起身,走到后窗边。窗户是被钉死的,我拿了把起子,一点点把钉子别出来。木头腐朽了,声音不大,但在寂静的夜里还是听得清楚。

“快吃。”我催促道,“吃饱了才有力气跑。”

苏芸抓起馒头,狼吞虎咽地塞进嘴里,噎得直翻白眼。我倒了碗凉水递给她,她接过去咕咚咕咚灌下去。

吃完,她抹了把嘴,眼神变了。那股冷冰冰的死意没了,换上了一种复杂的神色。

“窗户开了。”我推开窗户,冷风灌进来,吹得煤油灯直晃,“走吧。”

苏芸爬上窗台,动作利索。她跳出去,站在窗外,借着月光看了我一眼。

“你叫什么?”

“李大强。”

“我记住了。”她说完,转身钻进了漆黑的夜色里。

我重新把窗户虚掩上,吹灭了灯,躺在冰冷的炕上。那头老黄牛温顺的眼睛在我脑子里晃,老爹佝偻的背影也在晃。我知道,明天天一亮,等待我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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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我能扛得住老爹的打。

天刚蒙蒙亮,院子里的那只大公鸡还没叫,老爹就来拍门了。

“大强!起来!让那媳妇出来做饭!”

我没动,躺在被窝里装死。

老爹急了,一脚踹开门。屋里冷冷清清,炕上只有我一个人。他愣了一下,目光扫过空荡荡的屋子,最后落在半开的后窗户上。

那一瞬间,老爹的脸变得煞白,紧接着涨成了猪肝色。他抄起门后的铁锹,嗓子里发出一声不像人声的嚎叫:“人呢!?”

“走了。”我坐起来,平静地说。

“走了?!”老爹冲过来,一把揪住我的衣领,唾沫星子喷了我一脸,“那是牛!那是咱家的命!你把命放走了?!”

铁锹杆子狠狠砸在我背上,我闷哼一声,没躲。

“我去追!”老爹疯了,丢下铁锹就往外跑,“全村老少爷们!帮我追啊!那娘们跑了!”

村里的狗叫成一片,邻居们都披着衣服出来看热闹。几个年轻力壮的后生听说媳妇跑了,立马拿了手电和棍棒,跟着老爹往村口追。

我心里“咯噔”一下。苏芸是个城里人,不认路,这山路不好走,她要是跑错了方向,或者体力不支,肯定会被抓回来。一旦抓回来,那就是往死里打,再想跑就没门了。

不行。

我跳下炕,鞋都没提好,冲出院子。

老爹他们是顺着大路追的,我知道一条近道,那是羊肠小道,能直通县城,比大路近一半,但难走,搞不好就要摔断腿。

我顾不上了。

风在耳边呼呼地刮,荆棘划破了我的裤腿,血顺着小腿肚子往下流。我喘得像个破风箱,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得在她上车前拦住她,告诉她别走大路进站,那边有联防队,没介绍信会被扣下。

跑了不知道多久,前面出现了县城的轮廓。天边泛起了鱼肚白。

我冲进火车站广场的时候,一只布鞋早就跑飞了,脚底板被石头磨得血肉模糊。

广场上人不多,几个倒爷扛着大包小包在等车。我一眼就看见了苏芸。她正缩在售票口的角落里,浑身发抖,手里紧紧攥着我给她的钱,眼睛警惕地盯着四周。

“苏芸!”我喊了一声。

她吓得一哆嗦,看到是我,脸色瞬间惨白,转身就要跑。

“别跑!”我冲过去,一把拉住她的胳膊,“别走大门!我爹带人追来了,马上就到!”

苏芸挣扎了一下,听到“我爹”两个字,身子僵住了。

“这……这么快?”

“快跟我走!”我拉着她往旁边的货场跑,“那边有个缺口能翻进站台,先上车再说!”

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了拖拉机的突突声,还有老爹那破锣嗓子的叫骂声。

“在那!抓住那个小贱人!”

苏芸回头看了一眼,脸色更白了。

我们俩疯了一样冲向货场的铁丝网。我蹲下身:“踩着我肩膀,翻过去!”

苏芸没犹豫,踩着我就往上爬。她翻过去了,我也手脚并用地爬上去。裤子被铁丝网挂烂了,大腿上划了一道长口子,我也感觉不到疼。

正好有一列绿皮火车缓缓进站,那是南下的车,车身上写着“兰州-广州”。

“上车!”我推了她一把。

车门还没开,很多人在爬窗户。我托着她的屁股,把她硬塞进了一个开着的窗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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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上来!”苏芸在里面喊。

“我不去了。”我喘着粗气,站在站台上,看着窗户里的她,“你走吧,去好地方,别回来了。我回去顶着。”

老爹他们已经冲进了站台,手里拿着棍棒,气势汹汹。

“李大强!你个吃里扒外的畜生!”老爹看见我,眼睛都红了。

苏芸看着越来越近的人群,又看了看我那只光着的、流血的脚。

车轮哐当一声,开始缓缓启动。

我也准备转身去迎接老爹的棍棒。

突然,一只手从窗户里伸出来,死死拽住了我的衣领。

那力气大得惊人,指甲都掐进了我的肉里。

“上来!”苏芸半个身子探出窗外,头发乱了,眼神却亮得吓人,“大强,你回去就是个死!那是你亲爹,可他拿你当牛使唤!跟我走!”

“去哪?”我愣住了,身子不由自主地跟着火车跑。

“去深圳!”苏芸吼道,声音盖过了火车的轰鸣声,“我有脑子,你有力气!保你飞黄腾达!把那一头牛变成一百头牛还给他!”

“抓住他!”后面老爹的棍子已经挥过来了,擦着我的后背过去。

我看着苏芸那双眼睛,那里面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火焰,那是野心,也是希望。

去他妈的牛!去他妈的命!

我一咬牙,抓住苏芸的手,脚下一蹬,整个人像个猴子一样窜了起来,扒住了窗沿。苏芸拼命往里拽,后面的人拽住了我的裤腿。

“松手!”我另一只脚狠狠踹在那个村民的脸上。

那人松了手。

我和苏芸两个人滚落在车厢的地板上。

火车加速了,把叫骂声、棍棒声,还有那个贫穷闭塞的小山村,统统甩在了身后。

车厢里全是人,汗味、脚臭味、方便面味混在一起。

我和苏芸挤在厕所门口的过道里。我那只光着的脚还在流血,苏芸从自己的衬衣上撕下来一条布,低着头给我包扎。

“疼吗?”她问。

“不疼。”我咧着嘴笑,其实疼得钻心。

“傻子。”苏芸骂了一句,眼圈却红了。

这一路上,我们聊了很多。我知道了她确实是大学生,学外贸的,家里做生意赔了本,父母跑路,她想去南方找机会,结果半路被人骗了。

“到了深圳,咱们干什么?”我看着窗外不断变换的景色,心里没底。

“搞钱。”苏芸说这两个字的时候,语气特别重,“深圳现在遍地是黄金,只要胆子大,没有赚不到的钱。”

三天三夜,我们到了广州,又辗转到了深圳。

1988年的深圳,和我想象的不一样。到处都是工地,尘土飞扬,满大街都是说着听不懂的话的人。但这地方有一股劲儿,每个人走路都带着风,眼神里都透着一股子“我要发财”的渴望。

我们没有边防证,进不去特区中心,只能在沙头角附近的烂尾楼里落脚。

身上的一百多块钱,连两天的房租都不够。

“咱们得先活下来。”苏芸看着街边那些摆摊的小贩,眼睛眯了起来。

第二天,苏芸用剩下的钱,进了一批最便宜的电子表。那种塑料壳的,按一下能亮红灯的表。

“这东西在城里没人要,但在工地上,那些打工仔喜欢。”苏芸分析道,“他们要看时间上工,又没钱买好的。”

她不敢去大市场,怕被联防队抓。她让我背着个大蛇皮袋,装成民工的样子,混进各个建筑工地。

“大哥,要表吗?香港货,五块钱一块,带夜光。”苏芸不让我开口,她自己去推销。她把头发扎起来,脸上抹了点灰,看起来像个干练的打工妹。

一开始没人理,后来有个工头看她可怜,买了一块。发现确实能走字,其他人也就围上来了。

那天晚上,我们赚了三十块钱。

拿着这三十块钱,我和苏芸去路边摊吃了一顿猪脚饭。

那猪脚炖得软烂入味,浇在热腾腾的米饭上,香得我想把舌头都吞下去。苏芸吃得很斯文,但速度也很快。

“好吃吗?”她问我。

“好吃,这辈子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我嘴里塞满了饭,含糊不清地说。

“以后让你天天吃。”苏芸给我夹了一块肉,“大强,这只是开始。咱们不能一直倒腾电子表,那赚的是辛苦钱。咱们得做大买卖。”

半年时间,我和苏芸在这个陌生的城市扎下了根。

我们不再去工地卖表了。苏芸脑子活,英语好,她发现了一条新路子——中英街。

那是条神奇的街,一半归香港,一半归深圳。那边有当时内地最紧俏的东西:录音机、磁带、甚至小的黑白电视机。

但是把东西带出来很难。

苏芸不做那种蚂蚁搬家的小打小闹。她在这个圈子里混熟了,认识了不少人。她负责谈价钱、看货,我负责运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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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长得壮,一脸憨厚,没人觉得我是个精明的倒爷。

又一次,我们接了一批磁带,那是当时最火的邓丽君和张帝。

那晚下着大雨,我和苏芸躲在一辆运菜的卡车后面。联防队查得很严,手电筒的光柱在雨幕里乱晃。

“怕吗?”苏芸紧紧抓着我的手,她的手很凉。

“不怕。”我把她护在身后,替她挡着雨,“要是被抓了,我就说是我的主意,你是我雇的小工。”

苏芸抬头看着我,雨水顺着她的脸颊流下来。

“大强,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你是我媳妇。”我脱口而出,说完脸就红了,“不……我是说,是你带我出来的,咱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苏芸笑了,那是她第一次对我笑得那么温柔。她伸出手,轻轻摸了摸我满是胡茬的脸。

“等这批货出了,咱们就有五万块了。到时候,咱们去办个假结婚证,把户口落下来,正正经经开公司。”

那晚我们运气好,顺利过关。

那五万块钱铺满了我们租的那间不到十平米的小屋的床板。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老爹要是看见了,估计能把眼珠子瞪出来。

苏芸数着钱,眼睛里闪烁着光芒。

“大强,我们要发财了。”

但这笔钱,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差点把我们都吞进去。

1989年春天,彩电热席卷全国。

一台彩电在内地能卖到两三千,还得有票。而核心部件显像管,更是紧俏货中的紧俏货。

苏芸通过一个叫“老鬼”的中间人,联系上了一个叫“彪哥”的大老板。

彪哥是这一带的“地头蛇”,手眼通天。他说手里有一批日本进口的彩色显像管,急着出手,只要现金。

“这批货要是吃下来,转手就能翻三倍。”苏芸兴奋得整晚睡不着觉,“大强,只要干这一票,咱们就能在深圳买房,就能衣锦还乡!”

我有点担心。那个彪哥我看过一次,满脸横肉,眼神阴鸷,不像个正经生意人。

“太冒险了吧?咱们现在的钱够花了。”我想劝她。

“不够!”苏芸打断我,“大强,你想一辈子窝囊地活着吗?你想让你爹一辈子看不起你吗?这世道,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我拗不过她。

交易定在三天后的一个废弃码头。

我们需要凑够十五万。除了手里的五万,苏芸把这一年积攒的人脉都用上了,借了高利贷,还把下一批货的定金都挪用了。

那天晚上,苏芸穿着一身红色的风衣,那是她新买的,显得特别干练。

“大强,你在招待所守着电话。要是两个小时我没回电话,你就跑,带着剩下的那一千块钱,跑回老家去。”

“我不干!我要跟你去!”我急了。

“不行。”苏芸按住我的肩膀,“彪哥那边只让一个人去。你去了,人多眼杂,反而容易出事。听话,你在外面接应我。如果我不出来,你就是我最后的退路。”

她亲了我一口,在我脸颊上留下一个淡淡的口红印。

“等我回来,咱们去吃海鲜大餐。”

她提着装满现金的帆布包走了。

我坐在招待所的房间里,死死盯着那台红色的电话机。

一个小时过去了。

两个小时过去了。

电话没响。

三个小时过去了,外面的天都黑透了。

我坐不住了。我冲出招待所,发疯一样往那个废弃码头跑。

我不认识路,只能边跑边问。等我赶到码头附近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

码头静悄悄的,只有海浪拍打岸边的声音。

我在仓库门口转了一圈,什么都没看见。没有苏芸,没有彪哥,也没有钱。

地上有一些凌乱的脚印,还有几道车辙印。

我的心凉了半截。苏芸……是不是卷钱跑了?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我就给了自己一巴掌。李大强,你个混蛋,苏芸不是那样的人!她要是想跑,早就跑了,何必等到今天?

可如果不是跑了,那就是出事了。

我在码头周围找了整整两天。

没人见过那个穿红风衣的女人。

招待所的老板看我的眼神都变了,带着嘲讽和怜悯:“小伙子,别等了。这深圳每天都有人失踪,尤其是带着钱的漂亮女人。要么是跟人跑了,要么就是喂了鱼了。”

我不信。

我像个孤魂野鬼一样在街头游荡。我去了我们第一次摆摊的地方,去了我们吃猪脚饭的摊位,去了中英街。

第四天晚上,我在一家大排档喝得烂醉。

隔壁桌坐着几个混混,正在吹牛。

“哎,前两天彪哥在西仓码头办的那事儿,真他妈狠啊。”

“是啊,那娘们长得真带劲,可惜了,嘴太硬。”

“听说钱没拿到?被那娘们藏起来了?”

“谁知道呢,反正人是没了……”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炸了。

我冲过去,一把揪住那个说话混混的领子,把酒瓶子砸在桌子上:“你说谁?!那女人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