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传》对宋明理学话语体系的塑造 | 社会科学报|儒家|周敦颐|宋明|易传|朱熹|理学|社会科学报

《周易》为儒家五经之首，其《易传》更是塑造宋明时期理学话语体系的关键依托。在本体论、心性论、修养论、鬼神观、儒佛辩五大论题上，《易传》对宋明理学的话语体系构建产生了深刻影响，对凝聚中华民族思想主体性具有深远价值。

原文：《 <易传> 对宋明理学话语体系的塑造》

作者 |南京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翟奎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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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在汉代被推为儒家五经之首，代表了儒家的性命与形上天道。在宋明时期，虽然“四书”的地位与影响在一定意义上高于“五经”，但总体上看，《周易》特别是《易传》对宋明理学形成与发展的影响不亚于“四书”。这一点在理学形成的北宋时期尤为明显，周敦颐、张载、邵雍、二程都是基于《易传》来建构其思想体系的。《周易》是宋明理学批评佛教最为重要的经典依据，是中华民族最坚实的精神支柱。

理学家借助对《易传》范畴和观念的阐发建构了其话语体系，如“太极阴阳”“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等，对理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影响非常大。对此，前贤虽有一定研究，但尚未作系统性展开。本研究在前贤的基础上，对此作系统性推进，并从宏观上就《易传》对理学的影响作深入探讨。一方面，从易学的角度对理学发展作新的叙述与刻画；另一方面，透过易学对理学的影响，重新审视《周易》对中华民族思想主体性凝聚与建构的重大意义。具体而言，研究关涉理学的本体论、心性论、修养论、鬼神观、儒佛辩五大论题。

在本体论上，围绕神化论与理气论，《易传》展开了理学话语体系构建。《易传》神化问题在周敦颐、张载、邵雍、二程那里都有较多讨论。周敦颐《通书》说“发微不可见，充周不可穷之谓神”“感而遂通者，神也”“物则不通，神妙万物”，明确“神”是与“物”相对的形上存在，具有遍在性、微妙性、活动性。在邵雍思想中，神是变易之主宰，变化是神之功用表现；太极不动为性，发用为神，实则太极、道、性与神是统一的。体用论是张载哲学体系最为重要的方法论。张载的体用论思想具体展现为神化论，《正蒙》说“一故神，两故化”“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神，天德；化，天道。德其体，道其用”，这种神体、化用的思想是张载哲学的总纲领。张载思想中争议较多的虚气关系问题，可以结合神化来理解，虚为神、气为化，虚为体、气化为用。二程认为，神与帝、天、道、理皆为同一形上本体的不同称谓，“妙用”是二程对本体之神的基本界定。阴阳不测、妙用之神是气化的动力因，同时神遍在一切气中，神不离气，气不离神。牟宗三在《心体与性体》中对北宋周敦颐、张载、程颢的思想作了重点论述，把三人思想视为不断演进、趋于圆满的发展过程。周敦颐基于《易传》《中庸》建构的诚体、神体、寂感真几思想，虽然对心性重视不够，但寂感神体作为一种广义上的宇宙之心也贯通在主体中。张载在重视《易传》《中庸》的基础上对《孟子》心性论也有关注，太虚、天德神体与心性通贯无二。程颢则进一步统一了《易传》《中庸》《论语》《孟子》，把本体与主体完全打通，发展出一种思想上的圆顿形态，神体即是寂感一体、于穆不已的易体。在牟宗三的创造性阐释中，诚体、神体、易体、道体、理体、心体、性体统一，寂感一如，“即存有即活动”，生生不息。牟先生的论述自有其哲理上的高明之处，但他抬高程颢，贬低程颐，视程颐、朱熹为歧出，认为程朱所言的理存有而不活动，将心、神皆视为形下之气，这种判断失之简单、武断。

在理气论上，宋明理学主要结合《易传》中的太极、阴阳关系来展开。从存在论看，朱子的“理先气后”说与《易传》“太极生阴阳”的思想直接关联，理是不可分的一，气是可分的二；其与古老的“天生万物”思想也有契合性。“理先气后”说体现了孔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坚守道义高于生命是儒家的一贯之道和高贵品格。贺麟以其深厚的西学素养和对理学的内在觉解，对周、朱太极思想作了创造性阐释和创新性发展，揭示了朱子思想中“理”和“心”积极能动的一面。贺麟超越了传统上很多儒者对朱子学的理解，也比牟宗三认为朱子之理只是“存有而不活动”的“但理”更为高明。朱子论天地之心多据复卦来谈，同时融合了《礼记》的说法。朱子中年时主要从生生不息、没有间断、不离阳气的角度讲天地之心，此不息的天地之心就是仁体的流行无间。“主宰-流行”是宋明理学的重要话语，它起源于朱熹，成熟于阳明后学，鲜明体现了中国哲学的生生特色。朱熹论主宰主要有两义：一是以主宰论神格之帝天，主宰之帝天以理为主；二是以主宰论心，强调本心之自主自立。朱熹论主宰隐含着天理主宰义，元代和明初的朱子学者明确强调理是气之主宰。朱子论流行最多的是天理流行，其次是心之流行、气之流行，实则理、心、气之流行三位一体，生生不息，没有间断。

在心性论上，《易传》为理学心性论构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程颢说“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朱熹大概从43岁开始一直到晚年，反复以心、性、情来对解这里的易、道、神。朱熹认为，易、道、神是从天的角度来论的，相应地，从人的角度来看就是心、性、情。借用程子的易、道、神话语来阐发其心统性情思想，这是朱子对程子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诠释。在朱子的诠释下，“易体”非“形体”，而是变易流行的总体、道体，“神用”非近于理的妙万物之神，而是近于气的阴阳鬼神之功用。笔者认为，朱子的诠释有其合理性，但未必就是程子的原意。尽管阳明本人很少结合《周易》乾卦的象义来阐发其思想，但阳明的弟子王畿、王艮、季本，及其后学陈嘉谟、王时槐、唐鹤征等人经常借助乾卦来发挥其性理、良知学说，他们多以乾为心性、以坤为形体，并以乾知为良知。

在修养论上，《易传》对理学思想体系构建产生了深刻影响。周敦颐《太极图说》“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朱子对此句中的“中正仁义”从阴阳动静、礼智仁义、亨贞元利的角度予以诠释，即中正对应礼智、亨贞，正、义为静，仁、中为动。朱子此诠释强化了“主静”在人极修养中的重要性，削弱了中正仁义的主体修养的道德价值。周敦颐的人极思想需在易学背景下来理解，显然，“中正仁义”才是其人极思想的核心与主体，“主静”是实现“定之以中正仁义”的一种修养方法。

主敬涵养论是程朱理学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先秦关于“敬”的经典文献记载中，义理性最强的莫过于《易传》“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一语，程朱的主敬涵养工夫多依此立论。在程朱的讨论中，《易传》的“敬、义”与《大学》的“正心”、《论语》的“直”“仁”、《中庸》的“中和”、《孟子》的“集义”等都产生了直接的内在关联，“敬义夹持”的修养工夫经他们的诠释也成为儒家有别于佛家的重要特征。正是在这些对经学的选择性凸显与内在关联性诠释中，理学逐步建构了自己的思想体系。

在晚年朱子的论说中，以坤为未发与以复为未发都有出现。晚年朱子主张一种动态的未发，此未发有能知觉者，同时有耳目见闻，甚至可以有形体运动。古朝鲜的一些儒者就认为此种未发为复卦之象。这就把儒家涵养未发的主敬工夫拓展到日常生活中，可以随时随地作工夫，没必要像佛教那样把闭目静坐作为主要修行工夫。对于朱子未发知觉与坤复关系问题，中国儒者没有太多关注，但是朝鲜王朝时期的韩国儒者为此争论不休，相关讨论绵延了二百年之久。

在鬼神观上，《易传》所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更是成为宋明理学辨析鬼神议题的重要理论依据。朱子的鬼神观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类似宗教信仰的问题，里面的一些矛盾很难完全从知识理性的角度来解决。人们祭祀天神、地示、人鬼，一方面是气的感通，另一方面是精神信息与情感的感通。在祭祀中，天地、人鬼、时空获得了感通与统一，这是宗教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根本上都是寻求统一性与连续性。依杨简之思想，鬼神、化神、心神是一体的，皆为超时空、超感官的存在，鬼神即一即多，神灵存在于不同能量层级，人心、情感精诚专一，可与不同能量层级的神灵发生感通，并反过来影响主体生命运动的能量信息场。

在儒佛之辩上，《易传》思想深度介入宋明理学。北宋理学兴起，诸儒相继阐扬《周易》性天之道以排佛教，周敦颐、程颐的一句闲谈“看一部《华严经》，不如看一艮卦”被后儒转相称述，这引起了好佛士人及僧人的很大不满，李纯甫、焦竑等人对周、程这句话多有非议，明末高僧莲池祩宏在其著述中更是多次予以驳斥。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儒、佛既相互融合，又相互论争，“《华严》不如艮”是了解宋明儒佛论争的一个非常有趣的视角。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易传》与宋明理学话语体系建构研究”（22BZX051）成果]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83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