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日本对中国怀有颇深的敌意。然而，许多人误以为这种敌意始于甲午海战。实则不然，其仇恨的种子早在明治维新前后便已埋下。
彼时，日本正处于从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期，国内局势动荡不安，宛如一锅煮沸的粥。与此同时，在外部压力下，西方列强强迫日本打开国门，使其面临着巨大的外部挑战。
明治政府上台后，迅速推行向西方学习的政策，积极开展工业化建设，大力组建现代化军队。然而，由于日本资源匮乏、领土狭小，在发展过程中始终面临着诸多限制，总感觉有所欠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的对华政策开始发生转变，逐渐偏离了正常的轨道。
简单说，日本把中国看成是现成的“肥肉”，既能抢资源，又能转移国内矛盾。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就制定了“清国征讨策略”，第一步占台湾，第二步吞朝鲜，第三步进满蒙，第四步灭中国，第五步称霸世界。
这不是空谈，是实打实的侵略路线图。明治维新后，日本废了武士阶层，很多旧武士失业闹事，他们就想通过对外打仗来稳住局面。1873年，西乡隆盛那帮人就嚷嚷着征韩，借机对外扩张。结果内斗先爆发了戊辰战争，但对外的野心没消停。
若追溯日本对华恨意种子的源头，不得不提及吉田松阴此人。他秉持一种狭隘且具侵略性的观点，认为日本在当时难以与欧美列强抗衡，便应将侵略目标转向亚洲邻国，而中国首当其冲成为其眼中的头号目标。
吉田松阴创办了松下村塾，在其中教授学生兵法战术，并着重强调以朝鲜为跳板进攻中国东北的战略构想。1859年，他因参与反幕活动而被处死。然而，他的学生后来成为明治政府的核心人物，大力推动了日本的对外扩张政策。
与此同时，福泽谕吉同样主张学习西方。1860年，他前往美国进行访问，回国后创办了庆应义塾，积极推广西方的启蒙思想。1885年，福泽谕吉撰写了《脱亚论》一文，文中主张日本应与欧美国家为伍，摒弃中国和朝鲜等所谓的“落后国家”。这篇文章在日本各大报纸上广泛刊载，逐渐在民众中营造出一种中国是野蛮国家的印象，使得与中国交往被视为一种耻辱。
此外，日本还派遣大量间谍在中国各地进行情报渗透活动。早在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日本间谍就已活跃于上海、福州等地，窃取中国的海防情报。甲午战争前夕，数千名日本间谍自费来到中国，他们伪装成中国人，对中国的军队部署、铁路建设以及粮食产量等重要信息进行详细统计。甚至有部分间谍成功渗入清军内部，乃至北洋海军之中。
甲午海战一事，实则是日本蓄谋已久的军事行动。1894年9月17日，在黄海大东沟海域，日本联合舰队采取迂回战术，绕过清朝舰队尾部，利用速射炮发起猛烈轰击。在此激烈战斗中，致远舰管带邓世昌毅然决然地试图撞击敌舰，不幸中弹，最终壮烈殉国，致远舰亦随之沉没；经远舰管带林永升同样在战斗中英勇牺牲。此役，北洋舰队损失惨重，大半舰船受损，舰队提督丁汝昌亦身负重伤。
1895年2月，威海卫落入敌手，清朝舰队为避免被日军俘获，选择自行凿沉舰船，至此，甲午海战以中方的失败而告终。甲午海战之后，日本的侵略野心并未得到满足。1904年，日本进一步扩大其侵略范围，占领了中国东北地区；1915年，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妄图迫使中国做出更多让步。
日本将这种侵略所引发的恶意转化为所谓的“国家红利”，掠夺了大量财富和资源后，仍担心到手的利益丧失。其发展模式呈现出一种从弱国迈向强国的畸形路径，即先对周边弱小邻国进行掠夺。当时的中国，由于政治腐朽、国力衰微，给了日本可乘之机。然而，无论借口为何，日本的行径本质上就是赤裸裸的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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