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7月27日，唐山军部通讯连报务员李卫国在值班日志上写下最后一行字，21:30到0:00，频点无异常。
他当时绝对想不到，这行字会在三小时后变成绝笔。
报务员这个岗位，最怕的就是写“无异常”，老班长总念叨，越是风平浪静，越得瞪大眼睛。
那天的军营，却从头到脚都透着不对劲。
李卫国凌晨两点被热醒，蚊帐上滴滴答答往下滴水，那不是雨水，是他自己的汗水。
他摸过床头的搪瓷缸想喝口水，缸里的水浑浊发黄，还带着一股呛人的硫磺味。
本来想忍忍接着睡，翻来覆去却再也睡不着，那股怪味总在鼻尖飘着，挥之不去。
中午过后，怪事就扎堆冒出来了。
下午三点，机场养猪班的电话突然打到值班室，电话那头的声音都在发抖，说几头军猪跟疯了一样，撞塌圈门就往飞机跑道冲，那些猪的眼睛红得吓人，像是被火烫过。
李卫国当时还觉得，可能是猪中暑了，没往心里去。
下午六点，炊事班拉啤酒的小车刚出食堂大门，两个轮胎就莫名瘪了。
战士们只能抬着啤酒箱子往回走，脚踩在柏油路上，软乎乎的像踩在晒化的糖上，鞋底被粘得嚓嚓响。
很显然，那天的气温高得离谱，但柏油路软化成那样，绝对不是正常高温能解释的。
傍晚八点，李卫国去发报室换班，路过鸽房的时候，吓了一跳。
通信鸽是报务员的老伙计，平时温顺得很，那天却全都炸着羽毛，在笼子里横冲直撞，不少鸽子的头都撞出了血。
他伸手想安抚一只灰鸽，没想到那鸽子猛地啄过来，在他手背上留下一道血痕。
那鸽子喉管里发出咯咯的声音，不像叫更不像哭，听得人头皮发麻。
蝉鸣里的摩斯电码
晚上九点半，到了交接班的时间。
李卫国刚戴上耳机，电台里就窜进一段陌生信号，嘀，嘀嘀，嘀，三长两短，重复了整整七次。
他第一反应是敌台干扰，伸手就拔掉了耳机。
可刚拔下来，窗外的声音就让他浑身汗毛倒竖。
成千上万只蝉，像是有人统一指挥，发出的叫声竟然和刚才电台里的信号节奏一模一样。
李卫国当了这么久报务员，摩斯电码刻在骨子里，那三长两短，分明就是求救信号SOS。
他魂都快吓飞了，拔腿就跑出发报室，正好撞见通讯连的女兵张秀华。
张秀华手里攥着舞鞋，脸色白得像纸，说排练厅的镜子裂成了蜘蛛网，却没听见一点声音。
两人下意识抬头看天，夜空不是平时的黑色，是透着诡异的暗红色，天上的云像被撕开的棉絮，边缘还闪着蓝白色的光。
午夜零点，李卫国按惯例巡检发报室。
刚进门，发报机的灯泡就“啪”一声爆裂了，钨丝在空中烧了几秒，像一小簇微型烟花。
他弯腰收拾碎片，突然听见地底传来闷响，咚，咚，像是有人用巨锤敲铁桶。
那声音每响一次，桌上的电报单就跳一下，纸上的墨水自己晕开，画出蜿蜒的线，活脱脱一张心电图。
他赶紧跑出值班室，发现整个营区的灯都亮着，没人睡得着。
篮球场上，战士们赤膊打球，却没一个能投进篮筐；双杠上的人机械地上下摆动，汗水在月光下亮得像镀了银。
他拉住路过的排长，排长却盯着机场的方向喃喃自语，要打仗了，要打仗了。
顺着排长的目光看去，机场的导航灯全灭了，一片漆黑。
凌晨一点半，李卫国回到宿舍，把闹钟拨到五点，他想早起给未婚妻发个电报，约好“八一”建军节那天去领证。
刚躺下没几分钟，床头的铁水杯突然滚到地上，洒出来的水在地上汇成一条直线，直直指向北方。
他伸手去捡杯子，指尖碰到杯壁的瞬间，烫得他赶紧缩手，那杯子摸起来，像是刚从开水里捞出来的。
凌晨两点，李卫国迷迷糊糊睡着了。
他梦见自己站在发报机房里，头顶的日光灯管变成了钟摆，每摆一次，地板就下沉一寸，他想发报求救，可手里的按键变成了一颗颗牙齿，一按就碎。
他猛地惊醒，发现不是做梦，床真的在缓慢下陷，水泥地裂开一道黑黢黢的缝，像是被抽掉了一块积木。
废墟里的救命电波
凌晨三点四十二分，一声脆响划破夜空，那不是雷声，是大地骨节错位的声音。
紧接着，宿舍楼像是被巨人拎起来，左右疯狂甩动。
李卫国反应极快，一头钻到桌子底下，死死抱住发报机。
他能感觉到机器在震动，然后，发报机竟然自己启动了，纸条上打出一串电码，TTTTT，报务员都知道，这是求救信号的简写。
后来，李卫国在废墟里埋了三天三夜。
那张桌子替他挡住了砸下来的横梁，怀里的发报机红灯一直亮着，像一颗不肯熄灭的心。
获救的时候，他手里还攥着那张电报纸，最后一行字是他后来补上的，0:00到3:42，频点异常，地球在发报。
多年后，李卫国把那台报废的发报机捐给了唐山抗震纪念馆。
机器早就不能用了，但每当夜深人静，李卫国总能在梦里听见嘀嗒声，那是发报机的声音，也是那年夏天，唐山大地的心跳。
人们总说，地震毫无征兆，可李卫国知道，不是没有征兆，是大自然发来的加急电报，人类没能及时译码。
那些疯跑的猪，撞笼的鸽子，会发摩斯电码的蝉，还有暗红的夜空，发烫的水杯，都是地球在说话。
那台摆在纪念馆里的发报机，早就没了声响。
但它像一个沉默的证人，告诉每一个参观者，1976年的那个夏天，唐山大地曾经拼命发出过求救信号，只是，听见的人太少，听懂的人，更是寥寥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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