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夏，北大校长马寅初把一份《新人口论》的发言稿递到人大秘书处。
稿子就一句话戳中要害，人口非控制不可。
当时的北京街头，锣鼓声比说理的声音响亮，人多力量大的口号喊得震天响。
没人能想到，这份薄薄的文稿，二十年后会成为影响十几亿人命运的政策基石。
要是当年马寅初选择沉默，高层也没把计划生育写进宪法，中国会变成啥样？
答案真不是多几亿人那么简单，这事牵一发而动全身，能扯出粮食、就业、教育一箩筐的难题。
1970年的时候，中国人口已经快摸到8.3亿的门槛，一对夫妻平均要生5.8个孩子。
要是没有避孕宣传，没有晚稀少的过渡政策，更没有1980年一孩政策的急刹车，这个增长惯性至少会延续到九十年代。
按照联合国人口司的高方案推算，2025年的中国人口不会是现在的14亿，而是直接冲破19亿大关。
这可不是冷冰冰的数字，换算下来，2023年咱们面对的就不是人口负增长，而是每年净增1500万人。
这个数量，相当于每个月凭空多出一座广州城的人口，这么多人要吃饭要穿衣，压力直接就顶到嗓子眼了。
从粮仓告急到生态亮红灯
1978年全国粮食总产量是3亿吨，摊到每个人头上才300公斤，这已经低于国际公认的400公斤安全线。
要是没有计划生育，2000年的人口就能提前冲到15亿，粮食需求最少得6.5亿吨。
当时的农业水平，亩产每年也就涨那么一点，缺口一下子就达到1亿吨，这可是当年全球谷物贸易量的三分之一。
咱们国家的耕地就那么多，18亿亩红线是碰不得的硬杠杠。
无奈之下，只能去国际市场抢粮，每年进口一亿多吨谷物，国际粮价不被推高才怪。
到那时候，超市里的面粉价格可能就跟现在的成品油一样，跟着国际期货市场上蹿下跳。
国家粮食储备局，说不定会被全球投机者当成第二个美联储盯着。
粮食的难题还没消化完，生态的警报就跟着响了。
20亿人每天的吃喝拉撒，消耗的资源是个天文数字。
光是每年就要多烧1.2亿吨煤，多用400亿度电。
八十年代华北地区刚冒头的地下水漏斗，到2005年就得连成一片。
河北平原的机井，会从二十米深打到两百米深，沧州地区说不定早就出现地裂缝了。
如此看来，2008年奥运会前的首钢大搬迁，可能都来不及实施。
京津冀地区被钢铁、水泥这些高耗能产业裹着，空气里的PM2.5浓度就不是现在的水平了，突破150微克是大概率事件，跟今天的德里、达卡差不多。
黄河也逃不掉，沿岸的灌溉面积一扩大，断流天数肯定会刷新纪录。
1997年的226天断流，说不定2005年就突破300天了，下游东营的三角洲湿地，最后可能变成一片盐碱荒漠。
就业教育全踩坑
人口暴涨带来的压力，不光压在粮食和生态上，还直接压到了就业市场的头上。
人口红利这东西，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得有岗位、有资本、有技能去匹配才行。
1985年东北有家钢厂招300个普工，报名的人超过6000个。
要是没有计划生育，1995年的城镇就得额外创造4000万个正规岗位。
可当年全国的国企和集体企业，总共也就只能吸纳1.5亿人。
岗位就那么多，人却乌泱泱地涌过来，结果就是珠三角流水线女工的平均年龄，从18到22岁降到16岁。
年轻又便宜的劳动力一抓一大把，工厂老板根本没动力去升级设备。
咱们的世界工厂，很可能就被锁在低端加工环节，想往上爬一步都难。
就业内卷的同时，教育资源也被稀释得不成样子。
每年涌进就业市场的年轻人，差不多是两个加拿大的人口总和。
这么多人去挤高考的独木桥，录取率肯定会被压回八十年代的4%。
每年2000万落榜的年轻人，就成了社会上最容易被点燃的干草。
2000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才2200亿元，要是再额外负担30%的中小学生，生均公用经费就得降下去四分之一。
农村教师的学历合格率，可能会倒退到1993年的水平。
如此一来，劳动力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就只能停留在初中二年级的水平。
等到2010年代咱们想搞产业升级的时候，就会遭遇严重的技工荒。
大学扩招的步子也得往后拖，全球智能手机的产业链，说不定现在还集中在韩国和中国台湾。
人口过多的影响，还会延伸到城市化和国际格局上。
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2000年的人口就会突破3000万。
城中村和棚户区会像藤蔓一样，从三环爬到六环，地铁规划刚批下来，客流量就超标一倍。
四环外的农民自建房，会盖到七层楼高，连条消防通道都没有，妥妥的垂直贫民窟。
县城里更夸张，华北平原可能会出现五千人村，一个村子挤着五千个青壮年，主路却不到六米宽，救护车开进去都拐不出来。
城市的治理预算，全被义务教育和公共卫生这些刚需吞掉，城市病这个词，会比现在提前十年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里。
在国际上，咱们的崛起之路也会变得磕磕绊绊。
西方学者说的中间收入陷阱，核心就是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跟不上。
没有计划生育，中国可能在2010年之前就撞上未富先堵的墙。
人均GDP才4000美元，就得养活19亿人。
全球资本对中国人口红利的想象，会提前透支干净。
制造业的工资，2005年就会每年涨15%。
耐克、优衣库这些品牌，会提前五年把订单转移到越南、孟加拉。
国内的消费，全被庞大的基本需求挤得没了空间。
咱们也就没法像2012年之后那样，靠着中产崛起成为全球奢侈品和电子产品的最大买家。
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国引擎，可能还没启动就熄火了。
有人说，就算没有政策调控，社会也会自发降低生育率，随着房价市场化，养育成本上升，女性教育水平提高，生育率终究会降下来。
但这个过程需要两代人，整整四十年的时间。
这四十年里，粮食、就业、生态三道关，每一关都凶险万分，任何一次失手都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毫无疑问，马寅初的呐喊和后来的计划生育政策，就是把四十年的阵痛压缩到十年。
虽然这个过程产生了老龄化、性别失衡这些副作用，但却让中国避开了更凶险的人口悬崖。
今天的我们，站在人口负增长的拐点上，很容易拿现在的老龄化难题去否定当年的选择。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难题，当年马寅初用数据和理性，为中国踩下了人口增长的刹车。
现在我们讨论鼓励二胎、三胎，同样需要这份理性和勇气。
毕竟，人口政策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选择题，而是需要不断寻找平衡点的智慧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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