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群闯进家门叼走熟睡的婴孩，白日里三五成群撕咬行人，深宅大院也难挡其爪牙。
这些事不是志怪小说里的虚构桥段，是清朝山西地方志里一行行让人脊背发凉的实录。
光绪初年的山西，一边是丁戊奇荒后饿殍遍地，一边是野狼因食物链失衡数量暴增。
当饥饿的狼群遇上同样饥饿的人群，惨剧便接连发生。
光绪元年，山西遭遇了二百余年罕见的丁戊奇荒。
极度缺粮让草根树皮都被掘食殆尽，无数尸体横陈路旁。
对食腐动物来说，这无异于天降盛宴。
野狗、乌鸦乃至鼠类的数量都跟着激增，以这些小型动物为食的狼，也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
临晋县志的《狼劫》里写着，三五竟成群，相逢尤狭路；闻之已胆寒，见者心殊怯。
寥寥数语，百姓对狼灾的恐惧已经藏不住了。
饥馑撬开生态缺口
随着尸体被分食一空，狼群开始主动攻击活人，永和的记载是，豺狼成群，相率噬人，村边无敢独行者。
洪洞那边更惨，幼男童女皆被攫食。
解州的情况也没好到哪去，狼出为患，白昼伤人，老少妇女皆不敢出门。
狼群的胆子越来越大，竟敢在深宅大院中入室攫小儿。
灵石县的记载尤为惊心，县属五百余村被狼伤者四千人，较之死于旱灾者其死尤为惨也。
到这时候，狼已经不是昔日那种避人的野兽了，它们把村落当作了猎场，把人类视作了美味。
山西旧志把狼群的行为总结为狼少纯用机，狼多以压势。
单独行动的狼懂得隐藏、埋伏，利用地形偷袭。
成群结队的狼就不一样了，它们敢于白昼闯村，甚至围攻青壮年。
光绪五年，忻州一带狼多伤人。
农民下地必须荷锄结伴，否则就会遭扑咬，更可怕的是，狼群似乎懂得柿子捡软的捏，老弱妇孺往往最先遇难。
民国《长武县志》追忆同治年间的惨状，白昼见狼吃人。
到了民国时期，当地依旧恶狼成群，入村过庄，随处咬伤老弱妇幼，一旦狼群尝到人味，便再难回头的传说，在山西乡下变成了血淋淋的现实。
这种群体记忆式的猎食习惯，放在任何一种猛兽身上，都是让人头皮发麻的存在。
除了山西，邻省的陕西也没能幸免。
《横山县志》记载光绪四年山野狼群吃人，这就说明，这场狼灾不是山西独有的，是整个华北地区的区域性灾难。
从动物行为学的角度来看，狼群一旦尝到人血，就会把人类纳入猎物清单，这种行为会在狼群中持续传递，很难被轻易改变。
官民自救难挽颓势
狼灾为什么会在山西集中爆发？答案藏在生态链的连锁反应里。
旱灾导致庄稼绝收，鼠类缺粮就开始疯狂啃食田苗。
鼠群暴增让狼的食物变得充足，狼的数量也跟着激增。
饥民身体羸弱，狼捕食人类的风险大大降低，狼就转向了大型猎物，也就是人。
当人味取代鼠味成为狼的主菜单，村庄便沦为了天然食堂。
与此同时，战乱与瘟疫导致人口锐减，人退的局面进一步助长了狼进的态势。
很显然，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一环扣着一环，越陷越深。
面对狼灾，山西各州县不得不紧急应对。
官方张贴《捕狼赏格》，一张狼皮可换银若干，鼓励猎户进山捕狼。
民间的办法更接地气，村庄轮班打更，入夜后敲锣、点火把，用噪声与火光驱狼。
还有些创新举措，一些交通要道搭起望狼台，专人登高瞭望，一见狼踪即鸣锣示警。
但这些措施，只能稍缓锋芒。
毕竟灾民自己都吃不饱饭，哪有力气去跟狼搏斗。
更何况赏格银钱的发放还存在延迟，猎户们的积极性也被大打折扣。
直到光绪六年以后，雨水渐丰，庄稼复苏。
鼠群与狼群才伴随食物链恢复而逐步退散。
其实对比明朝正德年间的兽患治理，就能发现问题。
当时北方多地因旱灾爆发虎患，官方采取全民捕虎加赈灾济民双管齐下的措施。
效果显然比清朝山西的治理要好得多。
清朝山西的治理，只盯着捕狼这一件事，却忽略了赈灾这个根本。
如此看来，治标不治本的办法，终究是撑不了多久的。
数字是冰冷的，但方志里偶尔流露的细节，却能让今天的我们触摸到当年的温度。
灵石县被狼伤者四千人，意味着平均每村八人受害。
永和百姓无敢独行者，连出门打水都需结伴。
洪洞幼男童女皆被攫食，孩子不敢在门前嬉戏，母亲不敢让儿女离身。
外国人回忆山西荒途，无数面如僵尸的灾民摇摇晃晃地走着，野狗则跟在这些灾民身后，一阵风就能吹倒几个难民，倒地的人还没咽气，就被扑上来的野狗分食。
紧跟野狗之后的，往往便是闪着绿光的狼眼。
光绪六年以后，随着朝廷赈粮入晋、雨水调和，狼群渐渐退回深山。
但这段历史留给山西人的，是深入骨髓的警惕。
太阳落山不独行，孩童莫离大人身的民谚，在晋中、晋南一带一直流传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这些民谚不是随口编的，是用一条条人命换来的生存经验。
今天，当我们再读这些发黄的纸页，会发现所谓狼吃人并非简单的猛兽作恶。
是生态失衡、社会失序共同作用的悲剧。
旱灾、饥荒、战乱、瘟疫，环环相扣，将人推向绝境，也将狼逼成食人恶魔。
毫无疑问，真正的恐怖不在于狼群锋利的爪牙。
在于当灾难降临时，人类社会若缺乏有效的救济与治理，便可能再次打开那只潘多拉盒子。
让荒野的野兽，踏过文明的门槛，把曾经的食物链顶端，变成自己的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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