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您至于吗？姐夫家什么没有，非得每周上赶着送这些？”
我靠在门框上，看着父亲像对待珍宝一样，把自家种的菜和乡下收的土鸡蛋打包装箱。
他头也不抬，只闷声回了句：“你懂什么，都是一家人。”
我嗤之以"一家人"的名义，行"巴结"之实。
我曾坚信，在这个时代，能力和规则才是一切。
直到我倾尽所有回乡创业，却被县里一个副局长用一张封条死死卡住，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绝望之际，父亲拨通了那个我最不屑于求助的电话，用近乎请求的语气说：“小浩啊……然然他，好像让人给欺负了。”
我的名字叫周然，今年二十八岁。
四个月前，我辞掉了在省城一家互联网公司的工作。
那份在外人看来体面且高薪的职位，于我而言，只是无尽的加班、格子间的压抑和看不到头的晋升阶梯。
我厌倦了那种为别人的梦想燃烧自己生命的感觉。
于是，我带着工作五年攒下的六十多万积蓄，毅然回到了我们这个被群山环绕的小县城。
我的归来，带着一个清晰而宏伟的计划。
我要承包下县城南郊那片荒废已久的山地，利用我在大城市学到的新理念，打造一个现代化的生态农场。
那里将有自动喷灌的有机蔬菜大棚，有在山林间自由奔跑的走地鸡，有可供城市家庭周末体验的采摘乐园，还要有几栋设计感十足、可以看星星的民宿。
在我的商业计划书里，这是一个能自我造血、前景无限的完美商业闭环。
我的父亲，周建国，一辈子都在县前街守着一家半死不活的小杂货铺。
他听完我的计划，没有赞扬，也没有反对，只是默默地帮我把那些积蓄从不同的银行卡里规整到一张卡上，然后递给我。
我的姐姐，周晴，比我大六岁。
她的人生轨迹比我安稳得多，大学一毕业就回了县城，在银行工作，然后嫁给了郑浩。
郑浩，这个名字在我们县城如雷贯耳。
他如今是我们这个三十万人口小县的“一把手”，县委书记。
这件事，在所有亲戚邻里的眼中，是周家祖坟冒了青烟的无上荣耀。
可在我的眼里，这份荣耀却像一件尺寸不合的华丽外衣，让我浑身不自在。
尤其是父亲的种种行为，更让这份不自在演变成了一种近乎刻薄的审视和日渐增长的烦躁。
他去姐夫家，去得太勤了。
几乎每个周末的清晨，天刚蒙蒙亮，父亲就会准时出现在我姐夫家的小区门口。
他手里总是提着东西，从不空手。
春天，他会送去自家菜园里掐下的第一茬韭菜，那韭菜鲜嫩得能掐出水来，根部还带着新鲜的泥土气息。
夏天，他会托人从几十里外的水库里弄来刚打捞上岸的大头鲢鱼，用一个大水桶装着，送到姐夫家时，那鱼还在水里活蹦乱跳，溅得他一身水。
秋天，他又会从乡下亲戚家果园里，摘下那些在树上熟透了的红柿子，一个个用软布擦拭得锃亮，小心翼翼地码在竹筐里。
到了冬天，姐姐家的阳台上，便会挂满父亲亲手腌制的腊肉和香肠，那浓郁的香味几乎飘满了整个楼道。
我并非觉得送东西有什么不对。
可我受不了父亲的姿态。
那种姿态，在我看来，太过卑微，太过刻意。
那完全不像一个岳父对女婿发自内心的疼爱，更像是一种小心翼翼、从不间断的“香火供奉”。
“爸，姐夫是什么身份？他家能缺了您这点东西？”
又一次，我看到他正把几十个土鸡蛋挨个用稻草包裹起来，那种繁琐和认真刺痛了我的眼睛。
“人家想吃什么，一个电话，县里最好的超市都能派人送上门。您至于这么折腾吗？”
父亲的手顿了一下，但他没有抬头，继续专注地用稻草编织着保护网。
“你懂什么。”他闷闷地回了一句，声音像是从胸腔里挤出来的。
“东西不值钱，是份心意。”
“都是一家人，多走动走动，关系才不会生分。”
“关系？”我几乎是冷笑出声，“靠送这点不值钱的东西来维持的关系，那叫关系吗？爸，那叫巴结！”
“巴结”两个字，我说得又重又清晰。
父亲手里的稻草散落了一地。
他猛地抬起头，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嘴唇剧烈地抖动着，似乎想说什么重话。
可最终，他眼里的那点怒火又黯淡了下去，化作一片灰败的沉默。
他只是弯下腰，默默地捡起地上的稻草，把那个已经打包好的鸡蛋筐提起来，又往里面硬塞了两把自己种的小葱，然后转身出了门。
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没有丝毫胜利的快感，只有一种更加沉重的憋闷。
姐姐周晴也为此事打过好几次电话给我，话里话外都是在替父亲解释。
“然然，你别总跟爸拧着来。他就是那个老观念，觉得对女婿好，就是让我有面子，让我在婆家能挺直腰杆。”
“姐，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你的腰杆是靠你自己挣的，不是靠我爸送几斤菜换来的。”我对着电话，语气很不耐烦。
“我就是看不惯他那个样子，咱们家不欠他郑浩什么吧？他当他的县委书记，我们过我们的安生日子，井水不犯河水，干嘛非得削尖了脑袋往上凑？”
“你这孩子，怎么说话的！”姐姐的语气里带上了明显的愠怒。
“郑浩也是从基层一步步干上来的，他喜欢爸送的那些东西，说有家里的味道。你别把人心想得那么复杂。”
我索性不再和她争辩。
道不同，不相为谋。
我坚信，我周然要在这个县城里办成事，要实现我的农场梦，靠的是我脑子里的商业模式，是我计划书里详实的数据，是我手里这笔实实在在的启动资金，而不是那个远在县委大楼里，高高在上的姐夫。
我的生态农场项目，在前期进行得异常顺利。
承包山地的合同很快就签了下来，价格比我预想的还要低一些。
我找来了县里最好的施工队，平整土地，搭建温室大棚，修建灌溉水渠，一切都热火朝天地进行着。
我几乎把所有的积蓄都投了进去，每天天不亮就到工地，天黑了才回家，看着那片荒山一天一个样，心里充满了创业者特有的、近乎狂热的激情。
我以为，只要方向正确，努力就一定会有回报。
现实，却在最关键的临门一脚时，给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
按照规划，我的农场里有几栋用于民宿和农产品加工的建筑，需要将原有的林地性质变更为建设用地。
同时，整个农场的总体规划，需要拿到县自然资源与规划局核发的“项目规划许可”。
没有这份许可，我后续的一切建设都属于违章，银行的配套贷款也无法发放。
我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所有需要的材料、图纸、报告都准备得尽善尽美，装了满满两大个文件袋。
我亲自把材料送到了县资源局的办事大厅。
一个年轻的办事员小李接待了我，他粗略地翻了翻，客气地说：“周总，您的材料很齐备，先放这儿吧，我们需要按流程上报给王局长审核。”
那两大袋寄托了我全部希望的材料，从此就像投入了一潭深不见底的死水，连个泡都没冒。
第一个星期过去，我打电话给小李，他说：“周总，别急，流程正在走。”
第二个星期过去，我再次打电话，小李的语气开始变得有些闪躲：“王局最近比较忙，要去市里开会，您的材料还没来得及看。”
第三个星期，我直接去了局里找他，他把我拉到走廊的角落，压低声音说：“周总，不是我不帮你催，是王局那里……没发话，谁也不敢动啊。”
工地上，几十个工人等着这份许可才能进行下一步的施工。
我预定的第一批昂贵的有机果苗也快要到货了。
我的资金链，像一根被逐渐拉紧的绳子，让我开始感到窒息。
我决定，不能再等了。
我必须亲自去拜访一下那位手握我项目生杀大权的王副局长。
我托人打听了一下，这位王副局长四十多岁，是局里的实权人物，主管全县的土地规划和项目审批。
在一个星期三的下午，我终于在他的办公室里见到了他。
他的办公室比我想象的还要大，一套巨大的红木办公桌摆在正中央，擦得一尘不染。办公桌后面，是一整面墙的书柜，里面塞满了各种烫金封面的精装书籍，散发着一种庄严而虚伪的气息。
王副局长本人看起来比照片上更显年轻，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戴着一副精致的金边眼镜，显得文质彬彬，儒雅随和。
“哎呀，是小周总吧？快坐，快坐。”他看到我，立刻从办公桌后绕了出来，热情地握住我的手，并亲自给我倒了一杯热气腾腾的茶。
这种超乎寻常的热情，让我心里有些发毛。
“王局长，您太客气了。”我拘谨地在沙发上坐下。
“你的那个生态农场项目，报告我仔细看过了。”他坐到我的对面，身体微微前倾，摆出一副促膝长谈的姿态。
“写得非常好！理念新，模式好，有前瞻性！说实话，我们这个小县城，太需要像你这样有想法、有闯劲的年轻人回来了。”
他的开场白，让我紧绷的神经稍微放松了一些，心里也燃起了一丝希望。
“谢谢王局的肯定。那您看，我的那个许可……”我赶紧切入正题。
“哎，别急嘛。”他笑着摆了摆手，打断了我的话。
“年轻人有干劲是好事，但我们做工作的，一定要稳，要严谨。”
他端起茶杯，吹了吹漂浮的茶叶，慢悠悠地继续说：“你这个项目，牵涉到土地性质变更，这是个大事，是政策红线，马虎不得。”
“我们局里最近正在组织全体人员，深入学习省里刚刚下发的关于耕地保护和生态建设的新文件精神。”
“所以呢，我们需要结合这个新文件的精神，再对你的项目进行一次更加全面、更加审慎的综合评估。这是对你负责，也是对我们县里的未来负责嘛。”
他的每一句话都说得冠冕堂皇，每一个理由都显得那么无懈可击。
可我总觉得，那副金边眼镜后面的眼神里，藏着一些我读不懂的、冷冰冰的东西。
这次会面，除了喝了一杯热茶，听到一堆正确的废话，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
接下来的半个月，我又以各种理由去找了他三次。
每一次，他都同样热情，但每一次，他都有新的理由。
第一次，他说：“哎呀小周，真不巧，我马上要去市里参加一个为期三天的重要会议，等我回来再说。”
第二次，他说：“省里的专家组马上要下来我们县调研，我这边要准备大量的汇报材料，实在是抽不开身。”
第三次，他干脆摊了摊手，一脸无奈地说：“小周啊，那个综合评估报告，下面的同志还没搞出来，我也不能凭空给你批啊，你再耐心等等。”
我从他那间永远飘着茶香的办公室里出来，站在县政府大楼空旷的走廊上，闻着空气中淡淡的消毒水味，第一次感到了深入骨髓的无力感。
我明白，我的项目被卡住了。
卡得死死的。
晚上，一个在县里做小工程的朋友老刘约我吃饭。
酒桌上，听完我的诉苦，他夹了一筷子花生米，慢悠悠地放进嘴里，嚼了半天，才开口。
“然然，你还是太年轻，太书生意气了。”
“你以为在咱们这种小地方，事情是靠你那份漂亮的计划书办成的吗？”
他指了指自己的脑袋，又指了指自己的心口。
“事情，是靠这里，和这里办成的。”
“王局长那就是在给你出题呢，在点你呢，等你的‘表示’呢。”
“表示？”我皱起了眉头，尽管我已经隐约猜到了他指的是什么。
“还能是什么？”老刘压低了声音，身体凑了过来。
“好烟，好酒，或者更实在的东西。你得让他感觉到你的‘诚意’。”
“他不见你，你就去他家楼下等。他老婆孩子出门买菜，你得笑脸迎上去，帮着提提东西。他家里有什么红白喜事，你得第一个到场。这都是人情世故，是学问。”
老刘说的这些话，像一根根又细又长的针，密密麻麻地扎在我的心上。
我一个堂堂的名牌大学毕业生，一个靠自己能力和知识创业的有志青年，难道要用这种近乎乞讨的方式，去换取一个本就该属于我的审批许可吗？
巨大的羞辱感，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
可当我回到冷清的家里，打开电脑，看到屏幕上那份关于农场未来三年的财务预测时，看到那些因为停工而不断累积的沉没成本时，我那点可怜的清高和自尊，又开始剧烈地动摇。
我又在痛苦和挣扎中煎熬了几天。
最终，现实彻底战胜了理想。
我托老刘打听到了王副局长的家庭住址，在一个周五的傍晚，我驱车前往。
我的车后座上，放着两条我特意从市里买回来的高档香烟，还有一瓶包装精美的名酒。
那是我能想到的，最体面，也最直接的“表示”。
王副局长家住在一个有些年头的老家属院里，楼道里堆满了杂物，灯光昏暗。
我站在他家那扇陈旧的防盗门前，能清晰地听到屋里传来看电视的声音，还有一个孩子银铃般的笑声。
这种充满了生活气息的场景，让我手里的那两样东西显得愈发肮脏和沉重。
我站在门口，做了好几次深呼吸，手心里全是冷汗，才终于抬起手，轻轻地敲了敲门。
屋里的电视声和笑声，戛然而止。
死一般的寂静。
过了漫长的一分钟，门才开了一道极小的缝隙。
王副局长的脸，从门缝里探了出来。
他看到我，以及我手里提着的东西，脸上那副招牌式的和煦笑容瞬间凝固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警惕、疏远，甚至带着一丝轻蔑的神情。
“小周？你这是干什么？”他的声音很低，但充满了不容置疑的拒绝意味。
“王局……我，我没什么别的意思，就是……就是顺路来看看您。”我挤出一个比哭还要难看的笑容，舌头都有些打结。
“我们是公职人员，有纪律规定，你不知道吗？”他根本没有开门让我进去的意思，身体死死地抵着门。
“你把东西赶紧拿回去，你的事情，我们局里会按照规定办的。你现在这个样子，让我很为难啊！”
说完，他甚至没给我再开口的机会，“砰”的一声，就关上了门。
门轴发出一声刺耳的呻吟，仿佛在嘲笑我的愚蠢。
我提着那两条烟和一瓶酒，像个傻子一样僵在原地，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只觉得浑身的血液都涌上了头顶。
楼道里的冷风吹过，我打了个寒颤。
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蹩脚的演员，演了一出独角戏，唯一的观众还提前离场了。
这次屈辱的拜访，非但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反而像捅了马蜂窝一样，让情况急转直下。
第二天是周六，一个本该休息的日子。
上午九点，我正在空无一人的农场里，对着那些停工的设备发呆。
三辆印着“综合执法”字样的白色皮卡车，排着队，呼啸着开到了我们农场的大门口。
卷起的尘土，像是在宣告着某种不祥。
车门打开，王副局长从第一辆车的副驾驶座上走了下来。
他今天没有戴那副金边眼镜，眯着眼睛，用一种审视的、挑剔的目光，扫视着我的农场，那目光像手术刀一样冰冷。
他身后，跟着七八个穿着制服的执法人员，一个个表情严肃，手里拿着文件夹和相机。
“我们接到群众的匿名举报，”王副局长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在寂静的农场前回荡得格外清晰，“说这里的项目存在未批先建、破坏山体植被、污染周边环境等多种违法违规行为。”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我们今天依法前来，进行现场检查。”
他的话音刚落，那群执法人员便四散开来，涌进了我的农场。
他们拿着相机“咔嚓咔嚓”地对着每一个角落拍照，用卷尺这里量量，那里测测。
一个临时搭建的工棚，被认定为“违章建筑”。
一小片为了方便施工而平整出来的空地，被认定为“非法改变土地用途”。
就连我为了方便排水而挖的一条小水沟，也被认定为“存在水土流失风险”。
整个过程，充满了不容置喙的权威和冷酷的效率。
半个小时后，一张打印好的“责令停工整改通知书”，就递到了我的手上。
上面罗列了十几条所谓的“问题”，每一条都触目惊心。
紧接着，一个年轻的执法人员拿出一卷封条和一盒浆糊。
两张印着“封”字的白色封条，带着一种冰冷的、不容反抗的仪式感，被交叉着贴在了我们农场紧闭的铁栅栏大门上。
那白底黑字，在阳光下，显得格外刺眼。
“周总，”王副局长重新戴上了他的金边眼镜，又恢复了那副文质彬彬的样子。
“什么时候把通知书上的问题全部整改完毕，什么时候符合规定了，再来局里申请复工吧。”
他说完，甚至没再多看我一眼，便转身，从容地上了车。
三辆执法车调转车头，扬起一阵更大的尘土，呼啸而去。
只留下我一个人，和一帮闻讯赶来、目瞪口呆的工人，以及那两张在风中微微颤动的封条。
我的世界，在那一刻，仿佛被按下了静音键。
我所有的雄心壮志，所有的美好蓝图，都被那两张薄薄的纸，彻底封印了。
银行那边，得知我的项目被查封，第一时间就打来电话，委婉地表示之前洽谈的贷款事宜需要“重新评估”。
这等于直接宣判了我的死刑。
之前几家已经和我签了意向协议，准备采购我们第一批有机蔬菜的县城高档酒店，也纷纷打来电话，旁敲侧击地询问情况，语气里充满了不信任和疏远。
墙倒众人推。
我所有的资金，所有的心血，都变成了眼前这一片被查封的、死气沉沉的工地。
停工一天，工人的基本工资要发，设备的租赁费要付，各种杂七杂八的开销就像一个无底洞。
我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走投无路。
我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困兽，开始疯狂地、不顾一切地打电话求助。
我第一个打给了那个点拨我的朋友老刘。
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才叹着气说：“然然，你这次是真把王局给得罪狠了。你送礼被拒，那就是让他抓住了把柄。他现在查封你，是杀鸡儆猴，是做给所有人看的。这件事，谁也不敢插手了。”
我又打给大学里一个关系不错的同学，他毕业后考了省里的公务员，在某个厅里当个小科员。
他听完我的情况，爱莫能助地说：“周然，县里的事情，水太深了。尤其是这种牵涉到实权部门一把手的事情，我在省里根本说不上话，反倒可能给你添乱。”
我不死心，又翻出通讯录，打给那些曾经在酒桌上拍着我肩膀、称兄道弟的本地小老板。
结果，他们的反应出奇地一致。
一听到我是因为得罪了王副局长而被查封，要么就说自己正在外地出差，信号不好；要么就干脆不接电话，直接挂断。
短短几天时间，我尝尽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我这才悲哀地发现，在这个盘根错节的小县城里，我曾经引以为傲的知识、能力和所谓的规则意识，在某些人精心编织的无形之网面前，是多么的脆弱，多么的不堪一击。
又一个傍晚来临了。
夕阳的余晖，像凝固的血，把西边的天空染成了一片悲壮的橘红色。
我独自一人坐在被贴了封条的农场大门前的水泥墩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
冰冷的水泥透过单薄的裤子，传来刺骨的寒意。
我的脚下，已经扔了满满一地的烟头。
口袋里的手机屏幕忽然亮了一下，嗡嗡地震动起来。
我拿出来一看，是银行信贷部经理发来的一条催款短信，提醒我下个月初，有一笔五万元的个人小额过桥贷款需要准时归还。
那串冰冷的、不带任何感情的文字，像最后一根稻草，彻底压垮了我紧绷了数日的神经。
我猛地站起身，握紧手机，用尽全身的力气，将它狠狠地砸向面前坚硬的水泥地面。
“砰”的一声脆响，手机弹跳了几下，屏幕瞬间碎裂成一张细密的、绝望的蜘蛛网。
世界，终于彻底安静了。
我再也支撑不住，缓缓地蹲下身，把脸深深地埋在粗糙的手掌里，肩膀开始不受控制地剧烈颤抖。
压抑了太久的委屈、愤怒、不甘和绝望，在这一刻，尽数化作了无声的泪水。
不知道过了多久，一双老旧的、沾满泥土的解放牌胶鞋，停在了我的面前。
我抬起满是泪痕的脸，看到父亲周建国，就站在那里。
他的手里，提着一个熟悉的不锈钢保温饭盒，脸上被风吹出的褶皱，在夕阳下显得格外深邃。
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把那个还温热的饭盒，轻轻地放在我旁边的水泥墩上。
然后，他也在我身边坐了下来，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皱巴巴的、只卖五块钱一包的香烟。
饭盒里飘出浓郁的饭菜香气，但我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只想呕吐。
“先吃饭吧。”父亲的声音沙哑，像被砂纸打磨过一样。
这句平淡无奇的话，却像一颗火星，瞬间点燃了我心中积压的全部火药。
我猛地从地上窜了起来，指着大门上那两张刺眼的封条，冲着他用尽全身力气嘶吼道：“吃什么吃！吃什么吃！都快破产了！你还吃得下？”
我的声音在空旷的农场前回荡，带着一种破釜沉舟的绝望和哭腔。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别去！别去！你那些送给姐夫的破菜烂酒到底有什么用？”
“你看看！现在出事了！人家一个电话打过来了吗？人家会管我们这种小老百姓的死活吗？”
“你别再那么天真，那么卑微了！行不行！”
我声嘶力竭地吼着，把所有的失败和屈辱，都归咎于他的“卑微”。
父亲静静地坐在那里，任由我发泄，像一块沉默的礁石，承受着海浪的疯狂拍打。
他通红的眼睛里，没有我预想中的愤怒，只有一种我看不懂的、深沉的悲伤。
等我吼累了，只能扶着膝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时，他又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他弯下腰，用他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捡起了地上那个屏幕已经碎裂的手机。
他用手指在破碎的屏幕上划了几下，但手机没有任何反应。
他轻轻地叹了口气，把那个报废的手机放到一边。
接着，他从自己中山装的内侧口袋里，摸出了一部老旧的、蓝色的按键手机。
那种屏幕很小，按键很大，专门给老年人用的手机，连智能系统都没有。
他从另一个口袋里摸出老花镜，颤巍巍地戴上。
他眯着眼睛，对着那块小小的屏幕，用手指一下一下地按着，在通讯录里翻找了很久。
他的手指粗大而僵硬，好几次都按错了键。
终于，他找到了那个号码。
他按下了绿色的拨通键，然后把手机紧紧地贴在了自己的耳边，神情紧张地等待着。
我的心跳，在那一瞬间，仿佛漏了一拍。
电话，似乎接通了。
我看到父亲原本因为愤怒而挺直的腰杆，在那一刻，仿佛又瞬间佝偻了下去。
他对着电话，用一种我从未听过的，带着明显讨好和请求的、小心翼翼的语气，开了口。
“小浩啊……是爸。”
他的声音很轻，很柔，生怕惊扰了电话那头的人。
“没……没打扰你工作吧？”
电话那头似乎说了什么，父亲立刻接话。
“嗯，有点事……是关于咱们家然然的……”
他说着，目光艰难地投向我，那眼神里充满了难以言说的疼惜和愧疚。
“他这边……他这边好像……让人给欺负了……”
他说完这句分量极轻的话，就彻底沉默了下来，只是专注地听着。
我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只能看到他那只紧紧握着电话的手，指节因为过度用力而捏得发白。
电话那头的人似乎在问什么，我看到我爸一直在小幅度地、连续不断地点着头。
“嗯……嗯……”
他的嘴里发出含混的应答声。
“好。”
“好，我明白了……我让他等你电话。”
说完最后一句，他便挂断了电话，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仿佛完成了一项无比艰巨的任务。
整个通话过程，加起来不到两分钟。
他做完这一切，把那部老旧的手机重新揣回口袋，又恢复了那副沉默寡言的样子。
他转头对我，声音有些干涩地交代了一句：“等会儿，你姐夫可能会给你打电话。”
我愣愣地看着他，心里五味杂陈。
是希望吗？好像有一点。
是怀疑吗？更多的是怀疑。
还有一种更深的、无以名状的屈辱感。
我亲耳听到了，父亲那句“让人给欺负了”，说得是那么的软弱，那么的没有底气，就像一个在外面受了委屈、回家向大人告状的小学生。
在那个充满了冰冷规则和利益交换的权力场中，这样一句轻飘飘的、充满了感情色彩的话，真的能有什么分量吗？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周围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只剩下风吹过荒草的“沙沙”声。
十分钟过去了。
二十分钟过去了。
我那部破碎的手机，依旧死寂地躺在地上。
我心里的那一点点微弱的希望之火，也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熄灭了。
我就知道，这不过是父亲一厢情愿的幻想罢了。
一个县委书记，日理万机，怎么会为了小舅子这种鸡毛蒜皮的“委屈”，去动用他的权力？
就在我彻底绝望，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那个被我摔碎了屏幕的手机，竟然毫无征兆地、诡异地亮了起来！
刺耳的、变了调的铃声，在寂静的黄昏里，显得格外突兀。
我低头看去，只见那张破碎的蜘蛛网屏幕上，一片诡异的光芒中，有一串陌生的号码在不停地闪烁。
我颤抖着伸出手，捡起手机，手指在破碎的屏幕上划了好几次，才终于接通了电话。
“喂？”我的声音干涩得像是在沙漠里跋涉了三天三夜。
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却让我大脑一片空白，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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