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世界，以一种野蛮而澎湃的姿态，重新撞入了我的眼睛。
我几乎要被这失而复得的光明灼伤。
巨大的狂喜像涨潮的海水，淹没了我的理智。我只想冲出这个房间，冲到我爸妈面前，大声地喊：“妈！我看见了！我看见你了！”
可就在我的手触碰到门把手的前一秒，我顿住了。
我想起醒来时，枕头下那块触感异样的毛巾。
我想起那行用深褐色药水写下的，触目惊心的字。
那歪歪扭扭的笔迹，像一条盘踞在我心脏上的毒蛇。
门外，传来我妈温柔的呼唤：“小河，醒了吗？妈给你端早饭来了。”
我猛地闭上眼，重新躺回床上，心脏狂跳不止。
那个声音，我听了一年。
此刻，却让我感到彻骨的寒冷。
失明的第一百天，我试图从三楼的阳台跳下去。
拦住我的是我爸，江卫国。他什么也没说，只是用那双布满老茧、沾着机油味的手，死死地箍住我的腰。我第一次发现，这个一向沉默寡言的男人，力气大得惊人。
我没死成，却在那天，第一次“听”到了我爸的哭声。那是一种被死死压在喉咙里的、像老旧风箱一样破败的抽泣声。
从那天起，我放弃了死亡。
也放弃了，作为江河的一切。
我曾经是美术学院摄影系最被看好的学生。我的导师说，我天生就有一双能捕捉光的眼睛。光，是我的信仰，是我的生命。
一年前的那个雨夜，我为了拍摄一组名为《城市肌理》的夜景照片，在一条僻静的老街巷里，被一辆失控的摩托车撞倒。
醒来后，我的世界，就只剩下了一片纯粹的、无边无际的黑暗。
肇事者逃逸，那条巷子没有监控，案子成了一桩悬案。
我的信仰，碎了。
失明后的日子，像一条缓慢流淌的、冰冷的黑河。
我的世界被重新定义。它不再是色彩、构图和光影，而是声音、气味和触觉的集合。
我妈刘玉芬的脚步声总是很轻，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焦虑。我爸江卫国的脚步声则很沉，每一步都像踩在我的心上。
饭菜的气味，是我判断时间的唯一标准。米饭的香气是午餐，混着肉味的油烟是晚餐。
阳光，是最奢侈的东西。我喜欢坐在阳台上，感受它晒在皮肤上的温度。那是我唯一能抓住的、关于“光明”的实体。
我妈对我，有一种近乎神经质的保护。
她每天雷打不动地给我滴三次眼药水，用的是一种据说从香港买来的特效药，味道很冲。
她会把饭菜端到我嘴边，一勺一勺地喂我，仿佛我不仅瞎了，还失去了双手。
她不许我一个人在家，不许我碰任何尖锐的东西，更不许我独自走出那扇门。
她的爱，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把我牢牢地困在这间只有十几平米的卧室里。
我爸则变得更加沉默。他以前是国营工厂的老技术员，工厂倒闭后，靠到处打零工补贴家用。我出事后，他似乎就不再出去了。
他每天大部分时间，都耗在那个小小的阳台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着最便宜的“大前门”。浓烈的烟草味，成了我对他最深刻的嗅觉记忆。
我们家的经济状况，似乎因为我那笔数额不详的“工伤赔偿”而有所好转。
我闻到了新鲜排骨汤的香味，吃到了以前不常有的海鱼。我妈手上，甚至多了一只细细的金镯子，偶尔会碰到碗沿，发出一声清脆的声响。
可家里的气氛，却比以前更压抑了。
那笔钱，他们从不提起。就像一个讳莫如深的秘密，沉甸甸地压在这个本就摇摇欲坠的家庭之上。
我那台心爱的尼康相机，被我妈用一块蓝布蒙着，放在了柜子顶上，像一口蒙尘的棺材，里面埋葬着我死去的梦想。
我以为，我的人生，就会这样，在无尽的黑暗和沉默中，慢慢地，腐烂，消亡。
直到今天早上。
那个清晨，我从一个光怪陆离的梦中醒来。
和往常每一次醒来都不同。
以前，睁眼和闭眼没有任何区别，世界永远是那块厚重而绝望的黑幕。
但这一次，我感觉眼皮下的世界，不再是纯粹的黑暗，而是一种灰蒙蒙的混沌。
像一块被墨汁浸染了很久的画布，终于被清水冲洗，透出了底层的微光。
我以为是错觉。人在黑暗中待久了，总会产生各种幻觉。
我试探着，用力地眨了眨眼。
就在那一瞬间，一道模糊的光线，从没有拉严实的窗帘缝隙中刺了进来。
那道光，像一把生了锈的手术刀，缓慢而坚定地，剖开了包裹我长达一年的黑暗。
我颤抖着，抬起了自己的手。
一个模糊的、五个指头的轮廓，在我眼前晃动。
我能看见了？
这个念头，像一颗炸弹，在我死寂的脑海里轰然引爆。
我贪婪地眨着眼，拼命地想看清这个阔别了一年的世界。
视力，在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恢复。
从模糊的色块，到物体的轮廓，再到天花板上那道我用手摸过无数次的、熟悉的裂纹……
世界，不再是冰冷的触感和遥远的声音。它有了形状，有了颜色，有了远近。
它以一种汹涌而澎湃的姿态，重新涌入了我的眼睛。
巨大的狂喜，像决堤的洪水，瞬间淹没了我。
我想大喊，想跳起来，想第一时间冲出去，告诉爸妈这个天大的好消息。
我甚至已经能想象出我妈那张会因为喜极而泣而扭曲的脸，能想象出我爸那双紧锁了一年的眉头，终于舒展开来的样子。
我强行按捺住几乎要冲破胸膛的心跳，悄悄地坐起身。
我要给他们一个惊喜。
一个天大的惊喜。
我的手，习惯性地摸向枕头底下。
那里，有我妈每晚都会为我垫着的一块温热的毛巾。她说我眼睛不好，夜里容易流泪，用这个垫着，干净。
我的手指触碰到那块纯棉的毛巾，感觉质地有些异样。
大部分地方是柔软的，但有几处，却像是被什么液体浸泡过，干了之后，变得又干又硬。
我下意识地，将毛巾抽了出来，拿到眼前。
随着视力进一步清晰，我终于看清了毛巾上的东西。
那上面，用已经干涸的、呈现出深褐色的药水，写着一行歪歪扭扭、却又触目惊心的字。
每一个字，都像一把淬了毒的钉子，狠狠地钉进了我的瞳孔里。
“继续装瞎，否则你会死。”
狂喜，在这一秒，瞬间凝固，碎裂，然后变成了刺骨的寒意，从我的尾椎骨一路窜上天灵盖。
我反复地看，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那字迹，虽然因为书写者的紧张而有些变形，但我无比熟悉。
那是从小教我写字的，我妈刘玉芬的笔迹。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我妈熟悉的、轻柔的脚步声。
“小河，醒了吗？”
我的心脏，猛地一缩。
我像被烫到一样，以最快的速度，将那块毛巾重新塞回枕头底下，然后躺好，闭上了眼睛。
我的身体在装睡，我的大脑却在疯狂地运转。
为什么？
我妈为什么要写下这样的话？
她不是最希望我复明的人吗？
“否则你会死”……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门被轻轻推开了。
我妈端着一个盛着温水的水盆走了进来。她拧干毛巾，像过去三百多个日夜一样，轻轻地擦拭着我的脸和眼角。
我能“看”到她。
她瘦了，眼角的皱纹更深了。她的脸上，带着那熟悉的、混杂着慈爱与悲伤的表情。
可现在，这张我最熟悉的脸，在我的“视线”里，却变得无比的陌生和恐怖。
我感觉自己像一个溺水的人，刚刚奋力挣扎着浮出水面，呼吸到第一口新鲜空气，却又被一只来自最亲近之处的手，狠狠地按回了更深、更冷的黑暗里。
这不再是奇迹的黎明。
这是另一个，更黑暗的深渊的开始。
我开始了人生中最艰难的一场表演。
演员是我自己。
观众，是我最亲的父母。
舞台，就是这个我被囚禁了一年的家。
剧本，是扮演一个完美的盲人。
这比我想象的要难得多。
眼睛，是最容易泄露秘密的器官。我必须时刻控制自己的眼神，让它们保持失明时那种特有的空洞、涣散和无神。
我走路时，依旧伸出双手，在空气中徒劳地摸索。我会故意被那张我已经能清晰看见的桌角绊一下，然后发出一声压抑的痛呼。
吃饭时，我会把筷子戳到碗外，发出清脆的碰撞声。我妈就会像往常一样，叹一口气，把筷子从我手里拿走，然后一勺一勺地喂我。
每一次表演，都像是在刀尖上跳舞。
我耗尽了所有的心力，去模仿昨天的那个我。
但现在，我不再是那个只能被动接受信息的囚徒了。
我的一双眼睛，成了潜伏在这个家里的、最隐秘的摄像头。
我一年的黑暗生活，让我的其他感官变得异常敏锐。现在，加上视觉的辅助，我成了一个躲在自己躯壳里的、全天候的侦探。
我“看”到，我妈每次给我滴完那种刺鼻的眼药水后，都会小心翼翼地将那个小小的药瓶，锁进她卧室床头柜最上层那个抽屉里。
那个抽屉，是她的“禁地”。我小时候，她就用它来锁一些重要的票据和存折。
我“看”到，我爸江卫国不再去外面打零工了，但他隔一段时间，就会带回来一个厚厚的、用牛皮纸包裹的信封。
每次拿回信封，他都会立刻把它锁进同一个抽屉。
然后，他会去阳台上，抽掉大半包烟。
我好几次“看”到，他一个人在阳台上，对着一个陌生的号码低声讲电话。他的背影佝偻，神情紧张，像是在汇报什么，又像是在乞求什么。
“放心……他很安分……什么都不知道……”
这些碎片式的词语，像针一样扎进我的耳朵。
家里的生活水平，肉眼可见地在变好。
我“看”到冰箱里塞满了以前舍不得买的排骨和牛肉。我妈的金镯子旁边，又多了一条金项链。
这一切，都与他们口中那笔语焉不详的“工伤赔偿”，显得那么格格不-入。
一场工伤，能让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突然过上这样一种既富足又压抑的诡异生活吗？
我不敢想。
我的女友，林倩，是这片令人窒息的黑暗中，唯一的微光。
她是我大学同学，也是我失明前，正在交往的女友。
我出事后，所有人都以为她会离开我。连我自己都做好了准备。
但她没有。
这一年里，她几乎每周都会来看我。风雨无阻。
她会给我读报纸上的新闻，给我讲学校里的趣事，讲我们共同的朋友的近况。
她会拉着我的手，在我手心上，一笔一划地写下那些她觉得我可能会感兴趣的摄影展的名字。
她的声音很好听，像山涧里的清泉，能洗掉我心头的一些阴霾。
复明后，我第一次“看”到她。
她瘦了很多，下巴尖尖的，眼下有淡淡的黑眼圈。但她看着我的时候，眼睛里那种糅合了心疼、爱怜和坚定的光芒，没有变。
我好几次都差点忍不住，想抓住她的手，告诉她一切。
告诉她，我看见了，我看见她为我憔悴的脸了。
告诉她，我的家里，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
但我不敢。
在所有人中，我父母的嫌疑是最大的。那张毛巾上的字，像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横亘在我面前。
我不知道这件事背后，牵扯着怎样一个巨大的、我无法想象的黑洞。
我不能，我绝不能，把林倩也拖进这片黑暗里。
有一次，林倩在帮我整理房间时，无意中碰掉了柜子顶上那台蒙着布的相机。
“哐当”一声。
我的心，也跟着猛地一紧。
林倩手忙脚乱地把相机抱在怀里，小心地掸去上面的灰尘。
她抱着那台冰冷的机器，脸上露出怀念又悲伤的神情。
她喃喃地说：“江河，等你好了，我们再一起去拍照，好不好？”
我“看”着她，心中百感交集，像打翻了五味瓶。
我点点头，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和往常一样平静：“好。”
我知道，那台相机里，还插着我出事前拍下最后一组照片的SD卡。
那张卡，连同我出事时所有的随身物品，早就被我爸妈以“睹物思人，怕我伤心”为由，收走了。
收走的SD卡，放在哪里？
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又一次飘向了我妈卧室里那个紧锁的抽屉。
我必须打开那个抽屉。
那里，藏着所有问题的答案。
我开始像一只耐心的蜘蛛，等待机会的蛛网。
机会，在一个星期三的上午来了。
那天是超市大减价的日子，我妈要去抢购鸡蛋和食用油。我爸也被她拉去当苦力。
这是几个月来，他们第一次同时离开家。
“小河，我们出去一下，很快回来。收音机给你开着，你别乱动。”我妈在门口嘱咐道。
我听着他们下楼的脚步声，直到那声音完全消失在楼道里。
我从床上一跃而起。
时间不多，我必须快。
我凭着记忆，冲进我妈的卧室。那个老式的床头柜，和我记忆中的一模一样。
锁，是最普通的那种十字锁。
我没时间去找工具。我的目光，落在了我妈梳妆台上一根用来盘头发的钢发夹上。
在美院的时候，我和同学玩闹，学过一点开这种简单锁的技巧。
我把发夹掰直，将一端磨尖，然后屏住呼吸，小心地探入锁孔。
我的手心全是汗。
额头上的汗珠，滴下来，落在我颤抖的手背上。
“咔哒。”
一声轻微得几乎听不见的声响。
锁，开了。
我拉开抽屉。
里面没有我想象中的凶器，或者什么罪证。
只有一沓一沓用牛皮纸信封装好的现金。
崭新的一百元大钞，被捆得整整齐齐。
我粗略地数了一下，每一封都是一万块。这里，至少有十几万。
在现金的旁边，放着一个小小的记事本。
我翻开本子。
上面用我爸那手漂亮的仿宋字，记录着一串日期和金额。
“2008年10月15日，壹万圆整。”
“2008年11月15日，壹万圆整。”
每个月一次，雷打不动。
而那个起始日期，2008年10月15日，正是我出车祸后的第二个月。
我的心，一寸一寸地凉了下去。
我继续在抽屉里翻找。
在最底下，我摸到了一个硬硬的卡片，还有一张折叠起来的纸。
我把它们拿出来。
那张卡片，我再熟悉不过。
是我的相机SD卡。
那张纸，是一份医院的诊断报告。
我迅速地，把SD卡插入我那台落满了灰尘的旧笔记本电脑。
电脑屏幕亮起。
我看到了出事前，我拍下的最后一组照片。
雨夜，老街，湿漉漉的青石板路，氤氲的霓虹灯光。
我一张一张地翻着。
突然，我的手指停住了。
那是一张为了测试追焦性能，而随手拍下的照片。
画面里，一辆没有牌照的摩托车，正在疾驰。车后座上的人，戴着头盔，看不清脸。
他正将一个黑色的手提箱，递给路边一辆停着的黑色桑塔纳轿车里的人。
因为车速太快，光线又暗，画面有些模糊。
但我当年，为了尽可能地保留暗部细节，特意提高了一档曝光。
我把照片放大，再放大。
在那辆黑色桑塔纳的尾部，一个反光的长方形区域，被我精准地捕捉了下来。
是车牌。
虽然有些许拖影，但那串字母和数字，清晰可辨。
我的呼吸，一下子急促了起来。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点开了另一份文件——那张被折叠起来的诊断报告。
那是一份我从未见过的、关于我的眼角膜和视神经的详细诊断。
出具报告的，是本市最好的眼科医院。
而在报告的最后一栏，结论处，清清楚楚地写着一行字：
“患者视神经受压迫导致暂时性失功，损伤轻微，挫伤组织有自行修复可能。保守估计，3-6个月内，有较高几率恢复部分或全部视力。”
我的瞳孔，猛地收缩。
我手里拿着的“官方”诊断报告，结论可是“视神经永久性损伤，视皮层功能障碍，复明希望极其渺茫”。
很明显。
我的父母，从一开始，就知道我可能会复明。
他们向我隐瞒了这个事实。
他们宁愿我一辈子当个瞎子，也要每个月，从某个人手里，拿那一万块钱的“封口费”。
为什么？
这张SD卡里，那张记录了交易瞬间和车牌号的照片，就是答案。
我感觉，浑身的血液，都冻成了冰。
我必须知道，那笔钱的来源。
我必须知道，那个车牌号的主人，是谁。
我内心的冰冷，被一种更滚烫的、名为“愤怒”的情绪所取代。
我不再是一个被动的受害者。
我要把这一切，都查个水落石出。
我策划了一次冒险。
我以“在家里待得太久，都快发霉了，想出去走走，呼吸点新鲜空气”为由，让林倩陪我去了附近的公园。
在公园里，我借口肚子疼，要去上厕所，甩开了她。
然后，我戴上早就准备好的墨镜和一顶鸭舌帽，从口袋里掏出一根我用旧拖把杆自制的简易盲杖，第一次，独自一人，踏上了这座我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
我的目标，是我爸，江卫国。
根据那个小本子上的记录，今天，又到了每个月15号。
是“收款日”。
我像一个真正的盲人一样，用盲杖敲打着地面，发出“笃笃”的声响。
我悄悄地尾随在刚出门不久的父亲身后。
他没有去银行，也没有去任何看起来像公司的地方。
他上了一辆公交车，一路坐到了城市的边缘——一片巨大的、废弃的工业区。
这里人迹罕至，到处是生了锈的巨大厂房和半人高的荒草。空气里，弥漫着铁锈和尘土的味道。
我爸走进了一间看起来已经废弃了很久的仓库。
我不敢跟得太近。
我躲在一堆散发着刺鼻气味的废弃油桶后面，从生锈的铁皮墙的巨大缝隙里，向里望去。
仓库里，一个穿着花衬衫、脖子上戴着一条能晃瞎人眼的粗金链子的中年男人，正大马金刀地坐在一张破旧的办公椅上。
他就是鲍哥。
他的脚边，放着一个和我家抽屉里一模一样的牛皮纸信封。
我看到了我父亲的姿态。
那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卑微的，近乎乞求的姿态。
他搓着手，脸上堆着讨好的笑，声音干涩：“鲍哥，这个月的钱……”
鲍哥连眼皮都没抬，只是用脚尖，踢了踢脚边的那个信封。
“老江啊，钱好拿，事也要办好。你那个宝贝儿子，最近没闹什么幺蛾子吧？”
“没有，没有！”我爸连忙摆手，腰弯得更低了，“他安分得很，什么都不知道。药我们一直按时给他用着，医生也说他这辈子都没希望了。”
鲍哥这才站起身，走到我爸面前。
他伸出手，像安抚一条狗一样，拍了拍我爸的脸。那动作，充满了侮辱性。
“那就好。”他冷笑一声，“记住，让你儿子一辈子当个瞎子，对大家都好。”
“我那个不成器的侄子，年轻气盛，下手没个轻重。要是让他知道你儿子眼睛好了，能认出他来……哼哼，”鲍哥的眼神变得阴狠起来，“到时候，可就不是一辆摩托车能解决的事了。”
“一个瞎了的目击者，才是最安全的目击者。你懂吗？”
我在外面听得浑身发抖，指甲已经深深地掐进了掌心的肉里，却感觉不到一丝疼痛。
原来，是这样。
原来我爸妈，是为了保护我……
这个认知，让我的愤怒，瞬间变成了一种更复杂的、撕心裂肺的痛苦。
但同时，也有一丝微弱的慰藉。他们不是不爱我。他们只是，用了一种最懦弱，也最愚蠢的方式。
就在这时，鲍哥的手机响了。
刺耳的流行音乐铃声，划破了仓库里的寂静。
他看了一眼来电显示，脸上那种凶狠残忍的表情，瞬间变得无比柔和，甚至带上了一丝宠溺的微笑。
我透过那道狭窄的缝隙，死死地盯着鲍哥的手机屏幕。
尽管有些反光，但我还是清晰地辨认出了屏幕上亮起的那几个字，脸色瞬间煞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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