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辰岁首那次会演
——忆周总理逝世的日子
张平
准备了一个多月，把所有参加会演的节目都弄好了。按照师政治部通知，1976年元月8日一大早，我带着炮团演出队从仲达出发，到甲格台参加师里会演。汽车刚开出营房，广播里突然响起了哀乐。我心里“咯噔”一下——那位中央首长走了？接着就听到，广播员用沉痛的声音宣布：周总理逝世了！
车上的战友们开始议论：“这会演还搞吗？”但车已开出营房，没有接到通知，只能继续前行。
几个小时后，我们和各团演出队陆续到达甲格台。刚刚安顿大家住下，便接到通知：会演暂停，各演出队就地待命。
一天之内，大礼堂内原来准备会演的布置全部被撤掉，换成了悼念活动会场。一连几天，大家都怀着沉痛的心情，有的札花圈，有的做白花。把一切都准备好之后，各演出队和驻甲格部队在大礼堂举行了隆重、庄严的追悼会。参加悼念的指战员们心情格外沉重，师首长和全体参会的同志们个个胸前佩戴着白花。哀乐响起，有的同志不禁失声痛哭。
总理，你怎么走了呢？你怎么在这个时候走了呢？这是参加追悼会的全体指战员的共同心声。追悼会结束后，师首长和师机关各级首长迈着沉重的步伐，抬着官兵们精心制作的花圈，从礼堂前一级一级台阶上缓步走下，把花圈郑重的摆放在礼堂外的大操场上开始焚烧。随着一阵劈里啪啦的响声，队伍中一片哭声！甲格台上空，天气阴沉沉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
原计划五天就可以结束的会演，只能推到一周之后进行。那一周，甲格台处在一片沉闷之中，悲伤的气氛弥漫在雪山上空。
师首长了解部队的情绪，追悼会之后的第二天，时任副师长何志瑛来到各演出队看望大家。寒喧过后，都没人吭声了。何副师长似乎看出了大家的心思，于是坐下来慢慢说道：“总理逝世，这是谁也没想到的。你们已经来了，而且准备了那么长时间，会演嘛，一周之后再说吧，正常工作还得进行。大家在基层很辛苦，这一周就好好休息一下吧。”他的一席话，使大家沉重的心情缓解了许多。
七天过去了，一切工作恢复正常，会演按原计划举行。各单位按照安排，把事先准备好的节目一个一个呈现在舞台上。演的人尽量认真的演，看的人也尽量认真的看。但台下却没有了往年那种欢娱的气氛。在我参加的多次会演中，这是唯一一次气氛沉闷的会演。直到现在，那次演了些什么，几乎没有印象了。
会演结束后，我们回到团里，演出队即行解散。那一段时间，我的心情一直有点郁闷，始终觉得那里不对劲儿，仿佛有什么事要发生。果然，四月上旬，广播里播出了一条惊人的消息：清明节那天，天安门广场爆发了大规模悼念周总理的群众活动，人数达十万之众。首都民兵都出动了，而且与群众发生了冲突，还抓了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我一时也陷入了迷茫：悼念周总理怎么就成了反革命？我们的国家怎么了？
没过几天，报纸来了。我们几个干事立即围在一起读了起来。在一篇题为《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的报道中，有这样一首诗：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酒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这首诗，字里行间透出一股愤愤不平之气。虽然那篇报道把它当成“反诗”对待和批判，但我们几个干事看过之后，似乎感觉到有点异常，但谁也没说一句话，便各自走开了。
1976年真是个多事之秋，7月6日，朱老总逝世。7月28日，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9月9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也离开了我们。接二连三的天灾人祸像一块块石头压在每个人心头，几乎让人喘不过气来。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怎么能一而再，再而三遭受这样的重大打击？中国人民历来就有与命运抗争的传统，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果然，10月6日一声响雷，中国人民胸中压抑了许久的郁闷，终于在那个历史窗口喷发了。
历史再次证明：谁敢与人民为敌，他必将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
(注：文中照片均来自网络)
作者简介：
张平：笔名弓长。陕西乾县人，1966年入伍。曾任十一师炮团宣传干事。1972年开始写作。数十年来，先后发表并出版文学、新闻作品30余万字。著有“弦板腔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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