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6.01.07
当“斩杀线”这个源自游戏、形容角色脆弱状态被连招斩杀的术语，被一则由美国投资经理Michael W. Green分析美国普通家庭贫困状况的文章用来描述普通家庭在经济风险前的无力感时，它所击中的已不仅是网络情绪，更是蔓延于每个普通人对“从体面生活坠落”的真实焦虑。在香港的街头，从拾荒长者到负资产中产，从困于劏房的在职青年到被污名化的贫困社区，一种普遍的生存不安全感正在冲击着这座国际都会的繁华表象。
本文穿透“贫困线”的统计表象，直指香港社会中一条隐形的“社会性斩杀线”。其核心并非单一的收入不足，而是在高昂生活成本、单一产业结构与尚不完善的社会保障网共同作用下，个体尊严、生活安全与发展机会所面临的系统性风险。文章揭示，无论是老年贫困的固化、中产阶层的滑落焦虑，还是青年群体向上的无力感，都共同指向了经济增长成果如何更公平惠及每一位市民、社会保障制度如何有效“托底”的核心命题。
当“安居乐业”与“安享晚年”成为许多人的共同期盼而非现实保障时，这迫使我们追问：一个社会的韧性，究竟取决于它打造了多少闪亮的地标，还是取决于它为最脆弱的成员建起了安全港？在追求效率与竞争力的同时，如何构筑一个免于“跌落恐惧”的包容性社会，或许是香港和更多的城市在下一个发展阶段必须回答的核心考题。
引言
近期，“斩杀线”一词火了。“斩杀线”被界定为一种隐喻性概念，旨在反映美国普通人尤其是中产阶级在面对经济和社会困境时的脆弱性。舆论中“斩杀线”是指一条看不见的阈值，当个体的收入或社会地位跌破此线时，就可能经历一系列不可逆转的负面后果，如失业、债务危机、住房被拍卖等，最终滑向无家可归的境地。“斩杀线”一词引发大众对生活跌落和无家可归的恐惧，体现了情绪化的舆情传播特征，可以作为洞察社会心态的切入点。从更为聚焦的概念分析，“斩杀线”不仅意味着要去分析贫困线，而且要去分析一个社会的保障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兜底”。
从“斩杀线”看香港贫困问题
如果遵循上述对“斩杀线”的综合性理解，就会发现，分析香港的贫困问题会涉及到诸多面向。
（一）老年贫穷：拾荒者与露宿者
行走在香港的街头，推着小车拾捡纸板的高龄老人，或在桥下、公园长椅上蜷缩的露宿者，成为城市中无法忽视的日常景象。这些身影，只是香港贫困现实的一个切面。据统计，香港的露宿者人数自疫情以来显著上升，由2010年约400人激增至高峰时的逾1500人，当前仍维持在1400人左右。香港露宿者群体呈现显著的高龄化特征，有数据显示，50岁及以上的露宿者已成为主体，其中51至70岁的人士约占总数的60%以上。
这背后是一个更为严峻的宏观图景：香港的贫富差距正急速扩大。据乐施会数据，2019年至2023年间，贫富差距从34.3倍骤增至57.7倍；同期，收入最低家庭的实际收入下降了34.3%，而最高收入家庭则增长了10.5%。全港有超过136万人处于收入贫困状态。在这一结构性困境中，老年群体尤为脆弱，65岁及以上非经济活跃的贫困长者已超51万人，较2019年增长逾三成。其中，独居长者和双老家庭的收入水平令人堪忧。街头那些步履蹒跚、弯腰驼背的长者身影，正是这庞大数字背后，最具象而沉重的注脚。长者贫困与其他问题相关联，包括饥饿、医疗延误、养老院轮候时间长、心理问题、自杀率上升等。老年贫穷的成因，包括强积金覆盖不全、高龄津贴与综援金额不足，人口老龄化加速致劳动人口萎缩、抚养比变化，高龄就业歧视与通胀挤压生活预算，以及独居率上升、传统家庭赡养模式瓦解等多重因素。
香港没有全民养老金，养老呈现高度个人化与市场化的特征。香港强积金是以个人储蓄为核心的职业退休计划，仅覆盖约三分之二就业人口，家庭主妇、残疾病患等无正式工作的群体无法供款。资金存入个人投资账户，由私营基金管理公司运作，投资风险由个人承担。强积金仅覆盖养老部分，不包含医疗、失业、住房等其他社会福利。2015年，香港学者们曾联合发起“全民养老金”倡议，但并未实现。
为解决老年贫穷问题，香港为高龄长者提供了一定的社会福利保障。核心福利包括“长者生活津贴”（2025年起为4250港元）和“高龄津贴”（俗称生果金，1640港元）。这些并非覆盖全民的养老金，需要符合收入和资产限额，并且需要主动申请。其保障意在扶贫、提供最基本生存。香港为无经济收入能力的人群（覆盖长者、身体残疾或患有严重疾病的无经济收入者）提供综合社会保障援助（综援），但与“长者生活津贴”和“高龄津贴”不可同时领取。这些福利在香港高物价、高租金环境下都难以覆盖基本生活开支，仅靠政府补贴易陷入贫困。香港贫困研究学者黄洪指出，综援补助不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对于无房产、失业、单身老龄群体，难以同时支付租房费用、食品与医疗开支，有些人便选择露宿街头以节省开支。虽然许多老龄长者有工作意愿（特别是为了缓解经济压力），但市场提供的岗位多集中于低技术、高体力的服务业，如保安、清洁等，老龄劳工面临体力下降、社会偏见等问题。一些失业老龄群体走向街头拾荒，每日只赚得饭钱的微薄收入。
流浪在香港街头的老人（图源：Getty Images）
（二）中产脆弱性：阶级滑落焦虑
香港的中产阶级在过去几十年中曾被视为经济增长的受益者，但近年来却经历了显著的经济压力。香港长期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形成高度单一的服务业主导结构（达90%以上），服务业内部分化严重，高端服务业倾向于吸纳高技能人才。大量劳动力转向流通性、生活性服务业，薪资增长乏力。同时，阶层固化加剧导致向上流动通道收窄，中产缺乏产业多元带来的发展空间与收入保障。高杠杆买房成为阶级跌落直接导火索，不少中产在楼市高位入场后遭遇房价持续下跌，房产沦为负资产，不仅要承担高额月供，还可能面临银行要求补充首付的压力，加上教育、医疗、外佣等刚性开支，现金流极易断裂；经济下行期行业收缩，薪资停滞甚至失业的情况频发，侵蚀中产实际收入；部分中产盲目投资创业或陷入理财骗局，在零售低迷、市场波动的环境下遭遇巨额亏损，进一步加速资产缩水。如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2003年SARS、2008年金融海啸、2019年社会事件与新冠疫情等，这些宏观冲击导致大规模裁员、资产（房产、股票）价格暴跌，使中产家庭成批陷入困境。中产阶级的经济困境不仅影响到他们的生活品质，还对香港本地消费与整体社会心态造成冲击。
香港社会各界对“何谓中产”存在巨大分歧，政府官方也未提供明确定义。或许可以从财务与生活安全感的角度理解“何谓中产”，管理学家大前研一曾用一个简洁的“三问测试”来进行界定中产：你是否因房贷压力巨大而不敢购房？是否因经济顾虑而不敢结婚或生育？是否在为子女未来的教育费用深感焦虑？只要有一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便意味着个人已告别了传统意义上的中产安稳状态。在经济下行大环境下，“中产”标签背后也隐含着“阶层滑落”的焦虑，随着房价、教育、医疗等核心支出不断攀升，让许多中产家庭的稳定性非常脆弱。当前“中产”也常与“高负债”、“高压力”等标签相连。香港学者吕大乐教授指出香港中产比重约为20%-30%之间，可一些收入达到一定金额的香港居民不认为自己是中产，反映中产未来安全感匮乏。即便收入较高的中产也存在多重顾虑，如担忧退休保障不足。香港中产的不安全感蔓延到整个社会，有数据显示，受经济压力、工作时长和住房等影响，香港生育意愿持续下降。
（三）被忽视的“在职贫穷”与“青年贫穷”
自2021年以来，香港不再采用“贫困线”计算贫困人口，而推行“精准扶贫”政策，重点关注长者户、劏房户、单亲户三个类别，涉及约95万人。单亲贫穷多为女性照顾者为了方便育儿选择了兼职等较低收入的工作，导致了贫困。目前政府只关注三类群体，该标准收窄了贫困人口范围，并未考虑“无家者”、“在职贫穷”、“贫困青年”等群体。
“在职贫穷家庭”指的是，家庭中至少有一名成员参与工作，但该家庭的总收入仍低于贫困线的现象。这个现象打破了“只要努力工作就能脱贫”的观念，通常与从事低工资、低技能工作有关。香港乐施会2024年统计显示，香港在职贫困人口约为20万人，半数为全职工作人士，近六成从事非技术性以及销售和服务工作。在职贫穷中一部分群体为青年群体。2017年扶贫委员会调研发现，大部分贫穷青年为18-24岁的学生，在职青年的贫困率最低。
香港青年受教育程度不断上升，面对高物价、租金，部分高学历青年却依旧自感贫穷。2022年岭南大学调查显示，近四成受访青年自认为贫穷，受访青年多数拥有学士学位或已完成副学士课程，但收入普遍低于香港收入中位数。香港学者叶兆辉指出，香港不同行业工资涨幅存在较大分化，高级专业和管理岗位的收入增长最高，而非技术的劳动收入呈现负增长，在青年群体中，不同行业收入分化严重，青年向上流动机会大大减少。高昂生活成本中，住房成本成为核心负担，面积较小私楼单位的楼价和租金则不成比例地增加，而高学历毕业生收入增长远不及楼价涨幅。不少香港青年希望独立居住，因为租金高不得不与家人同住。
（四）贫困羞辱与社会心态
在香港，贫穷羞辱现象普遍存在，这种现象不仅体现在对低收入群体的偏见和歧视上，还体现在社会对经济困境的无情评判与嘲讽。例如，曾经风光无限的香港艺人因负债而被迫露宿，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加深了公众对贫困的刻板印象以及对贫困的耻辱感。这种贫穷羞辱不仅增加了经济困难者的生存焦虑，还使得他们在寻求帮助时更加羞愧和犹豫，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孤立感。一些街区也因贫困聚集被污名化，如深水埗、元朗、天水围等地区，常常被认为是贫困和低收入家庭集中居住的地方。许多低收入家庭居住在劏房等狭小、环境较差的居住空间，这种居住条件的恶劣常常被外界视为社会底层的象征。有研究指出，香港自杀率较高的地区与贫困聚集区具有一定关联性。香港地理空间有限，贫困与富裕或一街之隔，或处于同一空间，形成鲜明对比，看得见的贫富分化增强了香港社会整体的生存焦虑。
位于香港深水埗的通州街公园是九龙区一个露宿者集中的聚居点（图源：BBC）
学者郑永年指出，健康壮大的中产阶层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社会稳定亦关乎健康的社会心态。中产焦虑、底层贫困导致的心理问题，在宏观社会心态也有所反映。香港居民的心理健康状况近年来呈现恶化趋势，高压生活环境与经济负担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团结香港基金2022年的数据显示，近半数居民有抑郁症状，约每5个香港人中就有1个经历心理健康问题，其中儿童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风险尤为突出。学业与前途所引发的焦虑和抑郁情绪普遍存在，个别自杀案例通过口耳相传，令人倍感痛心。
结语
贫困问题的讨论空间很大，本文并不试图进行面面俱到的分析。本文将“斩杀线”的讨论具体落在了香港社会，聚焦经济压力与社会心态。作为中西文化影响下的东亚社会，香港社会经历个体化进程，一向重视个体的养老责任，社会风气崇尚奋斗，文化观念推崇“安享晚年”。在经济结构、老龄化、分配制度和福利保障等结构性因素共同作用下，香港当下正面临老年贫穷问题凸显、中产群体滑落、青年在职贫穷等挑战，指向了可预见的民生压力与生存隐忧。香港贫困人口在社会保障制度下尚能温饱，但无论是曾经的“贫困线”、还是现时的“精准扶贫”，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贫穷会导致身体健康问题、污名化与心理问题，或许可以理解为一种“生活性斩杀”，导致焦虑与悲观弥漫的社会心态，不利于社会未来的长远健康发展。“斩杀线”作为模糊的概念，触发和表达了民众的焦虑不安情绪，反映了社会对“安居乐业”、“安享晚年”的共同期盼。
香港虽未出现如美国般大规模的“无家可归”危机，但一条关乎尊严、安全与发展机会的“社会性斩杀线”已然浮现。就其原因，涉及其产业结构变迁、社会保障体系、财富分配模式等制度性问题。在经济增长放缓、贫富分化加剧的背景下，香港应构筑更具韧性的社会安全网，以抵御个体与家庭所面临的“系统性斩杀”风险，从而守护社会发展的底线与未来。
本文作者
张赛：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博士后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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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 伍子尧
排版 | 詹蕴第
初审 | 覃筱靖
终审 | 冯箫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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