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深秋，北京城的早晨透着凉意。李敏刚推开窗，院门口便响起脚步声。来人递上一张清单：一台二十英寸松下彩电、一台雪花牌电冰箱、八千元现金，以及一句简短的话——“毛主席交代的，交给李敏同志”。这份迟到五年的嘱托让她愣在原地，良久才低声说：“爸爸，总算收到了。”
李敏不是第一次感到父亲的关怀姗姗来迟。早在一九七五年，弟弟毛岸青、妹妹李讷就各自拿到了相同数目的款项与家电。彼时父亲仍在，特地留出一笔“孩子们的心安钱”。谁也没想到，一年后，他撒手而去，遗嘱并未详列财产，只有口头吩咐：把相同的心意交到所有子女手里。因李敏常年陪伴母亲贺子珍在外地，直到一九八一年，中央办公厅才补齐这份“父亲的欠账”。
要弄清八千元和两件家电从何而来，得追溯到三十多年前。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选集》发行量节节攀升，国内外各种语种版本齐上架，仅一九五〇年左右，版税就突破百万元。那个年代，一斤面粉不超过两角，这笔钱放到今天，已是天文数字。
巨额稿费没有流入私人账户，而是存放在中南海专设的“特别会计室”。经手人赖祖烈曾回忆，主席向来一句话：“钱记我名，支出要归公。”几本账薄上，用途被标得清清楚楚：购书、捐助、调研费用、家庭开销，仅此四项。从未出现珠宝、豪宅之类的奢侈名目。
购书是一大块。主席读书随时随地，马背、船舱、行军途中皆可见他翻页。到六十年代，丰泽园里光线装古籍、外文原版就堆到屋顶。许多人惊讶于他的藏书数量，可会计室清账才知道，大部分花的是他自己的稿费。到了晚年，眼睛不济，需要大字号排印，他依旧毫不犹豫“再购一批”，标注“从我稿费列支”。
再看资助。求助信寄到中南海的，多半被批复“从本人稿费支出，数额三百元”或“二千元”。李淑一、唐生智、故乡韶山的贫苦乡邻，都在名单上。章士钊的故事更为人熟知：一九六三年起，每年春节前夕，工作人员都准时送去两千元。章老先生推辞，主席只轻轻一句：“说是还钱，你当补贴。”简短对话，却蕴含着浓浓的人情味。
对待身边工作人员，他同样“下重本”。司机朱德魁生病，吴旭君护士奉命送去三百元“加餐费”；卫士田云玉为工资发愁，主席招手把人叫来：“我贴你六十元，行不？”田云玉连连摆手，老人在灯下叹了口气：“钱这东西，人人都要，又害人。”一句朴素的感慨，道尽他对金钱的复杂态度——必要，却绝不神圣。
家庭费用其实不高。自一九五五年起，他把自己的行政级别薪金主动下调到四百余元。家里人口多，光主副食就常把工资花个精光，只好再向稿费动手。即便如此，吴连登清点时发现，老人过世后身边只剩五百多元零用。别说房产存折，就连常换的中山装也只有几套旧衣。
给贺子珍的支援尤其细密。三十年代长征负伤，弹片一直留在体内，后又远赴苏联治疗，费用几乎全由主席承担。解放后，她长期住上海疗养。陈毅市长打包票保障医疗，他仍放心不下，特批稿费：药费全额报销，生活另给补贴。不愿落下“公私不分”的口实，他要求全部走会计室，账目对外公开。
李敏后来整理父亲手迹，发现一张折痕斑驳的小纸条：“给孩子们每人八千元，一台彩电，一台冰箱，足矣。”寥寥数字，体现的却是严格的“等分”原则。对外慷慨，对家人节俭，这是他的习惯。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当全国人民在泪水中送别他时，国家财政部接过由特别会计室转来的数字：全部稿费及存息，合计一百余万元，已提前拨付给国库及教育、医疗专项基金。除了子女那三万二千元，他一分未留。
外界常用“清贫”形容他。可若只看衣食住行，两个字并不足够。更贴切的词也许是“分寸”。买书、扶困、给战友亲人雪中送炭，全靠分寸；给自己、给孩子、给家庭开支，同样分寸。李敏抱着那台彩电，想起父亲读书时常用的蓝铅笔圈点：“一粟千秋”，心里忽然明白——八千元算不上巨额，却足以映照他生前一贯的理财尺度：取之有道，用在应处，再大一笔钱，也要花得让人心安。
彩电亮起，那是一九八一年冬天北京最早的色彩。李敏抬头望着屏幕，仿佛又看见父亲伏案批阅的背影。 произве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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