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六九年，康熙八年。
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差点改写东亚版图的大事。
大清刑部尚书明珠，揣着康熙皇帝的亲笔信，顶着风浪跨过海峡，直接把谈判桌摆到了郑经的鼻子底下。
这信里的条件，放在今天看都觉得不可思议：不用剃发，不用易服，除了名义上承认是大清的藩属，台湾该怎么治还怎么治，完全高度自治。
说白了，这就是当年爱新觉罗家给出的“最大诚意”，只要你郑经点个头，大家面子上过得去，你依然是岛上的土皇帝。
可郑经这人吧，也就是个“守成之主”的料，偏偏得了“开疆拓土”的病。
面对这份几乎是天上掉馅饼的协议，他竟然想都不想就给拒了。
他的理由很奇葩，非要学“朝鲜例”——意思是我只纳贡，不称臣，咱们是国与国的关系。
这一下算是把康熙给整破防了。
年轻的皇帝直接拍了桌子：“朝鲜从来就不是中国的地盘，你郑经本来就是中国人，谈什么朝鲜例？”
机会这东西，就像那这海里的浪，来的时候你不抓，退的时候能把你卷死。
很多人总觉得那时候清朝想吞并台湾是蓄谋已久，其实真不是。
康熙刚亲政那会儿，家里也是一地鸡毛。
前有鳌拜专权搞得朝廷乌烟瘴气，后有吴三桂这帮藩王拥兵自重，国库里穷得耗子都含着眼泪走。
那时候的大清，是真心想当个“甩手掌柜”，只要东南沿海别闹事，稍微给点面子也就拉倒了。
可惜郑经身边的谋士太能忽悠，天天给他灌迷魂汤，让他觉得那道海峡就是天堑，北边的满人根本也就是旱鸭子，下不了水。
这郑经也是真敢信。
他甚至还搞出了独立的年号，自称“东宁国”，这就不仅仅是谈不拢的问题了，这是在法理上直接打康熙的脸。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1673年，吴三桂在云南反了。
这就是著名的“三藩之乱”。
按理说，这是郑家“反清复明”千载难逢的机会，要是这时候郑经能有点大局观，和耿精忠配合一下，搞不好真能把清军堵在长江以北。
结果呢？
这哥们带着大军杀回福建，正事不干，先忙着跟友军抢地盘。
为了争那几个县城的税收，竟然跟耿精忠打起来了。
这种神级“猪队友”的操作，简直是给康熙送人头。
就在福建前线折腾了这几年，不仅把郑成功留下来的那点老底赔了个精光，还把福建老百姓得罪了一遍。
等到1676年耿精忠一看形势不对投降了，郑经才发现自己成了光杆司令，只能灰溜溜地带着残兵败将撤回台湾。
这一来一回，那是真的伤筋动骨，台湾内部经济直接崩盘，米价涨得离谱，老百姓怨声载道。
这时候的康熙，早就不是当年那个忍气吞声的少年天子了。
三藩平定后，大清的国力那是蹭蹭往上涨，腾出手来的康熙，终于把目光死死锁定了海峡对岸。
而此时的郑经，因为郁闷加上纵情酒色，把命都给作没了，留下个12岁的孩子郑克塽接班。
这简直就是天要亡郑。
这招太绝了。
要知道，施琅当年可是郑成功的得力干将，就因为点私事，全家被郑成功杀了。
他在大清这边坐了二十年冷板凳，心里的火早就烧到了嗓子眼。
康熙用他，就是要用这把最锋利的刀，去割断郑家最后的幻想。
有些仇恨就像陈年的酒，放的时间越长，劲儿越大。
1683年6月，施琅带着战船杀向澎湖。
这一仗，完全就是降维打击。
施琅根本没按套路出牌，搞了个“梅花阵”，五条船打人家一条，加上清军改良后的红衣大炮，射程和火力完全碾压。
反观郑军那边，主帅刘国轩虽然也是个狠人，但在绝对的实力差距面前，所有的战术都成了笑话。
澎湖防线一天都没撑住，直接全线崩溃。
刘国轩浑身是血跑回台湾，带回去的消息让整个台湾府瞬间炸了锅。
这时候郑克塽那帮人才想起来要投降，可惜晚了。
当年的“朝鲜例”你是别想了，现在连保命都得看造化。
1683年9月，施琅的旗舰大摇大摆地开进了鹿耳门。
那一刻，不知道九泉之下的郑经要是能看到，会不会想抽死当年那个拒绝明珠的自己。
这场历时二十多年的拉锯战，最后以一种极其惨烈的方式画上了句号。
郑氏家族用三代人的基业，给后人买了个教训：在国家统一这台巨大的历史机器面前，任何想要搞分裂的小算盘，最后都会被碾得粉碎。
别以为有海峡挡着就没事，实力到了，天堑也能变通途。
康熙二十二年八月十八日，施琅登上台湾岛，接受郑氏集团投降，从那一刻起，海峡两岸真正归于一统。
参考资料：
邵循正，《郑成功收复台湾》，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
江日升，《台湾外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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