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9月的一个深夜，北京中南海西花厅的灯还亮着。桌上摊开的电报纸被风吹得微微卷边，邓小平戴上老花镜，盯着那份措辞恳切的报告——写信的人正是远在华盛顿的黄镇。邓小平读到一半停了笔，对秘书低声嘟囔：“老黄这是要撂挑子呀。”
信里，黄镇把自己几个月来的苦闷掖也没掖：“身体不济，处处掣肘，恳请组织考虑调离。”他用词客气，却挡不住行间透出的烦闷。邓小平抬手在“调动工作”四个字下划了重重一横，随后又摇了摇头，叹了一口气。
往前倒两年，黄镇在法兰西的九年任期刚画上句号。1973年4月，他回到北京，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汇报。毛泽东问：“从法国调去美国，你觉得是升是降？”黄镇笑而不答。毛泽东拍拍他的肩：“联络处比大使馆大得多嘛。”一句玩笑，定下了他赴美的使命。临别时，毛泽东叮嘱：“先到农村看看国内气象，了解老百姓日子。”
黄镇于是拎着行囊重回太行山。当年战火纷飞时，他在那片山岭指挥过游击战，如今硝烟散尽，梯田里站着笑呵呵的庄稼人。黄镇感慨：老区换了模样，老百姓终于盼到了好光景。
同年5月29日清晨，一架客机降落在纽约肯尼迪机场。三小时后，基辛格在办公室里同他初次寒暄。第二天上午，尼克松就把这位“中国联络处主任”请进椭圆形办公室。《华盛顿邮报》惊讶地写道：“抵美不足二十四小时，已坐上总统办公室的金色扶手椅，这种速度不同寻常。”美国政坛随后掀起了“结识黄镇热”，参议员、州长、商界人物排着队递名片。黄镇抓住每一次会面，用一句地道英语开场，再用太行口音的普通话落尾，显得亲切又不失分寸。短短半年，他在华盛顿圈下了三届总统、两任国务卿的朋友圈。
然而，光鲜背后并不轻松。联络处正身处敏感期，国内形势也有波动。1975年春，一股指责浪潮突然指向黄镇——有人说他“对美过于热络”，有人挑他的身体毛病，更有人暗地递材料。短短几周，他夜不能寐，甚至咳血。无奈之下，他提笔给中央写了那封“辞职请求”。电报飞抵北京时，外交部部长乔冠华愣住了，急忙抱着电文闯进西花厅。邓小平听完来龙去脉，提高了嗓子：“连黄镇都容不下？实在不行我把他调总参，当副总长！”这一句把乔冠华吓出一身汗。
当天夜里，邓小平亲自改电稿。他拿铅笔把“批准调动”划掉，换成简短一句：“诸事繁多，故不宜考虑调动问题。”斟酌片刻，又加了六个字：“望安心继续工作。”落款“邓”。修改完，他把铅笔往桌上一放，苦笑道：“老同志了，别折腾。”
10月17日，黄镇因陪同基辛格访华暂时回京。12月2日，毛泽东接见福特总统，席间突然对黄镇发问：“你还想不想回美国？”黄镇立正答：“完全听主席指示。”福特在旁接口：“我们需要他。”毛泽东挥手道：“那就再干一年吧。”几句对答，把他的去留定了下来。会见结束后，毛泽东边走边说：“老家伙还是有点用处的，不要轻视老家伙。”
黄镇于是又在华盛顿干到1977年。那一年冬天，他接到中央电话：调任文化部。对一位久经外交场合的少将来说，文化事务似乎有些“跨行”。但命令就是命令。12月，他把几位副部长叫到家里，拍板先抓四件事：整队伍、拨乱反正、恢复秩序、落实“双百”。会后，他风风火火跑了数十个省市，把沉寂多年的剧团、画院、出版社一点点扶上轨道。不少同行感叹：“老将军硬是把文化部当前沿阵地打。”
国外文化交流任务随之激增。1980年，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挂牌成立，黄镇兼任主任。那两年，他常拄着拐杖往机场跑，亲自送演出团出国。“别紧张，把最好的节目给人家看。”他总是这么叮嘱。1981年，中国与16个国家新签文化协定，总数增至82个。外电评论：“这是中国文化外交的加速期，背后站着一位曾经的太行山将军。”
1982年，机构合并，他主动退居二线。“老同志该让位于年轻人，我们还有力气做传帮带。”这句话，他说了不止一次。离开机关后，黄镇喜欢自掏腰包下乡看看。他在苏北一所小学门口停了脚步，问孩子：“学费贵不贵？”孩子回答“不要钱”，他笑着摸了摸那孩子的脑袋。同行的人说他眼圈都红了。
1989年12月10日，黄镇病逝于北京医院，终年八十岁。噩耗传来，邓小平沉默许久，只说了一句：“黄镇同志，是可惜了。”几天后，一份简短挽词贴在八宝山礼堂门口，没有耀眼头衔，只有一句评价：“鞠躬尽瘁，平易近人。”
回看黄镇的一生：从八路军副司令部到巴黎公使馆，从椭圆形办公室到文化部大楼，他始终在岗位间奔走。那封写于1975年的“辞职信”没能把他拉回国内，却让邓小平摇头又叹气；而千里之外的外交舞台，因为他的坚持，少了波折，多了几分稳健和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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