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3月的一天清晨，上海黄陂南路的邮局里出现了一封落款“陈××律师事务所”的挂号信，收件人却在太平洋彼岸。拆开信封后，留美多年的龚雪第一次看见那行铿锵有力的手写体——“这些都是不负责任的谣言，是毫无事实根据的”。这短短一句，像钉子一样把尘封十年的流言定在了墙上，也替她压下了长久挂在心头的石块。信纸并不厚，背后却是一段从1960年代延续到1990年代的曲折轨迹。
1953年11月，申城飘雪，她在一声啼哭中来到世界。父亲做美术设计，母亲任图片社经理，家里三餐讨论最多的不是菜谱，而是电影镜头。那年头，能进影院是一件奢侈却光彩的事，而小姑娘偏偏喜欢在银幕前发呆。后来父亲给她买的连环画里，雷锋、黄继光成了常客，这些故事把“当兵”两字刻进了她的理想清单。
1970年，全国上山下乡运动如潮水般推进，17岁的龚雪主动报了名。江西的水田泥泞、蚂蟥频繁，许多知青磨破脚板叫苦连天，她低头干活却少抱怨。试想一下，凌晨四点摸黑拔秧，脚腕被吸血虫叮得冒血珠，仍要咬牙撑到天亮，这股子韧劲在往后几十年里不断显现。
艰苦的环境没彻底吞掉那点文艺火花。农活之后，她加入宣传队，白日插秧，夜里排练。1973年，她如愿穿上绿军装，成为解放军文工团的一名文艺兵。第一天领到制服，她拍下一张照片，一份寄往上海父母手中，另一份贴在床头，像是替自己按下的“确认键”。
1974年，部队要排话剧《万水千山》，缺一个卫生员。老师推荐了刚满21岁的龚雪。她把剧本摊在桌上，一笔一划圈人物动作。舞台灯亮，她第一次感到聚光灯和掌声原来能发热。五年的话剧生涯，是她表演技巧的熔炉，也是下一步翻进电影圈的跳板。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1979年正月初一。深冬夜路结冰，她骑车去军医家拜年，车轮打滑摔断腕骨。伤养了整整两个月，总政话剧团外出演出，她却被困在上海。恰好长影《祭红》剧组来挑演员，导演一眼相中这位带着石膏板的姑娘。自此，银幕的大门彻底对她敞开，《顽主》《飞来的早晨》《大桥下面》一部接一部，让她成为八十年代明星榜首屈一指的名字。
事业高峰时，1983年她随代表团赴加拿大参加电影节，途中短暂停留德克萨斯州州立大学，认识了同乡学者张迅。两人第一次握手，他略带紧张地说：“看过你的《幸运的歌》，镜头干净，有灵气。” 龚雪微笑，没料到这句寒暄竟成佳话。邮件往返了一年，张迅在信里讲他自修英语、考取公费名额的艰辛。1984年暑假，他回国探亲，两人在上海外滩散步到凌晨两点，决定给彼此一个家。婚期原定1985年底，却因拍摄档期推迟到次年。
就在婚礼筹备期间，流氓案的阴影突然袭来。1985年春，几名不法分子因聚众淫乱被捕，其中有人故意抛出“龚雪曾被邀请”之说。没有澄清渠道，谣言像带刺的蒲公英满天飞。影视圈议论纷纷，剧组临时换角，广告合同暂停，她几乎被按下暂停键。压力之下，她选择暂别影坛，悄然赴美。
1990年，法院卷宗移交存档。为涉案人员辩护的陈姓律师在阅卷时发现，所有证据都与龚雪无关，连旁证都称她“从未出席相关聚会”。他主动写信告知当事人，“社会传闻缺乏任何事实支撑，请放心。”这才有了开头那封跨洋信。可惜此时国内媒体早换新话题，公众记忆仍停留在旧标签，她没有再公开发声，专心陪伴丈夫完成博士后研究。
2007年盛夏，他俩带着女儿落地浦东。机场人群里，仍有人认出那张熟悉的笑脸。岁月在她眼角刻下浅浅纹路，却带不走银幕上的神采。律师那封“毫无事实根据”的证明复印件，她一直夹在护照里，如同钥匙，彻底锁住了那段纷扰。
短短数纸公函，撕开谣言的面具；漫长三十余年，见证一位影星与时代同频的浮沉。至此，关于“流氓案”的种种猜测终有落点——一纸白字黑字，比任何回应更具分量，也让龚雪得以重新站在银幕和生活的交界处，继续她未竟的安稳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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