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毛主席接见一军区生产部长，引其妻疑惑，部长：我们关系匪浅|军区|延安|生产部长

1950年盛夏的一个傍晚，南京玄武湖边的热浪还没散去，华东军区后勤部生产部长王勋推开家门，鞋底粘着尘土。妻子徐寄萍瞧见他手里那只写着“中央办公厅”字样的牛皮纸袋，眉头瞬间挑起。这一次，他从北京开完会回来，比预定时间早了整整两天，行李里除了公文包还多了几样北京特产。

王勋把礼物摆上桌，眯眼笑着，仿佛长途奔波的疲倦被瞬间洗净。徐寄萍盯着桌角那盒稻香村点心，话锋却直奔主题：“听说这次会议规格不低，你们部门的人真见到毛主席了？”短短一句，把屋里的风扇声都压住。王勋对着妻子比了个“噤声”的手势，嘴角却压不住得意：“关系匪浅，当然见到了。”

“你级别再升，也只是军级干部，哪有机会直接见首长？”徐寄萍不解。王勋轻轻拍了拍胸口，压低声音道：“其实——我叫毛泽全，主席是我堂哥。”这两句话不过十七个字，却像两颗石子落水，在徐寄萍心里激起连环涟漪。她先是怔住，随即脱口：“怎么从没听你说过？”

要追溯两人的渊源，还得回到三十年前的湘潭韶山。当地按字辈排行，排行“泽”字的一共有十兄弟，毛泽东排第三，毛泽全排行第九。毛家祖上耕读，子弟却大多走出田垄，投身新潮。1928年前后，毛喜生一家因战乱南迁，毛泽全便与堂兄润之日渐少聚。

1938年秋天，延安落日染红宝塔山。毛泽全背着挎包，沿着崎岖山路抵达中央党校。那一年，他二十五岁，行李里只有两套灰布军装和一本《共产党宣言》。报到后的第三天，毛泽东特地在杨家岭窑洞接见了远道而来的堂弟。兄弟俩席地而坐，窑洞里亮着昏黄的油灯，润之笑着说：“湖南伢子，不在田里薅草，偏要来延安磨枪，是件正经事。”这一夜，两人交谈良久。

从中央党校毕业后，毛泽全被分到新四军皖南岩寺兵站任政治指导员。兵站日夜转运物资，日军的空袭警报隔三差五响起。袁国平担心他暴露身份，建议改名。毛泽全一听，回头望向军部大门口刚立起的“新四军军部”石碑，沉吟片刻，提笔写下两个字：王勋。“王者自持，勋功自许”——他解释得云淡风轻。

改名后，他先后转战繁昌、南陵、苏中、孟良崮，永远跟在主力部队后面修桥铺路、运粮送弹。有人打趣：“打仗看前线，打胜仗得看王指导员能不能把米袋子送到位。”抗战胜利、内战再起，他仍守着那堆布票、粮票、军械清单，被兄弟们戏称“随军账房先生”。

1943年春，雨水顺着瓦檐滴进苏中新四军一师供给部的小院，徐寄萍抱着账本跑进值班室，躲开一片泥泞。她抬头，撞见正俯身整理物资的王勋，两人对视一眼，并未多言，却在往后岁月里互相牵绊。半年后，他们在战地礼堂用几束野百合完成婚礼。

1949年4月，长江北岸的灯光映着渡江战役的火舌。王勋作为军需处长，坐在舱面写标号，脚下是即将南渡的弹药箱。那一夜，他收到堂兄亲笔批示：“务必保障前线补给，无论多难”。字迹遒劲，油墨尚湿。王勋抚纸良久，最后把批示折好，缝进军衣内袋。

新中国成立后，组织决定王勋出任华东军区后勤生产部长。1950年，他携手下列队进城，经常往返南京与北京之间。8月那次会议，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接见参会的生产部长们。会后，主席示意叶子龙留下王勋。兄弟俩再度相见，相隔十二年。

毛泽东握住王勋的手，笑问：“这回不叫毛泽全了？”王勋应声：“堂哥，打仗时需要化名，现在江山已稳，泽全也可以堂堂正正了。”一句玩笑，拉回了多年前延安窑洞的夜色。主席随后关切地提到嫂子和孩子，约定改日一家来中南海叙旧。

1952年初冬，王勋举家迁往北京。那天傍晚，雪花落在新华门石狮子头上。菊香书屋里炉火正旺，毛主席翻着文件，看见来客，大声招呼：“泽全，快进来！”三个孩子怯生生地站在门口，徐寄萍紧了紧呢子大衣。毛主席亲自倒茶，又吩咐厨房准备湘味“四菜一汤”，全是苦瓜、茄子、剁椒一类家乡味。席间，毛主席转身对徐寄萍说：“革命家庭，好！”简单两个字，却让她的手心温热了许久。

晚宴结束，叶子龙将一包奶糖塞到孩子怀里。汽车出中南海东门时，毛主席在雪地里挥手，车内灯光打在王勋脸上，显出细密泪纹。他把视线投向夜空，没有多言。

1957年，王勋调往内蒙古集宁。草原风干裂口，物资供应比江南更难，却正合他本行。他依旧在仓库与车皮之间奔波，文件袋里塞满配给表和缺口统计。数年间，他曾三次申请进京探亲，都因工作脱不开身未能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