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的一天，北京后海的冰尚未完全消融，清晨的薄雾中，一位花甲老人拄着竹杖，在警卫引导下步入中南海侧门。老人姓王，名季范，湖南湘潭人，出生于1884年。此行，他肩上背着一只陈旧行囊，里面只有几件换洗衣服和两本讲义。就在三天前，他才刚抵达北平，还未来得及多看几眼古都风貌，就被那封久违的手书请到了国家的中枢——书信落款是“泽东”，称呼他“九哥”。
外人不一定知道，这位老人既是毛泽东少年时代“借钱买书”的表兄，又是曾在湖南一师耐心施教的先辈。1913年至1920年，两人在长沙多年相处；往后革命风云骤起，亲友纷纷失散，他们却一直靠零星信件维系情分。1927年，毛泽东赴井冈山，王季范被调往湖北任教，两人分路而行，此后一别二十三年。
1949年10月，开国大典刚过，百废待兴。毛泽东翻阅旧人名册时，看见“王季范”三字，不禁停笔。据身边工作人员回忆，他轻声念叨：“九哥能来北京就好了，学校里那点薪水，留不住他的学问。”于是，一封饱含亲情的邀请信从北京飞往汉口。得到信后，老人犹豫了一夜。妻子劝道：“国家新办，正缺先生这样的老人。”他点头，又看了看案头那盏用了几十年的煤油灯，说：“好，我去。”
首次重逢发生在菊香书屋。灰呢大衣刚一褪下，王季范就被毛泽东紧紧拉住手臂。“九哥，你的胡子都白了。”话音有些哽咽。老人笑答：“你也老了，才是真快。”短短一句，覆压了二十三年的山水阻隔。随后两人谈旧事、谈教育、谈恢复经济，半日未停。侍从提醒用餐，毛泽东顺手把王季范的碗盛得满满：“先垫底，再议正事。”
正事是什么？老人心里清楚。晚饭后，他试探着说：“来北京，总不能白占一口饭。润之，有什么事给我干？”毛泽东一拍桌沿，大笑：“我已替你盘算好。”不多时，一份政务院参事任命报到王季范手中。职位不高不低，却能直接向国务院领导建言。老人自觉才具平平，推辞：“参事恐非我所长。”毛泽东摆手：“你一生勤恳，熟教育、懂民情，合用得很。”
9月，王季范正式到位。彼时他已六十六岁，腿脚患有风湿。周恩来听说后，考虑到中南海到他住处来回五公里，便让秘书处安排车辆与打字员各一名。老人谢绝：“国家刚复苏，汽油金贵，人手紧张。我不缺腿，也不缺眼。”于是，天蒙蒙亮时，他总会准点从西单住处出门，沿中南海墙根慢慢挪。卫士看他吃力，递过一把旧自行车铃铛做拐杖铃，“响声大，车马避让安全”。这小物件后来伴随老人十余年。
参事室里，老式卷宗堆如小山。王季范戴上老花镜，用自带狼毫笔批注。每天黄昏，他才合卷，抄写所思。有人劝：“王老，何不口述，由秘书速记？”他摇头：“字落在纸上，心才踏实。”一年下来，他提交关于高校师资、乡镇义学、扫盲教材等建议六十余条，多被国务院采纳。周总理批语中赞：“凡教育部牵涉基层难题，可先询王季范。”
生活上，老人近乎吝啬。三餐素净，雪里红常年不缺，偶尔加一碟煎豆腐。他向故乡来京探亲的表侄唯一索要过东西：“去乡下帮我捎把高粱穗编的刷把，张妈洗锅顺手。”侄子本以为听差，却还是带来一捆。老人摸着刷把，眉开眼笑：“三块土坷垃捆一捆，家乡味啊！”
1966年起，全国风云翻涌，老人被要求作自我说明。毛泽东指示：“九哥无事，老教育家。”红卫兵进门翻箱倒柜，只找到几箩旧教案。一个学生问他还有何物，老人叹：“一支粉笔，早磨成尘。”难得的幽默，让在场的年轻人面面相觑，仓促散去。
1971年元旦，毛泽东身体已现病象，仍请王季范阖家赴中南海吃饭。席间，他关心地问：“思乡否？”老人点头。毛泽东提议：“待春暖，你去湖南视察学校，顺道探亲。”老人当场应诺。3月，湖南省委安排专车，老人在韶山停留七日，看故土、访师友、查师范校舍。行程结束，他在笔记里写道：“江山新，人心亦新。”这一句，再无人看到。
回京后，他将整理好的湖南教育调研材料亲手交给国务院办公厅。翌年7月25日晨，老人病逝，享年八十八岁。消息传来时，毛泽东卧病御景园。听取汇报后，他沉默良久，让工作人员送去花圈，并亲笔写下挽词：“九哥千古，毛泽东敬礼。”绢带一落，医护见他眼眶微红，却都默然退至门外。
追悼会上，没有乐队，没有花圈盈堂，只有一排排手写挽联。参事室的年轻人回忆，当时桌角还摊着老人改完半的文件，笔迹遒劲。那是他生命最后一夜的工作。葬礼过后，人们整理遗物，除了几件旧衣、一方石砚、一台省人力的算盘，再无可称值钱之物。连那根伴随他十年的铃铛拐杖，也被他嘱咐随身下葬。
有人统计，王季范北上二十二年，为中央提交文字材料近百万字，其中绝大多数与基础教育有关。他常说：“救国先救学；学兴则民智开，民智开则国运昌。”这句古拙却铿锵的话，如今留存在一纸泛黄的手札上，字迹瘦劲，落款仍是那个再朴素不过的署名——“季范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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