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夏天，辽宁瓦房店和平村有一位老人，他指着翻新过的周家旧宅对记者嘟囔说：高玉宝把周家写得太过于狠厉了。当这话传到86岁的作家高玉宝那里的时候，他只是摆摆手说：周扒皮是旧中国地主的集中性代表。一场跨越了六十年的争论，就这样轻描淡写地显露出历史叙事和个体记忆的永恒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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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家的后人对于故事和现实之间的错位存在纠结的情况。村民回忆周春富是周扒皮的原型，在生前是一个拥有百亩土地的普通富户，家里经营着油坊和小卖店，平日里舍不得多吃油，攒钱就是为了购买土地。在1947年进行土地改革的时候，他被划分为双富农，由于在国民党反攻期间索要过被分配的财产，从而成为了批斗的焦点。最终他死在了乱棍之下，其中一个罪名是偷葫芦。这种平淡的残酷，显然没有半夜学鸡叫那么具有戏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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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行为学为这场争议增添了纷扰，这是值得人们去思索玩味的。有研究者表示，公鸡打鸣是受到生物钟的控制的，不会被人的声音所引发。高玉宝在晚年被亲戚问真实性的时候，只是含糊地进行回答：我们这里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并不代表全国其他的地方不存在这样的情况。这样的一种回应，与其说这是狡辩，倒不如说这是显露出了民间故事和科学理性之间有着天然的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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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场争论的本质是历史书写权的博弈。高玉宝运用图画来宣泄自己童年时期的创伤，他没有想到很多符号会成为阶级教育的范本。周春富在批斗会上跪下，他更是没有料到自己的名字会作为剥削的代名词被写入教材。双方都是时代洪流中的碎片，却都得承受宏大叙事带来的重量。

或许真正的答案存在于和平村的鸡鸣里。每一天清晨公鸡依然依照生物钟打鸣。地面上的人曾经为半个世纪前的半夜鸡叫争论得面红耳赤，但是公鸡并不在乎这些情况。这种超越时代的自然规律，成为了最为公正的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