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下旬的一个午后，北平城里秋风微凉，前门大街上满是赶着去中南海报到的各路进京代表。就在这股热浪里，周恩来忙着筹组中央人民政府名单，文化部部长的人选始终悬而未决。毛泽东提出几个名字，却都因职务冲突难以落实。几番讨论，周恩来忽然想起在延安窑洞里彻夜谈文学、谈社会的那位身材颀长、总爱捧书边走边想的老朋友——茅盾。
茅盾彼时正在香山脚下一处简陋招待所里校订自己的旧稿，对官职毫无兴趣。周恩来登门，直言“想请你出掌文化部”。茅盾微笑婉拒，理由很朴素：写惯了小说，对行政不熟。周恩来不急，先寒暄，再谈新中国文化事业的空白与民众对精神粮食的期待。第二天，茅盾被请到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与周恩来同时在座。两位领导言辞恳切：“文化部长非你不可。”毛泽东又补充一句：“很多人想当，但我们更放心你。”一句“放心”击中了茅盾的责任感，他终于点头。
茅盾的妻子孔德沚当时也在北京，住进东四牌楼一处平房。新中国刚诞生，大街上“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标语贴得到处都是，她看着心里发痒——自己早在1925年就入党，忙过夜校、搞过妇运，如今怎能袖手旁观？可新家安顿、孩子上学、丈夫又要挑部长重担，她一时找不到突破口。
一天夜里，孔德沚陪茅盾在灯下整理文件。桌上摊着刚拟好的文化部机构草案，纸张散落一地。她忽然抬头，语气十分认真：“你忙不过来，我也该干点活。”茅盾叹口气，说部长家属不好随意开口。孔德沚却笃定：既然是革命同志，求职不算私事。翌晨，她换了件灰呢上衣，步行去了西花厅。
周恩来见到孔德沚，笑着请她坐下，亲自为她续茶。客套几句后，孔德沚直截了当：“总理，我想工作。”她只用了这简单七个字，没有多余铺陈。周恩来略一沉吟，眼神里闪过欣赏：一位闯过白色恐怖的老党员，讲话果断干脆。周恩来笑着回答：“行，这就安排。”随即补充：“最重要的任务，还是照顾好茅盾同志，让他放心抓文化建设。”这番话半是调侃，半是托付。
安排很快落实。孔德沚被聘为文化部机关顾问，职务不高，却能出入文件室、图书室，代茅盾做大量基础联络。她白天校阅公文，晚上替茅盾抄稿，偶尔还到全国妇联帮忙培训基层女干部。有人说这种工作听着“家属味”浓，她却笑道：“照顾部长，也是保卫文化生产线。”
那段岁月，文化部只有百余号人，却要为亿万群众策划出版、电影、戏剧种种事务，忙得脚不沾地。茅盾清瘦的身影常在办公室和出版社之间来回奔走，夜里回家仍拿着批示稿推敲词句。孔德沚用热汤和灯光守候，顺手递上一份统计表：“今天新发的戏曲整理目录在这，别忘了签字。”茅盾接过文件，心里稳当许多。
值得一提的是，孔德沚虽然名义上“照顾部长”，却极少以家属身份行事。一次编辑部求她走后门批海报纸，她当场推回：“流程在那，你们照章提。”木讷的年轻人涨红了脸，转身补手续。事后茅盾得知，对妻子竖起大拇指：“家教比部长命令还管用。”
1950年底，抗美援朝志愿军凯歌传来，京城气氛高涨。文化部策划“前线慰问文学作品选”，时间紧，稿件杂。茅盾主持初选，孔德沚带头审稿。她挑灯通宵，挑出三篇描写女卫生员的报告，标注“真实、泪点、士气”三词交给茅盾。出版后，部队来电致谢，称官兵读到“就像听到熟悉口音”。茅盾笑言：“这功劳该记在顾问头上。”
转眼1954年，茅盾被调任全国文联副主席。告别文化部那天，他在小礼堂作诀别讲话，提到幕后功臣，第一位便是孔德沚。会后几位年轻干部围住她，求经验。孔德沚摇头：“把每一张纸看作国家财产，把每一个字看作人民口粮，走对了路，经历自然就是经验。”
世事翻覆，茅盾后半生历经风云，但无论担任何职，他都维持每日清晨写作的习惯；无论遭遇何事，孔德沚总在桌角摆一盏热茶，守住那盏灯火。周恩来当年一句“可以安排”，安排的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对革命伴侣共同进退的舞台。
茅盾逝世前曾提笔写诗，短短数句收尾：“书卷万重，皆托妻手；灯前有影，可慰此生。”字迹已不如年轻时工整，却格外沉静。这首诗后来存于国家图书馆，批注栏里特意注明：首句“妻手”指孔德沚。光阴走远，纸上墨迹未褪，周恩来当年那笑言，依旧真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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