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7月的一天夜里，北京城的暑气仍未散去，中南海灯光通明。陈郁奉通知来到西花厅，刚一落座，周总理便开门见山：“广东那边同志指名要你，毛主席也同意了，中央决定调你南下。”短短一句话，为这位已在燃料工业部辛勤八年的部长揭开了全新篇章。
若把时间拨回1949年初，新中国刚刚宣布成立，煤炭年产量不足1400万吨，电力匮乏、石油近乎空白。临危受命的陈郁只带着一张草图、一支铅笔，便搭起了燃料工业部框架。两个月里，煤、电、油三大司相继成形；三年后，“旁氏—莱瓦克联合支柱法”等多种先进采煤法推广到全国主要矿区，当年煤炭产量翻番，局里流传一句口头禅——“陈部长下井，产量就涨”。
能源救急之余，他把目光放在几乎无人问津的技术教育。1951年，北京矿业学院挂牌，校舍是旧窑洞，设备靠拆迁厂房拼凑。陈郁却认准“技术是煤炭的另一条巷道”，跑遍各部委争取经费。四年内，学院实验楼、图书馆、矿井模拟大厅相继落成，直至1955年卸任院长，他仍每周听一次课程汇报。
如此履历，让周总理坦言“舍不得”，为何仍要调离？答案埋在更早的岁月。1901年，陈郁出生于深圳盐田一户海员工人家，11岁漂到香港学徒，20岁便在“亚洲皇后号”轮船上组织海员入会。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他领着伙计跳上驳船堵港口；1927年广州起义，他指挥工人赤卫队攻占公安局。广东工人对这位“老大哥”记忆深刻。1958年夏，广东省委、广州市委联名致电中央，点名请陈郁回粤，理由只有一句：“群众信服”。中央慎重权衡后拍板。
回到广东，陈郁第一件事是重新丈量家乡。珠三角水网密布，轻工底子厚，却缺钢缺电。他提出“轻重并举、外向带内向”，广州市区加快缫丝、制糖、印染改造，同时在韶关和肇庆布局冶金、电力。省内有人担心“钱撒得太散”，陈郁回答直白：“有港澳市场在，轻工业一天不停，重工业才有粮草。”年底，广州对外出口额比上年增长三成，轻工业盈利反哺省电网建设，一举两得。
有意思的是，他对“窗口”二字的执念远超旁人。1959年春，他在流花湖畔画下一排展馆雏形，提出举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方案递到北京，外贸部反馈“口号好，钱难办”。陈郁以五页纸测算出“赚外汇十年可回本”，最终敲定新中国第一个常设对外交易平台。三年后，广交会正式使用“大鹏展翅”标识，广东轻工产品批量走向世界。
1963年，南粤大地遭遇百年干旱，香港淡水告急。深夜电话接通省委，陈郁一句“修渠，抽东江水”，第二天亲赴工地。东深供水工程投入一万人，资金三千余万。有人心疼预算，他只回一句：“缺水不行，日子更难过。”不到一年，淡水送抵九龙石湖墟，香港媒体称那条管道为“救命龙脉”。
多年来，陈郁身体早已透支，胃病、咳喘轮番袭来。他常把枕头搬进办公室，身边人劝他回广州小住，他摇摇头：“报告还没批，矿区等着电。”1974年3月21日，病榻上的陈郁仍惦念海上石油钻探。医护请他休息，他摆手示意递来珠江口勘探图。数小时后心脏停止跳动，终年七十三岁。
从赤卫队战士到部长，再到省长，陈郁一生与矿井、航道、水渠为伍。他曾说过一句朴素的话，“有命在，就去干”。这句话没什么豪言壮语，却在一桩桩看似平常的决策中，留下了不可抹去的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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