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2月29日的长沙，北风卷着枯叶在烈士公园打旋。一个瘦高的老人刚走出耒阳劳改场不到二十四小时，风尘仆仆地穿过东牌楼，脚步却比年轻人还快。老人正是洪宗扬。见到前来迎接的谭木兰，他只说了短短一句：“活着走出来，全靠三个人。”声音嘶哑，却铿锵。
“谁？”谭木兰追问。洪宗扬抬手，指了指远处高耸的纪念塔：“共产党、周总理，还有你父亲谭余保。”这句话，成了久别重逢的开场，也把两人共同经历的年代陡然拉回二十三年前的那场刑场风波。
1952年4月，长沙郊外的石坝岭刑场阴云低垂。镇反运动进入高峰，身负“私藏枪支、屠害烈士”两项重罪的洪宗扬被押赴行刑。绑绳勒得他双臂生疼，脚镣撞击发出刺耳铁响。就在监斩官手持执行令向前迈步时，一个身披灰布大衣的年轻女子冲破警戒线，扑倒在洪宗扬身前，高喊“不准行刑！”
那人正是谭木兰。她报出身份，提到“请示周总理”五个字，令刑场暂时静止。监斩官电话直通湖南省政府，新任省主席谭余保火速赶到。父女当场争执，谭余保甚至甩出了耳光，但仍勒令暂停行刑，决定将案卷上报中央。自此，一条命悬一线的案子被重新审查。
案卷送到北京后，周恩来翻阅多份旧档：洪宗扬黄埔二期出身，1927年曾秘密加入过中共，后在湘东铲共义勇队担任总队长。抗战初期，他暗中放走多名地下党员，并留下枪支数十支。根据这些新情况，1952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批复改判：死缓，交湖南监管。洪宗扬躲过鬼门关。
洪、谭之间的渊源，要追溯到1936年冬的井冈山余脉。那夜棋盘山突围，七岁的谭木兰被白军搜捕。洪宗扬手下营长许成生认出小女孩，意图邀功请赏。洪宗扬思索片刻，转而把谭木兰收为义女，改名洪木兰，“对外称是妻子何文秀所生”。从此，两人缘分被铁血烽烟牢牢绑定。
再往前，1922年出生的谭木兰家破人亡后，历经两月赤脚寻父，才在永新县街头撞见正在布防的谭余保。毛泽东在列宁小学摸着她头说：“孩子是红军的骄子。”那年，她只有九岁。此后她常背盐穿封锁线，夜里巡哨报讯，成为最年幼的女红军游击兵。
1938年春节，国共合作抗日。谭余保率队赴攸县谈判，恰与洪宗扬部同驻。父女失散两年，重逢于县党部前厅。洪宗扬居中调停，协议落笔“合作抗日、释放政治犯”。再分手时，谭木兰留在义父家读书。表面敌我，私下却师友情深，成为日后免死变局的伏笔。
1949年后，新政权在湖南建立。谭木兰被送进华中革大学习，毕业后进省公安厅。洪宗扬则散了旧部，回漕泊乡务农。1950年镇反拉网，他因档案记录与私存武器被捕。谭木兰得讯，三赴监狱求见未果，最终铤而走险闯入刑场。此事震动北京，周恩来批示“可不杀，另案处理”。
入狱十九年，洪宗扬在耒阳煤矿劳改场铲煤、押车、修铁路。逢年过节，谭木兰总拎着腊肉、棉衣赶去探视，同事打趣她“认反革命当爹”，她只淡淡回一句：“救命之恩，不敢忘。”1954年，她与中学教师陈福汉成婚。婚宴桌上，一块印有“木兰赠父”字样的毛巾，是洪宗扬托狱警送来的贺礼。
1965年起，全国大赦工作启动，但凡“功过相抵、表现良好”的老黄埔生有望减刑。洪宗扬因体弱被转入监区食堂，负责劈柴做饭。1975年12月，国务院特赦令下达，其名列湖南第一批。获释那天，监区干事祝英对他说：“去看看你那闯刑场的女儿吧。”洪宗扬连夜坐上慢车，清晨抵长沙。
烈士公园湖面结着薄冰。洪宗扬与谭木兰在九曲桥头站定，老人眼眶通红：“周总理救了我，谭余保救了我，你也救了我。”谭木兰没说话，只递上一件深灰色呢大衣。风更冷了，大衣却暖。
1978年，谭余保赴京治病。洪宗扬带着自种的香芋进北京医院探望，用攸县口音劝他少操心公事。1980年1月22日，谭余保病逝，享年八十一岁。守灵那夜，洪宗扬端坐一角，双手合十，像对首长，又像对亲兄长。
1986年，洪宗扬受聘攸县政协委员，为统战工作跑前忙后。七年后，老人病逝，终年九十三岁。骨灰安放湖南省革命公墓，墓碑旁紧挨谭余保。碑文写着：“两父，同女，共历风云。”
现在的茶陵洮水村，新宅林立。谭家的老柿子树依旧枝繁叶茂，每到秋末挂满红灯笼。清明时节，墓园总会出现一个满头银发的老太太。她在两座墓间来回摆放菊花，动作缓慢，却从未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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