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传到重庆军区，值班参谋马上联想到一个失踪二十六年的名字——杨汉秀。事实上，从1950年起，西南局档案室里关于这位地下党员的查询函就没断过，但始终无果。带着手铐的女尸、歌乐山、模糊的时间点，这几个要素重叠在一起，让最谨慎的情报人员也不敢掉以轻心。
当年春风得意的杨府小姐，为何会横死荒山？线索得从1912年说起。那一年，四川阆中一户豪门诞下一女，取名汉秀。父亲杨永池是军阀杨森的胞弟，金钱与势力唾手可得。照理讲，这样的家境足以把孩子捧成“嬌闺玉人”，可杨汉秀却偏偏喜欢往兵营跑，蹲在角落听士兵聊天，常被管家训得眼泪汪汪。
1926年8月，万县江面发生英轮撞船事件，46名川军溺亡，巨额军饷沉江。民愤陡起，杨森借题发挥，扣船掐航道。就在街头风声最紧的时候，十四岁的杨汉秀偷偷混进请愿队伍，高举“反帝”木牌喊破嗓子。她第一次见到朱德，也第一次听到“无产阶级”这个新名词。
朱德回忆里提过一个细节：那个扎着麻花辫的姑娘一口气问了七个问题，全是关于“工农为什么要闹革命”。朱德笑着摸她脑袋：“因为他们穷得只剩一条命。”短短一句，彻底点燃了少女的心。
抗战全面爆发后，杨汉秀的生活被迫拐弯。丈夫赵致和病逝，留下两个孩子，家道中落。1938年冬，她跨省千里奔赴延安，用九个半月才抵达枣园。那年她26岁，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短棉袄，见到朱德激动得只会傻笑。自此改名“吴铭”，含义是“勿忘使命”。
延安整风期间，因为出身问题，她三次递交申请表都被搁置，却从未抱怨。有人半夜打趣：“大小姐不嫌委屈？”她甩下一句：“革命要脸做什么。”粗糙却有力。1942年3月，她终于宣誓入党，年龄三十整。
日本投降后，中央要求她回川东做统战。1946年3月25日，周恩来乘军调处飞机返渝，特意留了个座位给她。飞机落地沙坪坝机场时，周恩来拍拍她肩膀：“把川东的牌局重新洗洗，看你能不能亮出好牌。”这句话后来成为杨汉秀对友人提及最多的勉励。
回到渠县，她先卖田地筹钱，又在城内修礼堂，让左翼青年有了公开聚会的去处。名气越大，军统越忌惮。1947年5月，她第一次被捕。审讯室里，竹签、辣椒水轮番上阵，她始终闭口不谈组织。特务恼羞不已，只得无罪释放。
1948年冬，第二次逮捕来得猝不及防。渣滓洞女牢潮湿阴冷，地上常年有一寸水。狱中难友回忆，她常把亲属送来的饼干分给别人，自己啃发霉的窝头。凭着“杨森侄女”这层关系，她向所长抗议多次，为同伴争取火柴和棉被。那间牢房里，年长者叫她“小吴”，年幼者改口“吴妈妈”。
1949年春，渝城物价飞涨，学生游行不断。杨森以市长身份四处拆东墙补西墙，既怕民变，又防共军南下。4月初，他把杨汉秀从监里保外就医，寄望侄女能给他探口气。不料刚见面就被劈头问：“你打算让多少重庆人陪你陪葬？”杨森脸色铁青，随即安排便衣盯人。
同年9月2日夜，重庆江北发生大火，民房烧成火海。报纸翌日称“共党纵火”，而知情人都明白是特务自导自演。杨汉秀怒斥“栽赃！” 她的吼声传到杨森耳里，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稻草。17日深夜，杨森密令军统特务“就地解决”。
拂晓之前，一辆黑色轿车停在红岩村口。车门打开，两名特务以绳索勒颈，三分钟内结束了她的生命。尸体被抬到歌乐山金山破，草草掩埋，连夜回城销毁记录。自此，档案上的姓名被无情地写上“去向不明”。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三次下发“追寻杨汉秀同志”通知，调查组走遍川渝山沟，却始终没人能指出准确地点。若不是1975年那场久旱，谁也想不到泥土会把秘密吐露出来。
专家赶到现场，用细筛筛出纽扣残片、皮带扣和日记本耐磨铜角。铜角内侧刻着“铭”字，扣环背面有“民三一二”编号——正对应杨森卫队的军装序列。经多方对照，骨骼年龄、家族牙列特征与杨汉秀完全吻合。尘封二十六年的谜底至此揭开。
当年秋分，重庆烈士墓新添一块碑，碑文只写八个字：“吴铭——杨汉秀烈士”。无花圈，无誓词，现场站满灰发老兵。有人捻着帽檐低声道：“她总算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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