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5月的一个傍晚，丰泽园里最后一缕阳光刚落进荷花池，勤政殿洗衣房却还亮着灯。几位女同志看着一件袖肘处已经缝得密不透风的木薯棉睡衣犯难——它身上足足有六十七块补丁，水里一提就要撕开口子。

他们把睡衣递给理发师周福明时，小声嘀咕：“再洗就成碎布了，换新的吧。”周福明点头，可心里也打鼓——这件睡衣的主人是毛泽东。过去两年，他三次提换衣服，主席总说“再穿穿”。

晚餐桌上恰好看到那睡衣。毛泽东夹起一片雪里蕻，神情轻松。周福明趁机劝道：“主席，这衣服真该退休了。”毛泽东放下筷子：“国家还在困难期，我补着不行？”周福明脱口：“可您是主席。”毛泽东挑眉：“我是人民中的一员，衣服坏了就补，规矩应一样。”话音不高，却压得屋里静得能听见风扇声。

这种俭朴并非偶然。一条在1935年长征途中盖过的军毯，他1949年赴北平时仍带着；郭沫若送的手表，零件坏了也让机要秘书去旧货柜台配；一只火柴盒用了半年，扔之前要确认再也塞不进火柴棍。

节俭最直观的地方，是贴身衣物。毛泽东常年穿肥大的睡衣办公，草拟文件、批阅公文都在床上完成。胳膊肘支在枕头边，日子久了，袖管先磨破。补丁一层盖一层，颜色深浅参差，像地图。袜子也同理。卫士李银桥每逢外事场合都得提醒：“主席，腿别翘太高。”

外人或许难以想象：这一国领袖曾因衣服补丁多而找不到“体面装”。有一次要接见民主党派人士，李银桥翻遍箱柜，没挑出补丁少的，只好把最“整齐”的那件熨平交差。

周福明与毛泽东的缘分，得追溯到1959年12月26日。那天杭州王庄南屏晚钟室内泳池边，毛泽东第一次见到这个二十来岁的扬州理发师。主席故意闲话家常：“小周是哪三个字？”“周总理的周，幸福的福，光明的明。”毛泽东笑说：“有福有光明，好名字。”三十分钟后理发完毕，毛泽东下水游泳，周福明却改写了命运。

三个月后，主席再到杭州，一句“跟我去北京吧”让周福明从西子湖畔入住中南海。起初工作单一，两三天理一次发。毛泽东见他空闲，布置了第一项任务：“走遍北京的名胜古迹，了解历史。”故宫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的传说，就是那时在理发椅上细细聊出的。

不久，又有新任务——到北京饭店理发室学按摩推拿以及女发造型，照顾江青、李敏、李讷。推拿对他是全新领域，只能硬着头皮练。半个月后，毛泽东理完发，周福明按住几处穴位，主席闭眼点头：“手劲不错。”

理发只是表面功夫，更难的是随行观察。毛泽东习惯随身带一本旧线装册子，走廊转弯处、会客厅沙发、甚至飞机座椅都可能铺开圈注。周福明发现，只要文件需要，主席穿睡衣也会见工作人员，改稿到凌晨三四点是常态。

也正因如此，衣物磨损快。右肘补丁最多，袜跟次之。1973年一次外宾会上，灯光刺眼，主席刚抬腿，就被周福明轻轻按下裤脚。外宾并不知情，但在场服务人员心跳骤停，好在有惊无险。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延安时期留下的灰军装，更是传奇。衣服补得像硬纸板，李银桥想处理掉，毛泽东两手抚平褶皱：“它陪我开过洛川会议，不能丢。”最终裁成布片，专门留来加补丁。

1976年9月9日零点十分，毛泽东逝世。噩耗传来，中南海走廊灯火彻夜未熄。周福明抱着理发工具箱失声痛哭，随后向组织提出请求：为主席最后一次理发、修面。凌晨三点，审批通过。他走进水晶棺临时停放处，看见主席头发微乱，那是医护在病危期用手术剪匆匆修过的痕迹。刀片贴近鬓角时，周福明想起主席说过的那句：“我办我的公，你办你的公。”手不由自主颤了下，随即稳住。剪刀合拢的咔嚓声，在静室里清晰而悠长。

理完发，他把那把用了十七年的剃刀重新收进盒子，没有多余动作，也没有离别告白。对他而言，主席并未走远，只是换了个地方办公，那件缝了六十七块补丁的睡衣或许还在柜里静静叠放，见证一段简朴至极的领袖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