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18日入夜,前门箭楼下的青石路湿漉漉的,秋雨把灯影拉成了碎银。正在值夜的警卫连战士韩勇,忽听南纸胡同里传来凄厉的哭喊。他拔腿冲进去,只见一名十七八岁的姑娘衣衫褴褛、满身血痕,跌跌撞撞地逃出,而身后一名油头粉面的老鸨挥舞皮鞭,边追边骂。
“让开!别多管闲事,我家老板罩着我!”老鸨双目圆瞪。韩勇挡在姑娘前面,顺手夺下皮鞭,“北平已经换了天,你那套靠不住。”两句交锋不过数十秒,却把青帮在城内的嚣张揭了个底朝天。姑娘被送往医院,韩勇详细写下笔录。第二天,一份注明“疑涉刘翔亭”的报告摆上北京市公安局长罗瑞卿的案头。
这并非第一桩类似事件。自和平解放那年初夏起,市局陆续接到群众举报:暗娼重现、赌场复燃、地痞横行。负责“收保护费”的,多是外号“四霸天”的青帮头目。刘翔亭在北城,张德泉在东城,福德成盘踞西门,孙永珍守在南段,四人分疆裂土,甚至公然挂出“青洪武馆”招牌。
追溯青帮之名,得先回到晚清河运。大运河粮船靠码头,水手聚而成伙,自认“青皮”,久而久之结成帮会。原本也替官府护粮、替乡民打贼,可钱口一断便滑向暗道。辛亥之后,各地帮派按地盘拆分,上海滩杜月笙最善钻营,被裹挟进租界经济;北平这一支却粗蛮得多,直接将戏园子、茶馆、堂会全部变成抽头场子。
1949年6月,毛泽东在香山会见罗瑞卿,曾提到北平社会秩序问题。“旧账一定要算,新规矩必须立。”罗瑞卿记下这句话,回局后暗设专案小组。可查案越深越棘手:刘翔亭不只是“北霸”,他还是一贯道北城坛主,手下不见刀枪,却靠谣言蛊惑万民。
1950年7月,一句“夜里有人割男子肾、掏孩童肠”的怪话从涿州传到顺义。短短半月,河北、山西、内蒙古十几县陷入恐慌,买手电、守夜更是家家户户。专案组追根溯源,发现谣言的源头就在刘翔亭的“供奉堂”,口号是“交五斗米保平安”。交钱不识字的农人排成长队,一贯道趁机扩员。
数字翻检令人吃惊:仅北京城就有“三坛二十堂”近一千三百名成员,外围群众更难计数。罗瑞卿将详案电呈中南海。毛泽东批示:黑道、邪会,一并铲除;打得稳、准、狠。批示次日,北京、天津、保定、石家庄同步收网,称作“九·五行动”。
短短两周,首都逮捕涉黑嫌疑人六百余名,收缴手枪二十八支、长短刀具三百余把,暂扣赃款黄金两百两。到了10月,四霸天先后落网。张德泉被捕时仍叫嚣“我跟国民党有交情”,可那些所谓后台早已弃城而去;孙永珍藏在陶然亭一处鸦片窝,毒具堆满地板;福德成企图自焚,消防队破门而入才救下活口。
刘翔亭最难缠,他在德胜门外三道暗井中翻爬逃窜,拖延数小时,终因体力不支就擒。押解途中,一个干儿子赵清泉高喊:“我有话说!”原来赵看见城门贴满揭发布告,担心被群众揪出,主动交代师父如何利用谣言吸金。那一刻,专案组掌握了最后一环证据链。
同年冬,北京市总工会、妇联、教育局联合发起扫盲夜校。要求工人识两千字、农民识一千字,“夫妻对读”小册子印了两百万份。不少黑帮遗留妓女也被送进教养院,边治病边识字。有人第一次写下自己的名字,眼眶通红。知识的光亮,正是对谣言最好的解毒剂。
1951年5月16日,天坛祈年殿前,“控诉四霸大会”挤满三万余人。受害者站在台上,揭开一道道伤疤。有人高喊:“枪毙!”情绪炽烈却井然。两天后,市政府核准死刑执行,张德泉、福德成、袁文会等当场伏法,刘翔亭因另涉一贯道案,另押顺义刑场,四声枪响定案。
随着判决书贴满城墙,北平的夜空安静多了。劫匪不敢再设暗卡,暗娼窝点被封,街头只剩新成立的民兵队轮流执勤。更重要的,是谣言不再有市场——上过夜校的人,会自己读报、看布告,“偷肠割胆”那一套再吓不到他们。
青帮自此散伙,一贯道在京津地区的组织网络也被连根拔起。黑夜与恐慌被推到城外,留下一个新秩序:法律说话、人民当家。这正是1949年那句“必须铲除”的真正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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