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2月10日，京城夜色沉沉，最高人民法院的窗户透出孤单的灯光。写字台前，七十五岁的谢觉哉披着灰呢大衣，盯着一封从甘肃寄来的求救信。
“案卷明早全部送来。”他把信摊在桌上，声音不高，却句句铿锵。警卫员应声而去，屋里只剩炉火轻响。
那封信出自一位哈萨克族防疫医生。因为推广“驱梅注射”，他被扣上“破坏民族政策”的帽子，判刑十年。信中字句恳切，陈述自己工作的全部过程与数据，希望得到复查。
劳累的眼神瞬间变得尖锐。对谢觉哉来说，公平二字，比休息更重。“案件疑点太多，不亲自过问，我心不安。”他在日记里留下这样一行钩划。
翻开谢觉哉的履历，年号与战火交织。1884年生于湖南宁乡，早年执教省立一师。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途中，与徐特立、林伯渠、董必武并称“长征四老”。
1935年底抵达陕北，党中央设置内务部，他被推举为第一任部长。那年他五十一岁，头发已花白，脚步依旧疾速。
内务部外，常有妇女排长队。“婚姻自由不能变成儿戏。”他接到一桩怪案：某女三婚三离，又与第四任丈夫大打出手。谢觉哉逐一询问，两人确实难以相处，于是劝男方放手，同时告诫女方“这回是最后一次”，双方点头。
婚姻纠纷处理完，他立刻写出“接访轮值制”。所有干部，每周必须面对群众一次。“坐在屋里批文件，不如到门口听吵嚷。”几天后，一名上访者被警卫拦下，他闻讯赶来，“情况可先了解，门却不可关。”
1957年盛夏，他回乡探望。放眼望去，昔日浓绿的大小山头，被剃成光秃“和尚头”。“谁准你们这样砍？”他追问基层干部。一阵沉默后，有人小声提醒：“您家后山也被砍了几棵。”原来儿媳、孙媳因与邻里赌气，挥斧泄愤。
谢觉哉当场表态：亲属也照章处理。没收木材、罚款二十元，还要在社员代表大会作检讨。他亲自陪同，两位晚辈站在堂前，红着脸认错，而他也低头朗读自拟的检讨。消息传开，村里谁也不再说“干部护短”。
对自家孩子，他同样不留情面。三年困难时期，小儿子在商店没买到皮鞋，抱怨国家供应不足。他沉声提醒：“我1937年在兰州公干得到第一双皮鞋，直到50年代初接待外宾，才买第二双。缺的不只是鞋，想想乡下缺油的日子。”
供给制改为工资制后，秘书高世文因名额所限只定为行政十五级，心里不平。“国家的口袋也瘪着呀。”谢觉哉拍拍他肩膀。第二天，高世文主动要求别提调级。
延安的冬夜同样留下他的身影。窑洞里炭火渐旺，他却常把半盆红炭挑出，用水浇灭，稍冷再点。“木炭从山上来，多烧一块，多伐一枝。”警卫员听得直皱眉，无奈做了。
信守细节，也敢啃硬骨头。1961年春，甘肃案卷被全部调来。时间、地点、疫区资料、注射剂量，逐页核对。派员赴甘南实地走访，他自己则整理证据链。数月后，最高人民法院下达再审决定，认定原判事实不清，程序失当。1963年，那位医生获释回乡。
1971年6月15日，谢觉哉病逝北京，终年八十七岁。噩耗传到机关，同事轻抚办公桌，仍能摸到他常用的放大镜与那只旧墨水瓶。铜牌上“谢觉哉”三个字，静静映着走廊灯光，人们想起他的叮嘱——“执法者，先正己，后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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