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3月4日下午，延安城外的机场被冷风刮得沙尘漫天，机舱门一开，张治中对着迎上来的毛泽东轻轻一拱手，笑道：“我第三次来了。”一句轻松的自我介绍，让原本紧绷的气氛一下子活络。谁也没想到，就在当晚的宴会上，他那句“将来写历史时别忘了写我三到延安”竟会引来毛泽东的反问：“为什么只三次？”

要读懂这场看似轻描淡写的问答，必须把时钟拨回到第一次“到延安”。1945年8月27日，抗战刚胜利不到半个月，蒋介石接连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赴渝商谈国是。延安方面慎之又慎，周恩来索性把张治中叫到窑洞，直言不讳：“安全最要紧。”张治中知道自己这趟接人任务并不好办，仍拍着桌子给周恩来吃了定心丸：“有苏、美两家盯着，蒋委员长也不敢乱来。”

28日清晨，张治中和美国驻华特使赫尔利同机返渝，毛泽东随行。落地后，张治中的桂园官邸被彻底腾空，侍卫也是他亲手挑的老部下。毛泽东幽默一句：“我是中国人，住美国招待所不像话。”双方一拍即合，桂园由此成了重庆谈判的核心见证地。

43天唇枪舌剑，政治协商同盟草案千锤百炼。10月10日，双十协定签字，巨幅条幅挂起时，张治中却没露出多少笑容——他看得明白：纸面承诺远比不上枪栓保险稳当。翌日凌晨，他和周恩来一道护送毛泽东返延安，这是他的第二次到访。清晨的黄土高坡，窑洞里灯火未灭，毛泽东握着张治中的手，反复道谢，言辞不多，却显出彼此信任。

然而协定墨迹未干，国内战事又起。1946年初，马歇尔飞抵南京调停国共冲突，张治中作为政府军事代表与周恩来再次肩并肩。就是在这一轮，“三到延安”的故事完成闭环。飞机落地后，张治中看着窑洞前早早设好的欢迎横幅，心底竟起了些莫名亲切。他玩笑开得爽快，却仍悄悄扫视四周警卫布置——第三次，比前两次更怕闪失。

宴会上，毛泽东一席开场白感谢三位将军“帮助中国民主团结统一”，话音方落，张治中即刻回应，回顾前两次到延安的“热血”“紧张”，所有宾客被他的幽默逗得频频举杯。等他说完“历史别忘了写我三到延安”后，毛泽东顺势追问：“以后怕还要来，为何止步三次？”张治中略一沉吟，半是调侃半是真情：“和平真实现了，你们也要南下，延安就用不着我再跑。”现场爆发笑声，尴尬却没滋生，反倒显得格外真诚。

张治中的“和平将军”名号由来已久。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他留下一封遗书奔赴前线；1935年却又把在英国求学的女儿召回，只因“国难当头”。立场或许摇摆，但民族大义始终清晰。这种立场，让他在1938年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时恢复与中共的联络，也让蒋介石在1945年不得不用他去接毛泽东——能被双方都信任的人，本就稀有。

1949年春，北平紫禁城的杏花开得早。政协筹备会议上，国名仍悬而未决。毛泽东递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时，会场议论纷纷。张治中站起，说了一句：“’共和’已含民主之义，何必叠字？”人群顿时安静。数日酝酿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固定下来。几个月后，他又在国旗方案上“唱反调”，指出“三横杠”埋下误解隐患。毛泽东本倾向那一案，却在深思后改口，最末拍板五星红旗。参与讨论者后来感慨：“要不是张公锲而不舍，也许升到天安门城楼的就不是今天这面旗。”

再把镜头快进到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结束不久，张治中递上《关于代表和委员定期视察地方的建议》。文件辗转到毛泽东案头，他批示“可行”，并将范围扩大至政协，地方各级随后跟进。此后“视察制度”成为常态化监督渠道，甚至延续至今。一桩桩建言，让张治中在政坛保有独特身位：不掌大权，却分量十足。

当然，他与毛泽东的交往并非全是轻松对话。1947年国共和谈屡屡受挫，他被夹在中间，既要向蒋介石解释中共立场，又得冒着被猜疑的风险与周恩来保持联络。一次深夜通话，蒋介石声音沙哑：“文白，你是不是变了心？”张治中握着电话沉默数秒，只回一句：“为中国好，这点没变。”放下话筒，他自嘲地摇头，却仍继续奔走。

1955年，他在北京医院做手术，毛泽东送来花篮，卡片上写着八个字：“文白作和，劳苦功高。”张治中读罢，轻声说：“他总记得。”没多久，他提笔给毛泽东写信，言辞恳切，希望在国际场合多陈述和平主张。信件送出三日，毛泽东批示：“悉照办理。”简单四字，张治中心中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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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年那句“为什么只三到延安”，张治中后来向友人笑谈：“如果再有第四次，第五次，那就证明和平失败了。”言语看似潇洒，实际蕴含深切忧虑。所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终究没再踏上那片黄土高坡。这既印证了他的愿望，也成了两人惺惺相惜的注脚。

张治中1971年病逝北京，毛泽东批示悼词用了“鞠躬尽瘁”四字。人们也许记得他“三到延安”的轶事，记得他在桂园为毛泽东安排的那张竹躺椅，却不一定了解那些看不见的往返电报、夜半长谈。热中求和平，是他毕生的执念；能得对手信任，是难得的荣誉。那句玩笑与反问，看似闲笔，实则映出一个时代极罕见的政治默契——张治中想把“到延安”停留在三次，毛泽东则愿意留出更多次的可能。二人念兹在兹的，都是“别让谈判只停在谈判”。

岁月更迭，桂园老树依旧，延河水依旧。有关“和平将军”的传闻还在流传，但那句玩笑和随之而来的疑惑，早已锁进了1946年那个春夜的灯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