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深冬，北京协和医院对面的灯火彻夜未熄。中央监察委员会正连夜审理一桩大案，主持会议的，是一位面色清瘦、声音铿锵的女部长。她轻敲桌面，盯住被调查人：“数字对不上，就请回家重新算。”一句话，满屋子噤声。参会干部低声嘀咕：“女包公发话，谁敢糊弄？”这场景，把钱瑛铁面无私的形象钉在了许多人的记忆里。
如此凌厉的作风，得益于她早年在血与火中磨出的胆识。1903年5月，湖北成宁农村的破旧瓦屋里，一个女婴啼哭声划破黎明。父亲远走日本加入同盟会，后客死异乡，家境转瞬坠入贫寒。母亲靠浆洗度日，却坚持让孩子识字。钱瑛四岁前没进过学堂，却已能背《古诗十九首》。乡邻称她“钱六姐再世”，那是当地传奇才女的美誉。
命运并不温柔。十五岁那年，家族擅自包办婚姻，她拔剪直戳喉咙，鲜血染红衣襟。幸好救治及时，但脖颈上那道疤，终生未褪。母亲这才点头，让她去武汉读湖北女师。1927年春，武昌城头风云动荡，钱瑛在教室外的小园里宣誓入团，不到半年转为党员。她抬头看新月，暗暗想着：此生只向红旗走。
此前后，她被派往九江总工会组织部。白色恐怖骤起，她拖到最后一刻才跳窗脱险。广州起义失败后，钱瑛误上人贩子船，见船舱满是失色妇女，她二话不说扑通落水。幸运渔民救起她，她在客栈用手帕自写仿《木兰辞》充作身世，骗过了疑心的乘警。几番辗转，终在香港与党组织会合。
1928年去上海出任总工会秘书，她遇见谭寿林。两人12月登记，婚宴只有热茶与烧饼。新婚不到百日，组织让她赴莫斯科。1931年春返国，两人刚重逢便申请去洪湖苏区。计划赶不上变化，上海遭破坏，谭寿林自请留下。4月被捕，5月就义于雨花台，年仅三十五；消息传到洪湖，钱瑛沉默良久，只说一句：“敌人怕的，正是我们要做的。”
苏区失守，她孤身乞讨化装跛妇，偷越封锁线到汉口，再潜往上海。国民党报纸把她写成“贞姑”“共匪钱秀英已毙”，她翻报纸哈哈大笑：“好，省得我再躲。”1933年被叛徒出卖逮捕，她法庭上痛斥特务，甩手便是一记耳光。南京模范监狱内，她用“彭友姑”假名，带头绝食四次；档案评价为“思想顽固”。
“七七事变”后，周恩来反复交涉，1937年9月她获释。南方局、西南工委、重庆局……钱瑛的足迹紧贴党的最危险岗位。1943年延安整风，“抢救”运动风声鹤唳，她硬是两次走进社会部为地下党员辩护。有人劝她“谨慎点”，她淡淡一句：“要死早死在牢里了。”
1949年后，中央监察委员会与政务院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钱瑛成为新中国首位监察部长。她梳一根发髻，常穿旧粗布军大衣，下乡查案从不提前打招呼。“案子不弄清，我睡不着。”这是同事们听得最多的牢骚。她查处过贪污巨案，也纠正过错判冤案，动辄否定“已批文件”，得罪不少人。“我们不讲，谁还讲？”她对老战友的这句叹息，至今仍在档案里压着红线批示。
工作之外，她守着雨花台烈士陵园寄来的瓦罐骨灰，从未再婚。有人劝她找个伴，她摇头：“情分已尽于一炬烈火。”一句话堵住好事者的嘴。
1972年春，连续奔波的身体终于亮红灯。日坛医院确诊肺癌，主治医师劝她静养，她反问：“文件怎么批？”病床成了临时案头。1973年7月26日凌晨，她停止呼吸。遗物里只有一部袖珍《刑法草案》、数件补丁衬衣和那块写满仿《木兰辞》的旧手帕。
钱瑛的一生，没有壮丽辞章，只有冰冷监牢、风浪江河和厚厚卷宗。铁面与柔肠并存，使她的名字在党风纪史册上透着寒光，却也透着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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